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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探讨方法面临的一个麻烦是：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些“操作特性”中的哪一些特点是重要的，哪一些是次要的，因为这个哈佛小组似乎缺乏作出这些选择的组织原则。例如，“强制性劳动”（forced labor）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固有”方面，还是只是失控的且将被抛弃的一个偶然因素？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判断是如何作出的呢？——是根据恐怖已经变成有害的事实，还是根据恐怖是经济上不合算的事实，是因为它受到了来自外面的道德谴责，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还有，为了测定各种主要社会团体的忠诚和不忠诚程度，如果人们试图去预测“苏维埃领导层各部门……可能作出的反应”，那么，这个“核心模式”还不如对同其他利益集团相对应的这些部门及其权力的不同利益的精确界定来得重要。问题在于：我们在分析模式中想要寻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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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模式是用来把握具有相关特点的某些特殊范畴的。在政治理论中，我们可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政体划分为君主制、寡头政治或民主制；或者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把政体划分为传统政体、理性政体和神授政体。人的目的决定人的视野。这种划分的危险在于，人们倾向于把范畴当作实在的东西而不是理论的构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就存在着这种错误，那种思想一开始采用了社会制度概念。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简单模式里，阶级是在与生产工具的联系中才形成的，所以对于头脑简单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既然“人民”已经拥有了工厂，俄罗斯就不可能有任何剥削了，也不可能有任何剥削阶级了。所以，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工人国家”，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或是别的什么的激烈学理争论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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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些陷阱，但是在千方百计地界定一个制度的本质的尝试中所取得的结果是，我们能够确定某些具有因果关系的因素（用现代行话来说，独立的可变项）、对该制度的所有其他部分产生影响的诸多变化。（例如，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进行资本积累和再投资的冲动。由于在消费和生产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由于生产过剩，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可以推想出来的是，那种下降是高资本投入和低劳动投入的一项职能，危机注定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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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哈佛小组放弃了按照他们原来构想那样地详细说明在社会制度中的原动力的打算。他们说：“把重要的等级秩序设定为那些操作特性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在其中，每个特性都牵涉到了其他特性。”[81]除了有人可能质疑此类“相互联系”的“紧密性”甚至不同“操作特性”的一致性这个事实之外（例如，在作为该制度的特性的“突击运动”和“强制性劳动”之间的联系是什么？），难道去找出最重要因素真有那么困难吗？实事求是地说，如下情况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苏维埃制度从根本上是以政治权力的集中控制为特征的，它是一个命令系统，几乎没有公共机构的监督，并且，这个制度的所有其他方面——不允许有独立的权力、过分依凭于资源等——都是源于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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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那一点得到了承认，那么，一个重要的不确定要素也必须得到承认。因为，在这样一个命令系统中，一小撮人——在斯大林个案中，只有一个人——的决定在改变该制度的性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是布哈林[82]而不是斯大林赢得权力斗争的胜利，那么俄罗斯难道将会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吗？或者，如果是莫洛托夫而不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那么俄罗斯的境况难道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今天的样子吗？因此，苏维埃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苏维埃政治发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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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试图理解苏维埃联邦的过程中，我们又回到了苏联政策研究理论。那是一种极其让人着迷又常常令人恼火的神秘游戏，这种游戏着迷于探讨在餐桌上表现出来的微妙礼仪，观察谁被要求到最高苏维埃去讲话，按照什么序列进行，从而推测谁将成为“最高统帅”（on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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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质性的事实是：这个哈佛体系，由于缺乏对原动力的感悟，无法指明在该制度中的变化的源泉。尽管了解社会行动的诸多“限制”（例如，在提供新的激励措施以前，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心怀不满的农民的积极性，或者哪一些团体具备了独立行动的最大潜能）是重要的，但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必须知道是谁组成了一个统治集团，该集团是如何达成一个决议的，其下属集团的主张是如何得到调整的，如此等等。因为在像俄罗斯这样的社会里，公共机构模式和行为模式都不是自主的，所以，除非它能够在政治语境中得到界定，否则“社会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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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谁排在谁的前面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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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策研究的基本假定是：俄罗斯权力斗争的每一个行动都是通过礼仪、荣誉和权力斗争而得到表现的。因此，由于一个单一的中心日益无力指挥300 000家企业的运作，分散经营俄罗斯经济的明确需要便变成了通过这场转变谁的权力应提高、谁的权力应降低的问题。这样，不是在最终分析意义上，而是在当下分析意义上，所有合理的技术标准都屈从于政治标准。因此，就分析俄罗斯政策的任何一个变动而言，我们被迫在此类权力斗争所演绎出来的拜占庭式阴谋诡计中来开辟出我们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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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在的问题首先产生于对各种相互竞争的权力集团的界定上，其次产生于我们对个体的联盟，尤其是次要人物的联盟的认定方式上。有一个研究方法是以“功能性”术语来界定权力集团，如政党、军队、秘密警察、国家官僚制度等，并根据这些集团所取得的地位来确定其代言人。因此，已故的弗朗茨•博肯诺（Franz Borkenau）[83]，苏联政策研究的主要践行者，在1957年5月6日的《新领袖》中写道：“自从斯大林死了以后，在赫鲁晓夫和高尔基•马林科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开斗争，前者是该党专政统治层的代表，后者一度担任总理职务，是要求独立的管理者的代言人。近四年来，管理者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分散经营权。因此，赫鲁晓夫和他的联盟者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84]提出了一个方案，一个削弱管理者阶级基础的迂回计划。”在稍后的一篇文章中（6月3日），卡冈诺维奇被看做站在局外人一边的人，而不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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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总括性陈述存在着几个难题。首先，像“管理者”（managers）这个语词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模糊性。管理者是业内工厂的负责人，是莫斯科经济管理部门的头儿，还是全俄罗斯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如果“管理者”包括了所有这三个类型，那么是否存在着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同一性呢？（毫无疑问地，人们可以料想到，在追求对自己的活动拥有更大控制权的工厂和莫斯科的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摩擦。）如果这种情况并不存在，那么，在这三个类型中，哪一个代表着真正的“管理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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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难题产生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机械对抗。在职能集团之间确实经常存在着利益冲突，但是，由小宗派和小圈子来执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个性质要求权力人物能够在所有集团中拥有其联盟者。因此，斗争不只是发生在“管理者”和“党”之间，或者在“军队”和“党”之间，而且超越了这些组织。例如，军队是否具有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统一在什么利益之上的）？或者，是不是朱可夫和甲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科涅夫（Koniev）[85]和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瓦西列夫斯基（Vasilievsky）[86]和丙利益集团结成了联盟？就我们从其他地方所了解的军队而言，确实发生着此类内在冲突以及不同的外在联盟——例如，在美国军队中，存在着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集团和麦克阿瑟集团。因此，问题在于明确：哪些问题使得军队站在了统一的立场上，哪些问题使得军队高层官员产生了分裂。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们将面临去决定是什么因素把小宗派和小圈子联系在了一起的问题：是同学联谊会，忠诚于提拔自己的人，代沟差异，还是共同的战时经历或工作经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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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联盟，因为在某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消费品和重工业的问题，对西方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卫星国保持一种强硬的或和缓的关系的问题——对此类问题抱着始终如一的态度的单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马林科夫本来想要缓和一下国内局势，以便与西方保持更强硬的关系。而且，一个高层领导人为了获取支持经常会机会主义地改变其意识形态的立场。毫无疑问，在这方面斯大林的历史就很有启发性。（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派？这些说法的困难是：我们正在考察的是一个宗派的瓦解，而且在一个如此高度亲历的情况下，以前用来确定这些联盟的社会学标准似乎很少有站得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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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施按照路线来确定支持联盟的任务方面，存在着一些更大的困难。每个外事处和宣传机构都存在着为苏维埃精英人物撰写传记的强烈渴望，他们努力地追踪着不断变换的这些人员的蛛丝马迹，把它们看做衡量高层竞争者的相对力量的一个工具。正如下面引用的例子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方法往往是极其力不从心的。[87]无论一个人可以多么细腻地，不过仍然机械地，探讨这种蛛丝马迹，但是仍然留下了可质问的余地。有一位观察家在评论鲍里斯•迈斯纳的《斯大林神话的终结》一书时抱怨道：“他以为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任何职能部门，从高层到下层，都可以评头论足，他可以弄清，某人究竟是赫鲁晓夫的人还是马林科夫的人，是党的政策在这一个或那一个策略细微差异上的支持者。然而，这些断言往往是以无关宏旨的传记资料为根据的。根据迈斯纳的观点，无论是谁，只要过去曾经在马林科夫手下干过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在所有情况下，他都将被看做马林科夫的一个追随者。无论是谁，只要他20年以前曾经在乌克兰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那么他至今仍然被看做赫鲁晓夫的知心人。”[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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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同一件事情会得到截然相反的解释，例如，福罗尔•R.科兹洛夫（Frol R.Kozlov）[89]被安排到党的主席团候补委员这一关键性位置上这样的事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90]在1957年2月16日的纽约《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科兹洛夫是属于别尔乌辛部长（Mr.Pervukhin）[91]集团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马林科夫部长的一名追随者”。索尔兹伯里说，科兹洛夫是1953年“医生阴谋”关键性宣传文件的作者之一；所以，根据苏联政策研究的逻辑，人们可以推断出马林科夫是这场阴谋的导演之一。但是，理查德•洛温塔尔一天之后在伦敦《观察家》上撰文评论说：“不仅通过谢皮洛夫部长（Mr.Shepilov）[92]重新回到了党的书记处，而且通过列宁格勒地区第一书记弗罗尔•R.科兹洛夫为党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在党内的位置得到了加强。……在马林科夫统治的早期时代，他又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到1953年底，由于赫鲁晓夫的亲自干预，他才代替了马林科夫的门徒安德里亚诺夫，出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因此，根据同样的逻辑，由于科兹洛夫在“医生阴谋”开始时就介入了警戒运动，因此赫鲁晓夫同这场阴谋的实施具有脱不掉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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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而是说某人的情报是不适当的。（根据记录，洛温塔尔先生对科兹洛夫的评论是对的，而索尔兹伯里是错的。）关于苏联政策研究问题所面临的困难究竟有多大可以从1957年8月10日纽约《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报道中看到。该报道认为美国国务院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主持苏联外交事务并制定对外政策。该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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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务院所作的尝试已经有一段时日了，但是没有成功地解开一个新的克里姆林宫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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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是谁真正掌管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谁是与国家杜马书记处相对立的苏联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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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和马歇尔•布尔加宁（Marshall Bulganin）[93]都已经不在莫斯科了，他们不再与外交政策专家们共事，因此在最近几个月里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去“过问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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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务院感到苏维埃外交策略的质量在这段时间内已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提高。并且现在在对西方世界的理解上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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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要求美国情报局寻找证据，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调查人员能拿出来的是一张完全空白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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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华盛顿产生的影响是，国务院既很难评估苏联的当下意图，也很难评估苏联外交政策的可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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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苏联政策研究者们也面临的一个两难是：当发布领导成员发生变动的声明本身并没有对其意义提供任何线索之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对在领导层全体人员地位上发生的主要变化作出即时的阐释。这样，在马歇尔•朱可夫已经被解职这样一个简短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哈里•施瓦茨用如下方式开始叙述朱可夫的故事：“自从马歇尔•高尔基•K.朱可夫昨天被免除苏联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后，将产生两个重大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削弱其实权，要么晋升为苏维埃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195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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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职业敏感。亨利•亚当斯在他的《自传》里叙述道：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他在伦敦担任父亲的秘书，父亲当时是美国驻英大使。他当时正在负责撰写一些英国内阁意见分歧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例如梅森—斯利德尔事件），并且亚当斯当时以为这些报告都是依据第一手情报写成的。然而，20年以后，当英国内阁文件被公开时，他非常沮丧地发现他的报告完全是错误的。在布达佩斯叛乱之后不久，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94]在下议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由于艾登（Eden）[95]在苏伊士活动的新闻助长了俄国人的干涉。即使盖茨克尔利用这个问题只是为了加强政治优势，它也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在于弄清是否真有这么回事。但是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深入探讨消息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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