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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艾登（1897—197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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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也许，通过“苏联研究”方法来追溯苏联流放政策的最为非同寻常的尝试是迈伦•拉什的兰登研究：《赫鲁晓夫的崛起》（华盛顿，1958年）。在1955年，拉什观察到，作为党的第一书记（pervisekretar），赫鲁晓夫的头衔在常规条件下在俄文报纸上是以小写字形式出现的，但是在1955年5月25日的《真理报》上，它突然以大写字形式（PerviSekretar）出现。（第二天，大写字母S被去掉了，但是大写字母P仍然保留了下来，因此标题变成了Pervisekretar。）从这条细小的线索，加上其他乍看无关紧要的一些情况，他似乎隐约看到了某些相同的倾向（例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大放厥词，他称马林科夫是右倾修正主义者）。在为当时的兰登准备的一篇文章中，拉什认为：赫鲁晓夫正在开始夺权，他将利用斯大林的阶梯，这个党的书记工作，作为往上升的手段。对拉什的推理的一些更加详细的提问，请参阅我对他的著作的评论，载于《共产主义问题》第7卷第2号，1958年3—4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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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梅农（1894—1966）：印度政府官员和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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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例如，对于苏联科学家在根据科学知识公共基金实施工作过程中的逃避技巧缺乏足够的注意。亚历山大•魏斯伯格—齐布尔斯基原来是苏联物理杂志的一名编辑，在1937—1938年的整肃中被捕之前是哈尔科夫研究所的主任。他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这家杂志的论文中，出于政治需要，俄罗斯的研究进展是如何被归结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智慧的，以及当德国科学院询问这种新方法的秘密时，编辑们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参阅《科学和自由》，洪堡大会论文集［伦敦，1955年］。）更晚近地，伊万•D.伦敦注意到科学界宗派主义者的全盘逃避：“例如，根据从各种讲演、前言、导论等抽取的标题不难以看到：在苏联，感觉器官生理学的整个发展都受共产党的指挥，以便‘为列宁的反映论提供具体的根据’，并且满足‘各种实践的需要’：工业实践、医学实践和军事实践的需要，尤其是后两者的需要。”不过，通过对技术文献的详细考察，在那些年出版的各种会议纪要都没有表明在苏联感觉生理学领域的这些严肃的研究计划真正在哪些方面受到了实践抑或是党的领导的影响。当然，从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着一个实际计划目标——毕竟，“除了沟通以外，‘苏维埃语言’还有预防的功能——但是任何一位对其课题具有敏感性的感觉生理学家都将认出研究项目中那些掩人耳目的目的……”（“给苏联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子科学家公报》第13卷第5号［1957年3月，第17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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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1840—1910）：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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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鲍埃尔、英克尔斯、克拉克洪：《苏维埃制度是怎样运作的》，第239页；拉什：《赫鲁晓夫的崛起》，第2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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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维拉迪米尔•德迪叶：《铁托》（纽约，1953年），第32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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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歌巴克舞是乌克兰的一种土风舞。——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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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马尔蒂（1886—1956）：法国水手和政治家；狄戎（1897—1993）：法国政治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奥古斯特•勒戈尔（1911—1992）：法国共产党领袖；佩特科夫（1889—1947）：保加利亚政治家；哥穆尔卡（1905—1982）：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伊克（1909—1949）：匈牙利政治家，曾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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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卡洛•莱维（1902—1975）：意大利画家、作家、参议员；露特•菲舍尔（1895—1961）：德国政治家、记者、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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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拉科西（1892—1971）：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曾经担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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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我们也认识到了托克维尔的深刻智慧：“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才爆发革命的。相反，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正当人们忍受着长期暴虐统治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之时，他们突然发现统治政府放松了压力，于是他们便拿起武器，起来反对这个政府……由于他们具有如此超常的忍耐力，他们的苦难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一旦有了喘息的机会，人们便会想到革命。由于某些权力的滥用已经得到纠正，这个唯一的事实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他们现在显得更加怒不可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安乔尔编，纽约，1955年）第176—17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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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罗伯特•W.坎贝尔：“苏联经济政策的一些最近变化”，载于《世界政治》第9卷第1号（1956年10月），第8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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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在这种联系中，请参阅一项有趣的研究《预言破灭的时候》（明尼波利斯，1956年），由列昂•弗斯莱格尔、亨利•W.莱肯和斯坦利•沙赫特所著。——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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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关于这场论战背景的一次讨论，请参阅列奥波德•海姆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剑桥，麻省，1955年），第36—4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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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十五章 来自马克思的两条道路——异化和剥削主题以及在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工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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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事后说明：作为导论的一个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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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9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现在早已被人遗忘的波兰革命家瓦茨瓦夫•马乔基斯基（Waclaw Machajski）[1]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社会民主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Social Democracy）。这本小册子在新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激起了一阵涟漪。它的论题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新救世主义带上了失意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面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简单地用一个统治阶级取代另一个统治阶级。因此，工人将仍然受到剥削，只是这个时候的剥削者将是一个由职业领导者所组成的新阶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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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著作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年轻革命家中间引起了热烈讨论，其中包括俄国的未来统治者。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写道：“在几个月来，马乔基斯基的著作首先引起了勒拿河流亡者的兴趣。”并且在1902年的伦敦，当他与列宁初次会面时，当时只有21岁的托洛茨基告诉32岁的列宁，引起流放者们关注的两部著作是马乔基斯基的那本小册子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两部著作中，人们后来只记住了列宁的著作。马乔基斯基的那种悲观理论，没有对流放的新生革命家们的热情产生什么影响。这也许是完全不可避免的。32年之后，托洛茨基回忆道：“一个理论因其言辞的消极性而广为传播，它促使我去强有力地反对无政府主义。”[3]但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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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在日内瓦，马乔基斯基出版了他的重要研究著作《知识劳动者》（The Intellectual Worker）。它重申和扩充了他原来的论断。他重复道：社会主义理论一直不关心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只关心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成长起来的知识劳动者大军和新生的中等阶级”——的利益。他说道：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剥削形式，一场以社会主义名义发生的革命将走向终结。在其中，技术人员、组织者、管理者、教育者和记者（即知识分子）将组成“以国家为人所知的强大的联合股份公司，并且集体地成为压制体力劳动者的新特权阶层”。马乔基斯基说道：因此，将不可能存在称作“工人政府”（workers’government）这样的事物——夺取政权将简单地意味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代了一个旧的统治阶级。历史是一场持久的阶级斗争。在其中，工人将被迫继续他们的革命斗争，甚至在革命之后也是如此。他们的目标将不在于消灭国家——因为只要作为一个孤立的管理阶级存在着，作为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国家将继续存在——而在于迫使国家提高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直到其生活水平等同于他们的“受过教育的主人”（educated masters）的生活水平。马乔基斯基得出结论：只有收入的平等才能为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后代们创造出相似的受教育机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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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5年那场流产的革命之后，这种关于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势不两立的学说在俄国的一些绝望者中间获得了一定的流行。马乔基斯基创办了一家小型杂志《工人的谋反》（Rabochi Zagovor）。在十月革命期间，它对无政府工联主义者和“左派”共产主义者都产生了影响。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马乔基斯基在1918年7月出版了一个单行本杂志《工人的革命》（Rabocha Revolutsia）。在其中，他重复了他在18年以前就提出的警告。他说道：“即使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工人阶级也并不拥有他们的工人政府。只要工人阶级仍然被贬低为无知的阶级，知识分子将通过工人代表而获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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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最后说的话。而在十月革命初期，他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马乔基斯基这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论断的预言家几乎很少能够长久抓住听众。几乎没有一个预言家是带着荣耀去世的。作为俄国计划委员会的一个经济学家，不为人知且被人遗忘的马乔基斯基在十月革命以后默默无闻地在俄国生活着。他死于1926年。在他死后的第二年，托洛茨基由于同斯大林争论马乔基斯基曾经发出的警告的问题而丢失了实权；而那年的27年之前，托洛茨基曾经放弃了那个问题——官僚政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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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化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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