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6484 对于工会来说，对工作过程提出挑战将要求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提出激进的挑战：因为去质问工厂的位置或者工厂的规模，将不仅对管理层提出了挑战，而且对消费经济的逻辑提出了挑战。那种逻辑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减低成本和提高产量。进一步地，在竞争条件下，一个企业怎么可能去做因重组工作程序而增加它的成本而没有落后于他的竞争者的事情呢？但是，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失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悲的是，几乎一直都没有人富于想象力地尝试着去思考工作过程的意义。并且，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少数领导层千方百计地想要推进高速的工业化，对工人的影响也就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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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86 对于生活水平极其低下的不发达国家来说，很难去讨论为了使得工作对工人来说更加具有意义而应牺牲生产的事情。但是这些并不是不能两全的事情，也不应该是只能顾此失彼的事情。工程师们已经知道，假如对于效率的要求过于苛刻的话，那么那些要求便会相互抵消。问题总是在“如何做到恰到好处”上。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在对于效率问题的考虑之前就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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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88 人们不必接受机械过程的宿命论——或者等待在自动化领域的新乌托邦——就可以看到某些变化是可能的。这些变化包括了从作为真正的反集约化的大范围变化到在工作步骤方面的相对微小而重要的变化。前者给工人带来了工作机会，而不是把大量工人带到工地上去。后者则表现为诸如劳动周期的扩大、劳动量的增大、允许采取自然的工作节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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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90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特殊问题：现在缺乏的是关于基本态度的变化。用社会学的行话来说，“要求的涌动”（flow of demand）必须来自于工人自身，而不是来自上面强行注入的各种限制。要是有人说，譬如，工人不是商品，那么他就应该采取步骤消灭计件工作制，并且消灭在一个人由根据每周工资制或年薪制支付工资和另一人根据计件或计时工资制支付工资之间所产生的差距。假如人们重新接受了工人曾经抗议过的旧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的正当性，那么工作场所本身，而不是市场，必将是决定工作节奏和速度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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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92 生活的完满性必须在工作自身的本质中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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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94 [1]瓦茨瓦夫•马乔基斯基（Waclaw Machajski，又译马察斯基）：波兰裔俄国革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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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96 [2]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恐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它是一开始就导致俄国革命分化的一个根本问题。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土地和自由运动（Zemlya I Volya）就提出要巩固革命民粹主义的各种力量。它的先驱者彼得•特卡乔夫（1844—1884，俄罗斯政治家、革命家、激进派成员。——译注）在当时声称：革命不会自发地产生，只有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能造就革命，知识分子，而非保守或冷漠的群众，是能够发动这场革命的唯一力量。他号召组成一个建立在“权力集中和职能集中”基础上的阴谋组织，因为只有一个“自觉的少数派”才能采取革命行动。俄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巴维尔•阿克雪里多得（1850—1928，与当时的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一起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火星报》编辑部成员。——译注）对特卡乔夫作出了回答。他声称：发展群众的革命意识，使他们为他们自身而行动起来，是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实际上，这场争论的结果产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回答只有知识分子能够进行革命的见解的过程中，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主张，无视“社会发展客观法则”或“历史残酷法则”的任何一个运动都注定要失败。普列汉诺夫使用后来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最喜爱的一个隐喻来发出如下警告：尽管一个人可以缓解劳动的阵痛，但是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诞生”一个新制度。因此，现在的任务是等待“客观的”社会条件的发展。同公开声称领导群众必要性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相反，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等同于无产阶级（尽管列宁不久完全抄搬了特卡乔夫的观点，谈到了发动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因此，马尔赫列夫斯基指责马克思主义者想要领导无产阶级，他似乎指错了目标，可以轻易地置之不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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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498 [3]莱恩•托洛茨基：《我的生活》（纽约，1931年），第129—14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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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00 [4]马乔基斯基的著作的唯一一些英文片段散见于由V.F.伽尔文通编的论文集《社会的形成》中（纽约，1937年）。马克斯•诺马德的文章“白领和辛劳的双手”对马乔基斯基的观点作了最为充分的考察（载于《现代季刊》第4卷第3号秋季，1932年），我从该文受益颇多。马乔基斯基的主要弟子诺马德把他的理论当作自己在两部著作中研究革命人格的分析框架：《反叛者和叛变者》（纽约，1932年）和《革命的传道者》（纽约，1939年）。通过诺马德，马乔基斯基的观点显然影响了哈罗德•拉兹威尔。拉兹威尔是重要的美国政治学家。在一系列著作中，拉兹威尔考察了由知识分子领导的20世纪的革命理论。知识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神话和旗号，利用这些革命为自己谋取权力。尤其请参阅哈罗德•拉兹威尔的《世界政治和人格不可靠》（纽约，1935年），第111—116页，以及《我们时代的世界革命》（斯坦福，1951年）。知识分子的双重角色理论，现在也许已经是一个常识了，也可以在罗伯特•米歇尔斯和约瑟夫•熊彼特的著作中找到。在伊尼亚齐奥•塞伦的回忆录小说《面包和黄酒》中，那种理论在彼特罗•斯宾纳和艾里瓦的对话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苏联，马乔基斯基的名字几乎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篇幅较大的《苏联百科全书》在一篇讨论A.瓦尔斯基——马乔基斯基第一次用的笔名——的文章中，对马乔基斯基的生平和思想有一些粗略的评介。——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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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02 [5]即使像悉尼•胡克这样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者，在其对马克思的早期主要研究中，也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化问题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罗伯特•米歇尔斯主张，作为“寡头政治铁的法则”的一个结果，“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成功，但是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绝不会成功”，为了抗拒来自罗伯特•米歇尔斯的攻击，胡克在1933年写道：“米歇尔斯忽视了过去的领导权寡头倾向的社会和经济前提。在过去的社会里，政治领导权意味着经济权力。教育和传统助长了在某些阶级中恃强凌弱的自我肯定倾向，与此同时，千方百计地漠视群众的政治利益。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领导权是一个行政职能，因此，不具有经济权力。在那样的社会里，教育的过程旨在把自我肯定的心理倾向引导到具有寡头抱负的‘道德和社会平等’上去。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已经被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分工也相应地被消灭了，米歇尔斯的‘寡头法则’将在其传统形式里得到自我表现的危险已经非常遥远。”（悉尼•胡克：《通向理解卡尔•马克思的道路》［纽约，1933年］第3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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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04 [6]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曾在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任教，否认福音故事可靠性以及耶稣其人的存在，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解释为同自然相脱离的绝对实在，并用它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宣称“自我意识”是最强大的历史创造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予以严厉批判。其主要著作有《福音的批判及福音起源史》、《斐洛、施特劳斯、勒男与原始基督教》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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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06 [7]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古典哲学家，人本主义哲学代表，著有《自由、上帝和不朽》、《基督教的本质》、《神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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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08 [8]马丁•布伯（1878—1965）：德国存在主义宗教哲学家，晚年移居以色列，著有《我与你》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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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10 [9]斯多亚学派是一个重要的古希腊哲学流派，与柏拉图学园派、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共同被称为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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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12 [10]在汉娜•阿伦特前不久出版的著作《人类的状况》（芝加哥，1958年）中可以找到对青年马克思思想最有意思的讨论。罗伯特•W.杜克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自我与革命：对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哈佛，1957年）对马克思早期思想作了最为深入的探讨。以《卡尔•马克思的异化世界》为书名，这部著作在196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杜克的著作第一次长篇累牍地追溯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向经济范畴的转变。他的许多见解让我受益匪浅。对这些早期手稿所进行的一个更加正统的讨论可以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著作《理性和革命》中找到（纽约，1941年）。在H.P.亚当斯《早期著作中的卡尔•马克思》（伦敦，1940年）中，人们可以看到对《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著作所作的一个有用但过于简单的考察。在悉尼•胡克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纽约，1936年）中，尽管胡克忽视了马克思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关于异化的一些主要讨论——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最为细致的考察。在最近这些年里，从共产主义角度来重建早期马克思著作的最为雄心勃勃的一次尝试是阿古斯都•卡诺撰写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1卷，巴黎，1955年）。还有一部完全从天主教角度来探讨马克思思想的著作《卡尔•马克思》，作者为皮尔•让•伽尔夫斯（巴黎，1956年）。让•希波利特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对青年马克思思想作了最为通俗流畅的讨论（巴黎，1955年），尤其是第147—15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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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14 [11]如摩里斯•瓦特尼克向我指出的那样，有关术语异化的某些混乱是由于马克思是在两层含义上使用它的，也可以说，是在允许作出两种解读的方式下使用它的：一种是陌生于世界的我们当代的心理意义和感觉，一种是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意思，它隔离于在历史未来中人从观念上所处的状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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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16 [12]在另一个极端意义上，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译注）也从黑格尔那里引用了异化概念，并赋予它宗教内容。因为人，借助理性行为，无法克服主体—客体二元论，世界永远是完全荒谬的。因此，在世界上，人是永远受束缚的；只有通过信仰的跳跃，在承认超越他自身之上的某种宗教意义的过程中，人才可能找到与该绝对的某种和谐。——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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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18 [13]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对早期马克思来说，私有制的废除并不预示着人的自由王国的到来。私有制的废除只是产生了“无思想的”或“粗陋的”共产主义。很明显，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许多观念来自于蒲鲁东的巨著《什么是财产？》。在其关于历史的概述中，蒲鲁东描述了一幅三阶段演进的图画：在第一个阶段，人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primitive communism）阶段，平等地分享着所有的妇女和所有的生产工具；在第二个阶段，即私有制阶段，通过盗窃，强有力的个体能够把公有财产用于私人目的；第三个阶段，更高级的阶段，将存在个人的所有权以及合作的工作。在讨论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指出，否定的否定并不只是一个肯定。相似地，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道：废除私有制，这个否定，将不产生人的自由，而产生“粗陋的共产主义”（raw communism）。他说道：这种共产主义“完全忽视了人的人格”。它表达了“忌妒和把一切加以平均化的欲望”。它是“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普遍忌妒”。无论怎样，粗陋共产主义将为作为一个“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真正共产主义开辟出一条道路，并且为一种积极的人道主义开辟出一条道路。按照那种人道主义，“人在一个自我造就的世界里承认自身”。因此，他向着他的“类特性”复归。他不再是一个受其阶级束缚的局部的人，而是再一次成为全面的人，超越了人的自我异化并且“回复于自身”的人。25年之后，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中，当马克思再一次被迫面对未来社会性质的问题时，未来社会两个阶段的图像再一次被提了出来。在这一语境中，清楚的一点是：当他谈到作为“直接过渡阶段”（immediate transitional stage）的“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候，它是将被真正共产主义的田园式世界所取代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在真正的共产主义那里，每个人将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means，and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heeds）的原则来生活。似乎同样清楚的一点是：在其区分社会两个阶段的过程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注意到了马克思的意思。对列宁来说，过渡阶段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阶段。列宁对爱德华•伯恩斯坦给予了谴责，后者称巴黎公社法案中把所有工资都归结到一个共同水平为“天真的、原始的民主”。列宁说：“［伯恩斯坦］完全没有理解的是，首先，要是不倒退到一定程度上的‘原始的民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不可能的。”从由马克思和列宁确立起来的标准来看，人们不得不说，今天的苏联社会主义是人们曾经看到过的“缺乏思考的”或“粗陋的”共产主义中最为畸形的产物之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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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20 [14]它是一种隐藏的机械论货币观念，人们是通过货币才受到剥削的。这种货币观念一直贯穿于马克思对在经济社会中的犹太人所作的刻薄分析；在教条主义观念中，这些分析也成了俄国革命初期企图完全消灭货币的根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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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22 [15]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莫斯科，1953年）第1卷，第41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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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24 [16]恩格斯写给弗罗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的信，收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给美国人的信，1818—1895年》（纽约，1953年），第151页。（另请参阅该书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页。——译者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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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26 [17]A.福登：“与恩格斯的谈话”，载于《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未注明日期），第330—331页。刘易士•费埃尔——我从他的论述中得到许多启发——也向我指出过，在一篇不太著名的文章“论权威”中，恩格斯曾经以一个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辩者语气论证道：现代技术把“独立于所有社会组织的一个真正专制”强加于人的身上；因此，质问在一个工厂里的权威的本质是多此一举的。（“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实在论”，像当代社会学的“实在论”那样，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工作过程——异化的起源——转到雇主和工人的正式社会关系。关于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学和哲学基础读物》，刘易士•S.费埃尔编（火把丛书，纽约，1959年），第481—48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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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28 [18]《神圣家族》第一部分的副标题是“批判批判的批判”，它揭露了埃德加•鲍威尔对蒲鲁东论贫困著作的莫须有误读。这本书接着一下子跳过去详细地分析欧仁•苏的《巴黎之谜》，并且通过曾经用这部著作去论证这种“批判的方法”的一位鲍威尔的支持者，揭露了这部著作——关于巴黎病人和可怜人的论述——中存在的莫须有误读。最后一些章节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兴起。在其浓重的反讽性语气中，马克思给其论敌涂上了一层厚重的宗教色彩。不仅鲍威尔家族被称作“神圣家族”，而且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麦克斯•斯蒂纳为“圣•麦克斯”。尽管马克思从其同行中吸取了绝大多数观念——从鲍威尔那里吸取了自我意识观念、从费尔巴哈那里吸取了异化观念、从摩西•赫斯那里吸取了共产主义观念、从蒲鲁东那里吸取了贫困的阶段观念——但是他不满足于只是综合这些观念，而是不得不通常是不可理喻地攻击所有这些人，从而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见解显得是全新的见解。——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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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30 [19]乔治•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有《历史和阶级意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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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6532 [20]乔治•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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