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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参阅“论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和“论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载于《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7年》第1卷，1919—1922年，由让•德格拉斯选编（牛津，1956年），第113—127页（尤其是第126页），第128—13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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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引自曼雅•戈登《列宁前后的工人》（纽约，1941年），第7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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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关于这场争论的讨论，请参阅莱昂纳德•夏佩罗《共产主义独裁的起源》（伦敦，1955年），第254—25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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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列宁选集》第26卷，第101、10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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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同上书，第14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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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苏联共产党活动家，党内“工人反对派”主要领导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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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丹尼尔•德莱恩（1852—1914）：荷兰出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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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列宁：《列宁选集》第9卷，第9页。列宁觉察到官僚主义的威胁是一个直接而当前的现实，这同由他自己表达的一些“天真”观点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对比。在写于夺取政权之后没有几天的一篇称作“关于罢免权的报告”的文章中，列宁说道：只要国家还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权力谈论自由。他写道：“国家是专政的工具。以前这是整个国家受一小撮有钱人的压迫……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想要组成专政。”对列宁来说，需要给予考虑的是国家将在工人控制之下，因此要接受监督检查。“关于罢免权的报告”，《列宁选集》第22卷，第97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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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亚历山德拉•科隆太（1872—1952）：苏联共产党革命家，早年属于孟什维克；1914年转向布尔什维克，1919年成为欧洲第一位女部长；1923年担任驻挪威大使，成为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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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在这里我采纳了莱昂纳德•夏佩罗的说法。——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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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列宁：《列宁选集》第14卷，第338页。引自西奥多•德拉佩尔《美国共产主义的根基》（纽约，1957年），第24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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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阅约瑟夫•斯大林《列宁主义》第2卷，“企业管理者的任务”，1931年2月4日；“新的条件——新的任务”，1931年6月23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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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参阅亚历山大•瓦西尼奇《苏联经济制度：生产单位的社会结构》（斯坦福，1952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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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请参阅，例如，由托洛茨基提出的明确主张，以“工人管理下的生产”为标题的书信，重印于《新国际》，1951年5—6月，第175—178页。托洛茨基说道：“对我们来说，工人管理的观念存在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一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里……［它］指在工厂、银行、商行等里的一种经济的双重权力……因此，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期间，工人管理体制，就其本质来说，只能被看做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制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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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汉娜•阿伦特是研究极权主义的最敏锐学者，是对工人委员会观念持同情态度的批评家。她就匈牙利和波兰1957年的经验中肯地写道：“平等和自治政治原则是否也可以被应用于生活的经济领域是很值得怀疑的。经济需要主人的统治才能运作良好，这个古老的政治理论主张，由于同生活的必需品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理论也许是一个不会错到哪儿去的理论。”要想了解她对于在1957年事件期间自发出现的工人委员会的意义的非同寻常的讨论，请参阅她的文章“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载于《政治杂志》第20期（1958年），第5—4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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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必须指出的是，甚至联合协商也面临着沦为口号的危险。有人会讽刺说：实际上联合协商只是变成了一个“扯皮”机制，通过它每一个政党、管理者和工人委员会代表都逃避了自己的责任。就关于这一点的一幅揭示性图画，尤其是对于担心“管理主义”幽灵的人来说，请参阅艾略特•杰克斯的专著《一个工厂的变迁文化》（伦敦，1951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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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关于想要确立薪金差别的一个“客观”标准的有趣尝试而言，请参阅由艾略特•杰克斯在《新科学家》（伦敦，1958年6月3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313页）。杰克斯认为，通过测量一个个体凭着自身创造力完成其工作所需的“时间量”，他就能够推导出“一个尚未得到公认的标准体系，该体系将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工作支付合理的报酬”，并且，这些标准将“从直观上得到工人们的认可”。杰克斯说，这将“为国家的工资和薪水政策提供一个经验根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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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一个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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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犯下了不知道该什么时候限制自己希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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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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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很少有像基督教寓言所说的那样一个介乎洪荒和天堂之间的时期，那时，人们感到世界已裹足不前，一切都明确地停滞了下来。在写于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的水草纸文书上，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词句：“无耻当道，人欲横流……国运飘摇……群氓无首……贫者为富，富者为贫。”按照吉尔伯特•墨里（Gilbert Murray）[2]的描述，这个类古希腊时期是一个“元气丧尽，豪情全无”的时期；“悲观厌世之风盛行，自我尊严失落，人们丧失了对今生的希望，也丧失了对常规人类努力的信念”。老家伙塔列朗（Talleyrand）[3]曾经厚颜无耻地声称：只有那些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品尝到了生活的所有美妙之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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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这个时代，还可以补充一些适当的引文——以往长时期对光明的向往反倒使一切都带上了讽喻和辛酸的含义——因为在从1930年到1950年之间的20年中，在历史著作上记载了一些特别严重的事件：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在一个曾经站在人类文化发展前列的国家的兴起、曾经宣布要为人类更加美好的理想而斗争的革命一代作出了悲剧性自焚（self-immolation）、一场其深度和广度迄今为止仍然难以料想的破坏性战争、在集中营和死亡秘密审判所对数百万人的官僚化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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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冲击非常了解的激进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千禧年希望、太平盛世幻想、天启录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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