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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化概念的变换过程中，一个根本的见解被丢掉了——异化也是工作组织的一个结果，为了终结异化，一个人必须检验工作过程本身。也许，时间将淡化被扭曲了的主观因素，使人们简单化地理解社会行为，并对“历史”出路抱着一些简单的想法。假如一个人要想有意义地对待自我的失落问题、在现代生活中责任的意义问题，那么他必须再一次开始去探讨某些具体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之中，首要的问题是工作过程自身的本质的问题、异化的原始根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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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年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种论调。他们认为，单单私有财产的消灭不能保证剥削的终结。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去抵制官僚制度。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回答它的“新”答案将仍然是提出关于“工人管理”的主题。这个答案对法国企业委员会（comite’s d’enterprise）、德国共同决定权利（Mitbestimmungsrecht）的要求产生了影响。在英国，它也正在成为针对英国工党“工业和社会”计划的一个左派方案。当然，它为波兰和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要求奠定了基础。我对这个要求没有任何异议。但是要想知道这个概念的意思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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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在一定程度上，它多少有所选择地吸收了某些工联主义观念），“工人管理”的口号几乎完全是在政治学意义上被理解的。它被人看做夺取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主经济权力的手段之一，看做获取权力的手段，而非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化的一种技术或对工业的管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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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怀旧主义者、分产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提出了一些详细的、富于想象力的却无法实施的蓝图，发动了一场互助会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互助会社会主义的衰落，正如早期费边社成员们没有被人理解那样，这个运动提出的关于管理的具体问题一直没有被人们所理解。今天摆在社会主义者和管理者社会面前的绝大多数问题在互助会社会主义者的争论中就已经被提了出来。他们注意到，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将导致国家对个别互助会的剥削（即以消费或消遣为代价设立一些不必要的新投资项目，或者设立严格的工作规章等）。另一方面，工联主义，或者由个别互助会掌握的生产所有权，将会导致一种分离主义，或者“地方霸权主义”，互助会将通过它千方百计地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来获取利益。互助会成员通过跨国资本和土地分配所有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互助会向国家租用财产的租金（或利息），足以用于政府开支。从政治上讲，这种互助会国家将由两院制实体所组成：一个是地方议会，另一个是功能性（即职业性）代表所组成。通过议会，消费者确立生产的目标；互助会代表委员会负责工业的效率行为。每个互助会都将是一个建立在地方委员会基础上的自治体；会员资格是自由开放的，但是假如有会员失去了工作，那么国家将抚养求职者，直到他能工作为止。每个互助会将确立其自身的工作条件——进度、投诉程序，等等。互助会按其成员比例收到奖金，不过它既可以向每个会员平均分配股份，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技能把股份分成几个等级来分配。与生产相对照，分配将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进行，由议会来决定工资和价格水平以及新投资的总水平。不可避免地，外贸将由政府专营。但是个人财产、房子、汽车等普通形式，将留给个人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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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主义和工联主义之间的一个妥协，互助会社会主义给了我们许多有用的指导。它的弱点是：它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太多的问题，并且它把蓝图制定得过于细腻。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它反而给人留下了过于强词夺理的印象。人类社会不可能一下子得到改天换地的改造。人们不得不务实地从现存的结构开始，从人们所关心的品格、气质和传统——以及愿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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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人管理”的口号被提了出来，紧接而来的一个简单问题也许是：工人对什么进行管理？是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吗？这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工联主义的社会也是一个过于一厢情愿的社会。假如它自身的官僚体制得到了扩张，那么它只是用一种利益维度取代了另一种利益维度而已。那么它指的是对某一产业或企业的管理吗？人们会进一步问道，而这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实在在的——概念。[59]在1932年，关于产业管理的英国《TUC报告》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工人管理的各种局限性，那个报告承认上市公司而不是互助会结构作为国有化财产的形式，并且把公社而不是工联主义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形式。关于产业和社会的英国工党新纲领，从理论上讲，在创造企业向社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方面向前推进了很大的一步。那个纲领扩充了通过企业股份国有权来实施社会管理的观念，尽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存在着新的“管理”阶级社会的风险。[60]那个观念也是工人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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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会主义者和工联主义者提出的那样，工人管理的观念的主要错误在于“管理”这个语词一直具有双重的含义：第一层意思是指导（例如对汽车行使过程的监控），第二层意思是抑制（例如对某人的怒火的抑制）。在通常意义上，在工人管理问题的争论中，其支持者很少指明这两层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社会主义者在谈起工人管理的时候，他们指的意思是：由工人自身对整个企业进行指导或管理，或者参与到管理中去。这后一层意思是南斯拉夫现在正在实施的那一层含义。由工人参与管理随之而来的困难是，它逐渐忽视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不同利益差异，并且剥夺了工人在工厂中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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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工会一直是一个限制性保护组织，它致力于保护工人利益。借着国家团结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一旦工会变成了一个“控制”工人的工具，工人们便会用其他的团体取而代之。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会管事运动以及1956年十月波兰工人委员会的历史。在今天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中。由于允许工人去参与管理，工会似乎已经不发挥专门的作用了；某些理论家进一步指出，工会应该被取缔。另一方面，在英国，在国有化了的产业里的工会一直拒绝参加到管理董事会里去，或者拒绝为生产承担责任。工会一直扮演着与管理部门针锋相对的独立的保护机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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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工人管理是不是不存在任何作用了呢？如果说工人管理的观念存在着意义，那么它——在商店里——是对于直接地影响着他的工作日生活的事情的控制：工作的节奏、步骤和要求；在确立平等付酬标准方面的呼声；对在他之上的科层的要求的抑制。这些也许是对于大宗问题的“小范围的”解决方案，卡尔•波普尔曾经称之为“修修补补的技术”，但是它们毕竟看到了这些末世论说法将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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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对两件事情作出区分。我认为这两件事情将对工厂里的工人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是平等对待的问题；一个是技术学和工程文化对工作过程自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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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平等，一位工人要求这样的一个处境。在其中，主管不会欺负他或蛮横地对待他；其中将存在着途径，他的申诉可以通过它而得到公正的裁决。还有，通过平等，工人可以确信他的工资，相对于工厂或本地区的其他工人而言，是合理的。工资差别问题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过去，这些差别一直是由习惯或者由市场的供求平衡决定的。在最近几年里，通过劳动评估量表，工程师千方百计地想要在阶级和工作之间确立一些“公正的”过渡。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量表都是失败的，因为这些“顽固的”工人拒绝相信，这些机械的标准，这些机械地得到应用的标准，能够产生平等；而有时是因为在工厂里的“权力”团体拒绝承认不利于他们的量表。[61]在西方，一般说来，工会的职责一直是确保认可已经写入集体合约之中的平等标准。在工厂的公平对待方面，资历原则、调定和仲裁程序原则、共享增加工资方法的工会决定原则，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工人的公平观念的胜利，而不是雇主的公平观念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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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控制的第二个层面上。在对工作过程自身的挑战过程中，工会是失败的。有关当今美国工厂工人——在其他国家的工厂工人也许也是如此——的一个最本质性事实是：他对工作缺乏兴趣。几乎没有人把“工作”看做追求任何价值实现的一个场所。人们往往热衷于购物、游戏、闲聊、参政或集体的生活。但是，工作本身，人们不得不去完成的日常任务，却激不起任何实质性的挑战，被看做仅仅是一项想要躲避的或想要尽快地给予完成的苦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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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会来说，对工作过程提出挑战将要求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提出激进的挑战：因为去质问工厂的位置或者工厂的规模，将不仅对管理层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消费经济的逻辑提出了挑战。那种逻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减低成本和提高产量。进一步地，在竞争条件下，一个企业怎么可能去做因重组工作程序而增加它的成本而没有落后于他的竞争者的事情呢？但是，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悲的是，几乎一直都没有人富于想象力地尝试着去思考工作过程的意义。并且，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少数领导层千方百计地想要推进高速的工业化，对工人的影响也就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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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不发达国家来说，很难去讨论为了使得工作对工人来说更加具有意义而应牺牲生产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是不能两全的事情，也不应该是只能顾此失彼的事情。工程师们已经知道，假如对于效率的要求过于苛刻的话，那么那些要求便会相互抵消。问题总是在“如何做到恰到好处”上。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对于效率问题的考虑之前就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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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必接受机械过程的宿命论——或者等待在自动化领域的新乌托邦——就可以看到某些变化是可能的。这些变化包括了从作为真正的反集约化的大范围变化到在工作步骤方面的相对微小而重要的变化。前者给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而不是把大量工人带到工地上去。后者则表现为诸如劳动周期的扩大、劳动量的增大、允许采取自然的工作节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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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特殊问题：现在缺乏的是关于基本态度的变化。用社会学的行话来说，“要求的涌动”（flow of demand）必须来自于工人自身，而不是来自上面强行注入的各种限制。要是有人说，譬如，工人不是商品，那么他就应该采取步骤消灭计件工作制，并且消灭在一个人由根据每周工资制或年薪制支付工资和另一人根据计件或计时工资制支付工资之间所产生的差距。假如人们重新接受了工人曾经抗议过的旧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的正当性，那么工作场所本身，而不是市场，必将是决定工作节奏和速度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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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完满性必须在工作自身的本质中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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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茨瓦夫•马乔基斯基（Waclaw Machajski，又译马察斯基）：波兰裔俄国革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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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恐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它是一开始就导致俄国革命分化的一个根本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土地和自由运动（Zemlya I Volya）就提出要巩固革命民粹主义的各种力量。它的先驱者彼得•特卡乔夫（1844—1884，俄罗斯政治家、革命家、激进派成员。——译注）在当时声称：革命不会自发地产生，只有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能造就革命，知识分子，而非保守或冷漠的群众，是能够发动这场革命的唯一力量。他号召组成一个建立在“权力集中和职能集中”基础上的阴谋组织，因为只有一个“自觉的少数派”才能采取革命行动。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巴维尔•阿克雪里多得（1850—1928，与当时的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一起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成员。——译注）对特卡乔夫作出了回答。他声称：发展群众的革命意识，使他们为他们自身而行动起来，是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实际上，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回答只有知识分子能够进行革命的见解的过程中，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主张，无视“社会发展客观法则”或“历史残酷法则”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注定要失败。普列汉诺夫使用后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最喜爱的一个隐喻来发出如下警告：尽管一个人可以缓解劳动的阵痛，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诞生”一个新制度。因此，现在的任务是等待“客观的”社会条件的发展。同公开声称领导群众必要性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等同于无产阶级（尽管列宁不久完全抄搬了特卡乔夫的观点，谈到了发动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因此，马尔赫列夫斯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想要领导无产阶级，他似乎指错了目标，可以轻易地置之不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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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莱恩•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纽约，1931年），第129—14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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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乔基斯基的著作的唯一一些英文片段散见于由V.F.伽尔文通编的论文集《社会的形成》中（纽约，1937年）。马克斯•诺马德的文章“白领和辛劳的双手”对马乔基斯基的观点作了最为充分的考察（载于《现代季刊》第4卷第3号秋季，1932年），我从该文受益颇多。马乔基斯基的主要弟子诺马德把他的理论当作自己在两部著作中研究革命人格的分析框架：《反叛者和叛变者》（纽约，1932年）和《革命的传道者》（纽约，1939年）。通过诺马德，马乔基斯基的观点显然影响了哈罗德•拉兹威尔。拉兹威尔是重要的美国政治学家。在一系列著作中，拉兹威尔考察了由知识分子领导的20世纪的革命理论。知识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神话和旗号，利用这些革命为自己谋取权力。尤其请参阅哈罗德•拉兹威尔的《世界政治和人格不可靠》（纽约，1935年），第111—116页，以及《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斯坦福，1951年）。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理论，现在也许已经是一个常识了，也可以在罗伯特•米歇尔斯和约瑟夫•熊彼特的著作中找到。在伊尼亚齐奥•塞伦的回忆录小说《面包和黄酒》中，那种理论在彼特罗•斯宾纳和艾里瓦的对话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苏联，马乔基斯基的名字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篇幅较大的《苏联百科全书》在一篇讨论A.瓦尔斯基——马乔基斯基第一次用的笔名——的文章中，对马乔基斯基的生平和思想有一些粗略的评介。——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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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即使像悉尼•胡克这样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在其对马克思的早期主要研究中，也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化问题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罗伯特•米歇尔斯主张，作为“寡头政治铁的法则”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成功，但是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绝不会成功”，为了抗拒来自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攻击，胡克在1933年写道：“米歇尔斯忽视了过去的领导权寡头倾向的社会和经济前提。在过去的社会里，政治领导权意味着经济权力。教育和传统助长了在某些阶级中恃强凌弱的自我肯定倾向，与此同时，千方百计地漠视群众的政治利益。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领导权是一个行政职能，因此，不具有经济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教育的过程旨在把自我肯定的心理倾向引导到具有寡头抱负的‘道德和社会平等’上去。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已经被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分工也相应地被消灭了，米歇尔斯的‘寡头法则’将在其传统形式里得到自我表现的危险已经非常遥远。”（悉尼•胡克：《通向理解卡尔•马克思的道路》［纽约，1933年］第3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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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曾在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任教，否认福音故事可靠性以及耶稣其人的存在，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解释为同自然相脱离的绝对实在，并用它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宣称“自我意识”是最强大的历史创造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予以严厉批判。其主要著作有《福音的批判及福音起源史》、《斐洛、施特劳斯、勒男与原始基督教》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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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古典哲学家，人本主义哲学代表，著有《自由、上帝和不朽》、《基督教的本质》、《神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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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丁•布伯（1878—1965）：德国存在主义宗教哲学家，晚年移居以色列，著有《我与你》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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