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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认为，在俄罗斯，权力的政治标准（例如，军队中的政委，与工业部门有关的党的监督职能）已经变得十分冷酷无情；它甚至以牺牲广大技术专家和身经百战的军官为代价（例如，叶佐夫大清洗运动，这场令人恐惧的1937—1938年清洗运动在当时由秘密警察领导者叶佐夫的名字命名）。独裁者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专横地介入管理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导致了一种不安全状态，它使得要继续维持现行社会制度变得困难。摩尔感到，现在的选择只能在“卑躬屈膝的合理性”和传统主义之间进行，或者只能是二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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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联有意于搞工业化，合理化因素很可能会逐渐成为更深地扎根于社会的一个因素：这将意味着技能标准将替代政治决定，工作将根据技能大小来进行安排，职业期望将具有较高程度的稳定性，而家庭特权可能会传授给子女。反过来，工业管理者、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权力和威望将会上升，并且对由“控制”机器——党和秘密警察——把持的权力和威望的分享将逐渐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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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主义方向上的一种选择性演变将意味着党和军队仍将居于统治地位。摩尔认为那种演变在政治上“多少是更加可行的”，但是，随着官僚体制内部的私人小宗派和机构逐渐成为此类忠诚的焦点，专横的干预将消失。这种发展也蕴含着地方自治的兴起和对创新和变革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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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抉择似乎是可行的，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庞大“分权”方案具有意义，那么其意义似乎在于重新肯定在处理经济事务中的政治标准，而不是确立经济合理性。像理查德•洛温塔尔（Richard Lowenthal）[28]指出那样[29]，真正的经济分散经营就会使党处于经济活动的附庸地位。尽管有些管理者被吸收入党，但是管理者和党组织书记之间的职能分工已经成为冲突的根源；并且这种状态为马林科夫（Malenkov）[30]所利用，以此来支持管理团体。赫鲁晓夫的力量一直在党组织部门，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旨在建立一个职能联合体，在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层面上，党组织靠那个联合体来负责经济工作计划。正如洛温塔尔得出的结论那样：“是‘不合理的’赫鲁晓夫及其党的首脑们，而不是‘合理的’马林科夫及其管理者和经济管理部门，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个党的体制的自我保护逻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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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摩尔是正确的，那么这种逻辑也可以导致经济危机；但是，这还有待于证实。摩尔所做的工作是关注首先作为一项“强制性工业化”职能的苏联的发展，而不是作为一项马克思主义甚至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职能的发展。正像国内权力斗争或斯大林对巩固其统治的渴望一样，摩尔把斯大林的镇压看做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这个主题也引起了像雷蒙•阿隆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32]那样具有不同观点的作者的日益关注，并且成为爱德华•哈莱特•卡尔[33]对苏维埃历史作出诠释性分析的核心。[34]它的优点在于——这是探讨苏联问题其他著作没有的优点——它思考了一旦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后，苏维埃社会将出现的各种可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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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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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主义理论。艾萨克•多伊彻对其作了最直接表述，这种方法勾画了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的苏维埃发展理论：生产力水平对行为的可能性始终起着限制作用。这个理论主张，斯大林专政统治是一个历史“必然”阶段，因此它战胜了大众对工业化的抗拒；这个理论进一步主张，然而，一旦这个社会阶段得到完成之后，这个专政机器将“陷入”与经济发展之新的更高阶段的要求的“社会冲突之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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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多伊彻的说法——在爱德华•哈莱特•卡尔著作中可以看到表示赞同的见解——1920年代表着苏联革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36]工人阶级已经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其规模缩小了一半，且急于能够松懈一下；在一次自由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本来应该是落选的；于是，以取缔党内民主为代价（例如，镇压工人反对派“平等主义者或乌托邦理想者”），全靠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拯救了这场革命。于是产生了一个奇怪现象：一场没有工人阶级支持的工人革命。这个似是而非局面的理由在于“历史必然性”：国有化财产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所以，即使不利于工人也必须捍卫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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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不是对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在托洛茨基的《新的历程》（1923年）及后来的《被出卖的革命》（1937年）中有其来源。在那里，托洛茨基认为，在官僚政治的成长过程中，俄罗斯面临着一个危机：要么把生产力从官僚政治的沉重控制中解放出来，要么来一场“热月革命”，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形式、国家等中去。在这个问题上，多伊彻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说道，农民大众的落后以及他们不愿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心情就需要有斯大林主义的严厉规范和铁的纪律来统治。但是，多伊彻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这个进步的完成，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和“原始魔力”已经不再适用，逐渐与“苏维埃社会的新需要”发生冲突。他相信，工业化“将唤起大众对民主的渴望”，因为“苏维埃财富的非凡增加……将动摇阶级特权，而正统观念、铁幕统治和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精致神话将逐渐丧失社会用途。……斯大林主义难以在达到当前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这个开放的社会中站住脚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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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彻更多地强调工人阶级是一股“俄罗斯历史上至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巨大政治力量”。他在其最近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个论断作了进一步阐述。[38]多伊彻指出，斯大林之后的改革是来自“上层”的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替官僚政治提供一些安全保证。但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工程上有一技之长的那部分工人（大约占整个俄罗斯产业劳动力的三分之一），现在正在表现出对长期受压制的平均主义的渴望。在对原来象征着“进步”的计件工资制的改正上，在缩小工资差距上，在新养老金方案的导入上，以及在教育领域所有学费的废除上，这种对平均主义的渴望都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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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彻认为，这种平均主义的驱动力——通过正规意识形态得到增强，这种意识形态强调工人是国家的统治力量——肯定会导致与官僚政治的冲突，官僚政治将千方百计地维持其特权和保持现状。这样一种日益逼近的冲突必然产生对制度的要求问题。随着秘密警察权力的消除，军队成了现存秩序的唯一捍卫者。但是，军队迟早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而不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来维持秩序。“换句话说”，多伊彻得出结论说：“由缺乏领导和明确政治目标的群众运动的暴风骤雨般的复兴而导致的紧张和强制将导致波拿巴式专政统治的建立。由于军队几乎无法用超然态度来对待其面临的局势，他们把那种局势看做对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威胁，看做对她在上一次大战中赢得的所有战略成果的威胁。于是那种情况便更有可能发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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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问题非常值得探讨：工业化是否导致了对自由的渴望（甚至它会导致工人提出占有更大份额财富的要求），财富增加是否将消灭阶级特权。无论俄罗斯的生产力有多么“巨大的”增长，苏联的相对物资匮乏必将延续相当长时期。并且，尽管上层的重要社会团体可以赢得安全保障，但是阶级特权的冻结可能会成为任何一次专政统治松动的真正刹车闸。的确，随着朱可夫（Zhukov）[40]的下台，军队至少暂时再一次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多伊彻显然低估了党的作用，在《俄罗斯：接下来是什么？》一书中（出版于1953年），他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赫鲁晓夫——他如此远离了内部精英人物的斗争。无论如何，在多伊彻的分析方案中，针对这个局面，其真正切中的是：存在着对变革的主要根源的一个极其确定的感受（不管这种感受从本质上讲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它所关注的是所有社会理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体制改革的源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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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托洛茨基讨论苏维埃政策的性质开始，有一帮理论家主张：纵使俄罗斯实现了财产的国有化，但它仍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即可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41]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派别的政治立场来说，这种区分一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正统的托洛茨基分子声称，尽管俄罗斯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但是由于财产的国有化，它在历史上仍是“进步的”。所以，当与资本主义势力发生冲突时，它仍然值得保护。异端的托洛茨基分子则声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对两边都进行否定的”“第三阵营”立场。从分析的意义上讲——即根据其预设的功利性——俄罗斯社会是官僚集体主义社会的观点导致其追随者要么采用类似于摩尔设想的方案，要么用这样一些政治观念来分析俄罗斯体制，那些观念同把苏联看做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人的观念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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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极权主义理论。在汉娜•阿伦特[42]的政治哲学范畴中，这种理论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表述。这种理论主张，不同于暴政、专政和独裁，德国曾经产生一种激进的新型社会形式，现在这种社会形式却存在于俄国。极权主义的实质新颖之处在于，在领袖和“大众”之间所有居间和间接机构通通被排除掉了，这样，由于不受法律和政治监督的约束，统治者通过恐怖来进行统治。正如比尔德朗•D.伍尔夫（Bertram D.Wolfe）[43]把这种理论运用于苏维埃联邦那样，这种理论主张，社会制度的本质是没有任何根本性变革是可能的，并且，极权主义通过自身内在的“观念—逻辑”，永远不可能放弃与民主社会相对抗的战斗姿态。作为阐释各种特殊政治情况的一个“有效工具”，这种极权主义理论过于包罗万象。伍尔夫先生也从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44]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中引出这种理论。从这样的高度来看，政治地貌，其山脉和溪谷，都变得平坦了起来，以至于疲乏的徒步旅行者几乎找不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较为简单而直观的层面上，人们也可以对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提出质疑——即社会完全变得原子化了，统治是盲目而直接的。在危机状态下，国家可以粉碎所有的社会生活，并通过恐怖把民众纳入国家意志之中。但是，一个社会能够生活在长期危机之中吗？它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强硬姿态而既没有爆发战争，也没有从专政统治中摆脱出来吗？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不仅要求有最低限度的人身安全，而且要求有来自父母的合理期望，如希望子女接受教育，发展事业，等等。在那个意义上，“常规化”趋势在任何一个处于危机的国家中都会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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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联政策研究理论。该理论与后来的弗朗茨•博肯诺（Franz Borkenau）[45]和波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46]著作的内容基本上相一致，它主要关注核心精英人物内部权力斗争，试图找到克里姆林宫内部瞬息万变的联盟（“谁和谁在进行斗争”），并以此作为预测各种政治事件的根据。尽管它易受别人嘲笑，但是这些自欺欺人的家伙仍然装出不可一世的样子，纽约《邮报》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它嘲笑那些单单从事件进行想当然推断的做法。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除了贝利亚（Beria）[47]之外，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出席观看了博利查伊的芭蕾舞剧。于是《邮报》调侃道：“也许贝利亚不喜欢芭蕾舞。”也许，贝利亚真的不喜欢芭蕾舞，但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印证这一点了，因为两天后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份声明：贝利亚因叛国而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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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当今的苏联政策研究已为每个对外办事处和绝大多数新闻记者所采用。它所关注的对象基本上是个人和权力集团，而不太重视社会体制以及这些体制能否限制这些领导人的方式。（关于这个理论的讨论将在第四节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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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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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拉夫习惯理论。该理论的较早一代代表人物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cholas Berdyas）[48]、伯纳德•帕雷斯（Sir Berrard Pares）[49]爵士和约翰•梅那德（Sir John Maynard）[50]爵士，在某种程度上，其当今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 Crankshaw）[51]、欧内斯特•西蒙斯（Er-nest Simmons）[52]和维尔纳•菲利普（Werner Philipp）[53]（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这个流派认为，很多当代俄罗斯行为都能够用传统斯拉夫人人格特征和风俗习惯来解释。欧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54]教授在介绍梅那德的《俄罗斯农民及其他问题研究》（伦敦，1942年）时说：“我们老是忘记的一点是，俄罗斯尽管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但是大体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这个主题在约翰爵士的书中得到了详尽阐述：“所有俄罗斯社会制度都是一蹴而就的和独断专制的……古老的俄罗斯原本就一直是粗野的，它实施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新社会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划……并不像初看之下那么新颖……甚至那个‘党’——对领导层职业的误称——也不是真正新式的：它只不过是对一个古老制度的古为今用而已，那个制度就是牧师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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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11月，在由维尔纳•菲利普所作的关于“俄罗斯政治思想的历史前提”演讲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的论点。这次演讲是为柏林东欧研究所成立所作的开幕词。[55]一位评论家对菲利普教授的论点作了如下概述：“各种条件和传统在俄罗斯产生了一个倒退好几个世纪的确定的政治精神……俄罗斯对西方的不信任、对集体先于个体的崇拜和意识、对处于社会之上的统治权威的无限权力的认知，政治现实和公开宣称的理想之间的差距，苏维埃思想和生活中的所有这些现象在从13世纪初期到16世纪末期这段时间里得到发展的俄罗斯状况有其根源。”[56]克兰克肖在《克里姆林宫墙的坍塌》（纽约，1951年）一书中也提出了“永恒的俄罗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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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苏维埃生活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的主张当然不是为了证明那些习惯的合理性（尽管这个论点本身有时是为某些辩护服务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辩护士伯纳德•帕雷斯或莫利斯•辛都斯［Maurice Hindus］[57]用这些观念证明了俄罗斯行为的合理性）。但是，像性格学理论一样（有人可以称他们为“不相上下的人”），斯拉夫传统理论实际主张的是，既然苏维埃制度取决于历史社会形式，既然它们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之中，那么它们只能缓慢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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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地缘政治学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个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时髦理论（例如，耶鲁的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58]和威廉•T.R.福克斯［William T.R.Fox］[59]合作的《超级大国》，纽约，1944年），并且至今仍然有一些支持者。这种理论主张，俄罗斯外交政策首先由其长期战略利益所决定，这种战略利益源于其作为幅员辽阔的欧亚大国地位；俄罗斯的当代政治野心（例如，在中东）反映了大俄罗斯政策的历史驱动力。这种学说一般倾向于低估意识形态作用（参阅沃尔特•贝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60]为古斯丁［Marquis de Custine］[61]伯爵的《日记》（Diaries）［纽约，1951年］而写的“序言”），并且把俄罗斯政策首先看做是战略大国地位的一项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乔治•凯南早期的政策观点（参见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新泽西，普林斯顿，1954年）和亨利•基辛格的政策观点都是这些思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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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to-Kovo——布尔什维克的本我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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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由纳森•莱特斯写的一本小书《政治局操作法则》被美国谈判代表当作战术指南来使用。莱特斯的研究体现在部头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这项研究是由美国空军规划部倡导的，这个部给予了莱特斯的首创性研究方法以强大支持（这个方法现在已被运用于法国政治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工作作更详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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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的研究开始于把“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界定为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尝试。界定历史特征的尝试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这些天里我们多少被有关“指向内心的新教徒”形象弄得疲于奔命），莱特斯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套新颖的范畴，尤其是他的方法。不存在对行为的任何观察。像马克斯•韦伯从路德、加尔文、巴克斯特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引申出“新教伦理”一样，莱特斯审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从中引申出约束布尔什维克党的相似规范。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是对奥勃洛莫夫（Oblomovs）[62]的“反动”，奥勃洛莫夫以睡眠来虚度光阴；它是对拉丁斯（Rudins）的“反动”，拉丁斯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绝不可能成为实干家；它也是对优柔寡断的、心灵残缺的和喜怒无常的学者们的“反动”。像波勒斯•毕勒涅克（Boris Pilnyak）[63]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反对我们俄罗斯悠久历史中古老的农民劣根性，反对它的无目的性，它的没有目的论的特征……反对托尔斯泰的得过且过的哲学”。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训诫强调要抵制唯我论，反对“败坏知识界的名声”。契诃夫（Chekhov）曾经说过：“如果所有社会主义者都用霍乱来达到自身的目的，那么我将鄙视他们。”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对不择手段的拒绝纯粹是软弱和愚蠢的一种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学说中，最糟糕的唯我主义者恰恰是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布尔什维克党追求人性，并且其“纯洁性”不在于个体对不道德行动的拒绝，而在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献身。在这样的献身中，个体发现自己既抵制了唯我论，又抵制了人格的不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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