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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在这里我采纳了莱昂纳德•夏佩罗的说法。——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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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列宁：《列宁选集》第14卷，第338页。引自西奥多•德拉佩尔《美国共产主义的根基》（纽约，1957年），第24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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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阅约瑟夫•斯大林《列宁主义》第2卷，“企业管理者的任务”，1931年2月4日；“新的条件——新的任务”，1931年6月23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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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参阅亚历山大•瓦西尼奇《苏联经济制度：生产单位的社会结构》（斯坦福，1952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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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请参阅，例如，由托洛茨基提出的明确主张，以“工人管理下的生产”为标题的书信，重印于《新国际》，1951年5—6月，第175—178页。托洛茨基说道：“对我们来说，工人管理的观念存在于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一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范围里……［它］指在工厂、银行、商行等里的一种经济的双重权力……因此，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期间，工人管理体制，就其本质来说，只能被看做一个暂时的过渡性的制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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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汉娜•阿伦特是研究极权主义的最敏锐学者，是对工人委员会观念持同情态度的批评家。她就匈牙利和波兰1957年的经验中肯地写道：“平等和自治政治原则是否也可以被应用于生活的经济领域是很值得怀疑的。经济需要主人的统治才能运作良好，这个古老的政治理论主张，由于同生活的必需品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理论也许是一个不会错到哪儿去的理论。”要想了解她对于在1957年事件期间自发出现的工人委员会的意义的非同寻常的讨论，请参阅她的文章“极权主义的帝国主义”，载于《政治杂志》第20期（1958年），第5—4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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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必须指出的是，甚至联合协商也面临着沦为口号的危险。有人会讽刺说：实际上联合协商只是变成了一个“扯皮”机制，通过它每一个政党、管理者和工人委员会代表都逃避了自己的责任。就关于这一点的一幅揭示性图画，尤其是对于担心“管理主义”幽灵的人来说，请参阅艾略特•杰克斯的专著《一个工厂的变迁文化》（伦敦，1951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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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关于想要确立薪金差别的一个“客观”标准的有趣尝试而言，请参阅由艾略特•杰克斯在《新科学家》（伦敦，1958年6月3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313页）。杰克斯认为，通过测量一个个体凭着自身创造力完成其工作所需的“时间量”，他就能够推导出“一个尚未得到公认的标准体系，该体系将对任何一个特定的工作支付合理的报酬”，并且，这些标准将“从直观上得到工人们的认可”。杰克斯说，这将“为国家的工资和薪水政策提供一个经验根据”。——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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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一个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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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犯下了不知道该什么时候限制自己希望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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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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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很少有像基督教寓言所说的那样一个介乎洪荒和天堂之间的时期，那时，人们感到世界已裹足不前，一切都明确地停滞了下来。在写于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的水草纸文书上，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词句：“无耻当道，人欲横流……国运飘摇……群氓无首……贫者为富，富者为贫。”按照吉尔伯特•墨里（Gilbert Murray）[2]的描述，这个类古希腊时期是一个“元气丧尽，豪情全无”的时期；“悲观厌世之风盛行，自我尊严失落，人们丧失了对今生的希望，也丧失了对常规人类努力的信念”。老家伙塔列朗（Talleyrand）[3]曾经厚颜无耻地声称：只有那些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品尝到了生活的所有美妙之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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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这个时代，还可以补充一些适当的引文——以往长时期对光明的向往反倒使一切都带上了讽喻和辛酸的含义——因为在从1930年到1950年之间的20年中，在历史著作上记载了一些特别严重的事件：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在一个曾经站在人类文化发展前列的国家的兴起、曾经宣布要为人类更加美好的理想而斗争的革命一代作出了悲剧性自焚（self-immolation）、一场其深度和广度迄今为止仍然难以料想的破坏性战争、在集中营和死亡秘密审判所对数百万人的官僚化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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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冲击非常了解的激进知识分子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千禧年希望、太平盛世幻想、天启录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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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意识形态在法国哲学创始人那里原来是个什么样子，作为一种由观念转化为行动的方法，黑格尔左派、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用最为明确的语言描述了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哲学的职责在于批判，在于以现在代替过去。（马克思写道：“一切已死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5]）费尔巴哈，这个所有黑格尔左派中最激进的人物，自称为路德第二。他说道：要是我们能够揭去宗教的神秘外衣，那么人类将获得自由。整个思想史就是一部持续的祛魅史，假如最后在基督教领域里，上帝从一个狭隘的神被转变为一个普遍的抽象物，那么，通过运用异化或自我陌生化的激进手段，批判的作用就是以人类学去取代神学，以人去取代上帝。哲学应当面向生活，人应当从“诸抽象物的幽灵”中解放出来，从超自然束缚中解脱出来。宗教只能创造“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哲学则将揭示“真实意识”（true consciousness）。通过把人而不是神置于意识的中心位置，费尔巴哈竭力把“无限带入有限之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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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费尔巴哈想使上帝“屈服于现实世界”，那么马克思则企图改造现实世界。在费尔巴哈推崇人类学的地方，马克思则重申黑格尔的基本见解，强调大写的历史和历史背景。世界不是单个人（Man）的世界，而是众多人们（men）的世界；人是阶级的人。由于阶级地位不同，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真理是阶级的真理。因此，所有真理都只是面具而已，都只是局部真理而已；而真正的真理是革命的真理，并且只有这种真理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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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动力就被引入到意识形态的分析上来了，被引用于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上来了。通过揭去宗教的神秘面纱，人从上帝和原罪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的潜能。通过揭示历史，理性也得到了揭示。在阶级斗争中，只有真实意识而不是虚假意识才能被实现。但是，既然真理只能求诸行动，那么人们就不能不付诸行动。马克思说道，黑格尔左派只是一些文人而已。（对他们来说，办杂志就是“实践”。）对马克思来说，唯一的真正行动是在政治领域里。但是按照马克思对它的理解，行动，革命行动，并不仅仅是社会变革。这种说法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恢复全部古老的太平盛世说，恢复再洗礼派教徒的千禧年观念而已。从它的新眼光来看，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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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恰当地说属于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一个人可以说，牧师所应面对的是宗教，知识分子所应面对的是意识形态。这种情况本身给了我们为厘清其多重职能所需语词和理由的维度的一条线索。“意识形态”这个语词带上了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的印记。同其他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一起，同像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这样的著名唯物主义者一起，特拉西千方百计地想要找到一条不是通过信仰和权威来发现“真理”的道路，那些传统方法受到教会和国家的支持。同样，受到法兰西斯•培根的影响，这些人试图找到能够消除充满偏颇的偶然意见、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与生俱来的个人嗜好和干扰自我趣味或者单纯信仰意愿的方法。所有上述情况，像柏拉图洞穴里的影子一样，产生了关于真理的各种假象。[7]他们的目标是，必须“提纯”观念，以取得“客观”真理和“正确”思想。其中有的哲学家如爱尔维修认为，一个人不得不去做追本溯源的工作，以便找出失真得以产生的原因。特拉西认为，人们通过把观念还原为感官知觉以“提纯”他们的观念——这是具有赤裸裸地反宗教偏见倾向的英国经验论的一个过时的法国变种——并且他把这门关于观念的新科学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观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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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术语的消极诠释是由拿破仑提出来的。在他的权力得到稳固之后，他禁止在法国科学院讲授道德和政治科学，并宣布谈论“意识形态”（ideologies）的是一些无耻的投机者，他们把道德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拿破仑一直对哲学家的观点抱着同情的态度；而作为一个皇帝，他认识到了宗教正统对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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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这个语词以一些截然不同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例如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意识形态同哲学唯心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同以下观念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观念是自主的，观念独立地有权力去揭示真理和意识。对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来说，这是虚假的，因为“存在决定意识”（existence determined consciousness）而不是相反；要想独自从观念出发来描述关于现实的图画只能产生“虚假意识”。因此，追随于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得出了绝大多数关于宗教和异化的分析——他把宗教作为一种虚假意识来思考：上帝是人的心灵的创造物，它们只是表现为独立存在的，并且决定着人的命运；宗教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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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克思还作出了进一步论述。他说，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观念，而且还掩盖了特殊利益。各种意识形态声称是真理，但是却反映了特殊团体的各种需要。在其讨论犹太人问题的一些早期论文中，他在其中一个地方专门讨论了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哲学问题。马克思尖锐地攻击了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上的“自然法权”（natural rights）观念，以及具体化在宾夕法尼亚和新汉普郡国家宪法上的这些权利。“自然法权”的前提——崇拜自由或自身所有权自由——为，它们是“绝对”权利或“先验”权利；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仅仅是在历史上达到的“资产阶级法权”（bourgeois rights），这些法权被虚假地声称具有普遍有效性。马克思指出，国家的职能在于为“一般意志”（general will，“公意”）创造基础。在资产阶级得以产生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里，国家被假定为是消极的或中立的。每个人都寻求着自己的利益，社会协同性因此而产生。但实际上，他认为，国家被用来强制实施某些特殊集团的权利。因此，“自然法权”断言完全掩盖了资产阶级想用财产去达到自己利益的要求。马克思认为，“自然法权”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主义。因为人只有在团体中才能认清自己；并且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财产自由，也不是宗教自由，而是摆脱财产的自由和摆脱宗教的自由——简言之，是摆脱意识形态的自由。因此，把实际上是阶级利益的东西声称为普遍有效性的企图是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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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同于边沁和其他功利主义者，他认识到，个人并不总是受直接的自我利益驱动的。（这是“庸俗的享乐主义”［vulgar hedonism］。）他说道，意识形态是一股有意义的力量。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得以避免的一般条件。”因此，对于意识形态的“揭露”也就是揭示出隐藏在观念背后的“客观的”利益，并发现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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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所包含的含义是完全直接的。对一些人来说，只对政治作理性主义的分析是不够的。人们未必是言行一致的。一个人必须探索隐藏在观念背后的利益结构；他不应去探讨那些观念的内容，而应探讨它们的作用。第二个也是更加激进的结论是，假如观念掩盖了实际利益，那么对于一个学说的“真理的检验”（test of truth）在于看它是为什么阶级利益服务的。简言之，真理是“阶级的真理”（class truth）。因此，不存在客观的哲学，而只存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哲学”；不存在客观的社会学，而只存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学说：存在着关于社会宇宙的一个“客观的”秩序，它通过“历史”而得到了揭示。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历史是一个进步的展开着的理性。在历史中，通过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以及对于所有神秘和迷信的破除，社会将向着“更高的阶段”运动。因此，学说的“真理”取决于它“适合于”历史发展的“封闭性”；在实践中，它意味着“真理”取决于它是否对革命的推进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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