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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乔治•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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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34年，在给共产主义学院作哲学讲座时，卢卡奇说：“我在我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犯的错误是完全地同这些偏差［即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攻击］相一致的……我于是开始成为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的弟子……”“与此同时，（索列尔的）工联主义哲学对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强化了我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1918年，带着一种明确地工联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我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我在1923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对于这些倾向的一个哲学总结……在我的实际党务工作中，在我自己弄懂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过程中，我的世界观中的这些唯心主义因素越来越丧失了其可靠性。尽管我不答应重印我的著作（那些著作在当时已卖完），不过，在从1930—1931年访问苏联期间，尤其是通过当时正在进行的那些哲学争论，我第一次充分地理解了这些哲学问题。”“德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反对社会法西斯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直接的意识形态斗争，都使我更加确信：在思想领域，唯心主义的态度也就是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者及其同谋者社会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向唯心主义的每一次让步，无论其有没有意义，都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危险。因此，我不仅了解到了我在十二年以前写的那本书的理论错误，而且了解到了它的实际危险。”“在全俄共产党最高委员会及其领导者斯大林同志的帮助下……为了坚持铁的纪律，同由全俄共产党在多年以前达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衍生出来的所有偏差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这段引文摘自莫里斯•瓦特尼克的研究论文“乔治•卢卡奇：一个思想传记”，其中有些片段发表在《苏联瞭望》（伦敦）上，第23—25号。（它是近些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一个最好讨论之一。）卢卡奇的书一般在美国是无法买到的。其中一章的标题是“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发表在《新国际》1957年夏季号上。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已经译成法语，由密努特出版社出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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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的是异化问题。实际上，除了《神圣家族》对异化概念有些简短的讨论以外，只有这些手稿才对这个概念作了唯一一以贯之的讨论。这些手稿写于1844年，《神圣家族》写于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这些早期哲学著作，主要是未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1932年由S.朗德肖特和J.P.梅叶标上《历史唯物主义》（两卷本）的标题出版（有少部分章节已丢失）。（《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三部分的小部分片段在1902—1903年由爱德华•伯恩斯坦发表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在1927年由D.列加诺夫出版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对这些早期手稿，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了详尽的描述。在V.阿多拉茨基的指导下，其整个文本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柏林，1932年）。马克思的早期文献由S.朗德肖特以《卡尔•马克思早期文献》的标题在1953年出版，它包括了1932年的版本。对马克思著作的一个全面导读可以在麦克斯米伦•路贝尔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传略》（巴黎，1956年）中找到。——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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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资本论》（基尔编：芝加哥，第12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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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社会学家如刘易斯•科色尔坚信：这样的主张是对角色理论的预期，角色理论探讨了个体以特殊方式去行动以便实现其作为资本家或工人角色的各种驱动力。但是这种说法对这种主张作了太多发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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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托洛茨基：《卡尔•马克思的活思想》（纽约，1939年），第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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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启示经济学”的合理性这个问题的有见地的讨论，请参阅迈克尔•波拉尼伊，“历史的愚蠢”，载于《论战》1957年10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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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莫斯科，1935年）第2卷，第47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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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列奥•弗兰克尔（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匈牙利工人党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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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查尔斯•莱斯：《巴黎公社》（日内瓦，1955年），第70—72页，第244页；并参阅弗朗克•耶里尼克《1871年的巴黎公社》（牛津，1937年），第398页，第40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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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比歇（1796—1865）：法国基督教会社会主义者、法国合作运动创始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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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伦敦，1943年），尤其是第12—13页，第2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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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芝加哥，1902年），第1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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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卡尔•考茨基：《社会革命》（芝加哥，1902年），第126—12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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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应该指出的是，费边社成员没有被如下学说所迷惑：一个人无法正视新“历史时代”的“法则”。他们更擅长于探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行政问题。安妮•贝森特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一文中就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个比较实际的见解。该文发表在《费边社论文集》里。安妮•贝森特后来成为一名感伤的神学哲学家。她在写于1889年的文章中写道：“在过渡时期，也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管理的最佳形式将是通过公社顾问委员会，它将任命各种委员会去管理工业的各个部门。这些委员会将为每一个商店、工厂等选派必需的管理人员和领班，并且拥有对他们的任免权。我认为，由雇工直接选举管理人员和领班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或者不符合为运行大型企业所必需的纪律。在我看来更加可行的做法是：公社应该选举它的顾问委员会——以便把总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应该公社授权顾问委员会去选拔干部和职员。这样的话，各种部门的选拔和任免权将控制在整个委员会的被提名者手里，而不是掌握在与之直接相关的特殊团体手里。”（《社会主义费边社论文集》，伦敦，1948年，第147页。）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莱恩以具有理论洞察力而闻名，但是这是徒有虚名而已。尽管他谈到要用职能性组织或工联主义组织取代地理的或地方的议会选举体系，但是除了像考茨基那样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任务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务要简单得多以外，他从来没有实际讨论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问题。在谈到社会主义产业议会的时候，他说道：“它们的司法工作将不像在利益冲突社会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司法工作那样复杂。这是一项通过对所需财富、可产值和所需用工进行统计就可以轻易地完成的工作。”（引自阿诺德•彼特森《无产阶级民主和专政》［第4版，纽约，1937年］，第29页。）实际上，当他在1905年投入工团主义怀抱之后，德莱恩从法国工团主义者那里吸取了他的大部分观念，参阅“造就丹尼尔•德莱恩政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历史力量”，唐纳•麦基著，未出版的哲学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5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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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所有引文都来自列宁的《列宁选集》第21卷（纽约，1932年）；尤其参阅第184—189页。除了有注明以外，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另请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1985年，第47页。——译者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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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918年4月，在一次全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展开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争论。后者在恢复管理者权威的行动中看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列宁说道：“国家资本主义将是我们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假如我们有能力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达到国家资本主义，这将是一个胜利……然后，向完全社会主义过渡将变得容易和确定。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中央化的、统一的、监督的和社会化的体系。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列宁：《列宁选集》第22卷，第484页。引自赫伯特•马尔库塞《苏联马克思主义》［纽约，1958年］，第4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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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当1875年刚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采纳哥达纲领号召成立在“劳动人民”民主监督下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马克思对他们进行了谴责。他说道：“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哥达纲领批判》，第25页）（另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第19页。——译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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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列宁在1917年10月7—14日的文章“布尔什维克是否能够维持国家政权？”中写道：“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可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且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运作起来，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这个机器并且用新机器取而代之。（我在一本名为《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教训》的小册子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巴黎公社曾经创造了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现在代表俄国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苏维埃也创造了相同类型的‘国家机器’。”（列宁：《列宁选集》第21卷，第2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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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关于这个论断的不同解释的讨论，参阅阿尔福莱德•G.梅叶的《列宁主义》（剑桥，麻省，1957年），第187—196页。并请参阅这本书第371—372页的脚注，它谈到了列宁的如下主张：假如俄国已经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将更容易实现过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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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要想了解列宁笔记的摘录以及他对《批判》的边注，请参阅《哥达纲领批判》“附录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图书版，第15号（伦敦，1933年），第65—8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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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关于这些重要段落，请参阅《列宁选集》第20卷，第1册，第101页；第21卷，第2册，第28—2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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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引自“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21卷，第2册，第34—35页。对俄国工人委员会的历史和围绕这一问题在俄国运动中的理论论战作出第一个系统探讨的是奥斯卡•安维勒的《俄罗斯议会运动：1905—1921年》（莱登，1958年）。（另请参阅《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06页。——译者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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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意识和自发性问题也许是激进的政治历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了党组织的性质、党与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了知识分子的作用。进一步地，假如群众自身不能达到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来说，这还意味着存在决定意识吗？并且进一步地，假如这些观念来自知识分子，如列宁的《怎么办？》从考茨基那里引导出他的许多观念那样，总而言之，科学是激进意识的源泉，那么，对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个讨论超出本文的语境太远了。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考我将出版的一部研究共产主义和美国劳工运动的著作中讨论列宁主义的那一章。在列奥波德•海姆逊研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著作《怎么办？》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里，他详细探讨了俄国人围绕党组织问题展开争论的历史。不幸地，海姆逊先生没有追溯这些争论在另一些社会主义政党里的表现。他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意识和自发性问题是俄国条件的特殊产物。要想对关于列宁主义背景和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更早的、现在已经被人遗忘的、然而仍然是最有思想深度的研究有所了解，请参阅阿瑟•罗林伯格的《布尔什维克史》（纽约，1934年），尤其是第57—63页。要想了解对戈特观点的详细讨论，请参阅戈特的“群众行动：一个答案”，载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芝加哥，1916年9月。要想了解关于罗莎•卢森堡观点的讨论，请参阅上面提到的海姆逊同一部著作的第194—19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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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参阅罗莎•卢森堡的《俄罗斯革命》，载于《行动》第5卷第6号，1922年2月。英译本重印于纽约，1940年，由贝特朗姆•D.伍尔夫作序。——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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