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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吉尔伯特•墨里（1866—1957）：牛津大学古希腊文学家，著有《欧里庇得斯剧作选》、《欧里庇得斯及其时代》、《阿里斯托芬研究》、《古希腊研究》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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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改革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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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把由每一个时代哲学家提出的各种感伤之辞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汇编到一起。那些哲学家都把自己的时代看做灾难深重的时代，而把过去看做黄金盛世时代。这些感伤之辞，以及摘自埃及水草文书的引文和塔列朗的话语，可以在他的《现时代的人》中找到（伦敦，1951年），第2章。吉尔伯特•摩里的引文来自《古希腊宗教的五个阶段》（第二版；纽约，1930年），第4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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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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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来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开场白的这些引文对异化有一个概括性讨论，不过我在这里从汉斯•斯皮埃尔在其《社会秩序和战争风险》的讨论中受益颇多（纽约，1952年），第9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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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新工具》中，通过设定各种失真，法兰西斯•培根试图把理性从“心灵欠缺”中解脱出来。他称这些失真为种族幻象、洞穴幻象（“由于他所受的教育，由于他与别人的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权威，每个人都有一个洞穴，或者他自己的盲点……使他辨不清自然的真假”）、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由于在我的判断中，所有的一切均来自于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辩规律”）。要想了解有关在社会科学中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偏见观念史的讨论，请参阅莱因哈特•本狄克斯的《社会科学和对理性的怀疑》（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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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这个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多少类似于弗洛伊德体系中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理论。合理化隐藏着潜在的动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不好的。实际上，要想有效地发挥作用，合理化务必与现实具有“紧密的符合”（closefit）。不过，一个不在眼前的或潜在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而且分析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一点揭示出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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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著有《人性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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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托马斯•希尔•格林（1836—1882）：英国政治思想家，著有《伦理学绪论》和《政治义务原理讲演录》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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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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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拉夫斯•W.马修逊：俄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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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拉夫斯•W.马修逊：《俄罗斯文学的实际主人公》（纽约，1958年），第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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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参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芝加哥，1952年），第14—2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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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迪•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探讨过自我肯定的局限性。他曾经写道：“当头脑发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想要成为暴君的……他乐意于做一个孤家寡人……任何一种平等都将毁坏他所享有的专制主义。”因此，萨德建议通过普遍开设妓院来把这些冲动引导到性活动中去，那些妓院将足以耗尽人们冲动的情绪。应该指出，迪•萨德是宗教的劲敌，而且，萨德非常了解宗教在激励情绪方面所起的出色作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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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纽约，1958年）；爱德华•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市民性”，载于《塞文评论》，第116卷，第3期，1958年夏，以及“知识分子和权力”，载于《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卷第1期，1958年10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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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乔治•谢尔曼（1908—1991）：美国电影导演。——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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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1927—2009）：波兰哲学家、哲学史和宗教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华沙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1970年起在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任高级研究员，著有《马克思主义主流》、《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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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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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把历史看做情感和风格的变化，或者甚至于把历史看做不同阶级或民族激发其情感能量并采取不同道德立场的方式，这种见解是比较新颖的。不过，我认为道德风气的历史，尤其是对人产生影响的非理性力量，是了解社会变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文化阶段的一个伟大范例是J.H.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它讨论了世人对待死亡、残酷和爱的态度的变化。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译注）很早以前就提倡根据不同的情感来撰写历史，他对拉伯雷以及改信者信念问题的研究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里程碑之一。研究社会运动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过于“唯智主义”，它注重学说或者有组织的技术，而不重视情感风格。比起关于布尔什维克行为的常规研究，纳森•莱特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研究》更多地探讨了俄罗斯知识界道德风气的变化。就这一点而言，它也许是一部更加重要的著作。奥瑟•科斯特勒的小说和自传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信念变化的一面明晰的镜子。赫伯特•洛伊特对剧作家贝尔特•布莱希特的研究（《论战》1956年7月）是对由接受“布尔什维克”图像而产生的道德判断方面的变化所进行的精细剖析的一个精品。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的生平对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道德死板原则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有教益的；除了由弗朗茨•博肯诺提出的一些精辟而言简意赅的评论（参阅他的《世界共产主义》［纽约，1939年］，第172—175页）和由莫里斯•瓦特尼克写的几篇文章（《苏联瞭望》［伦敦，1958年］）以外，几乎没有人写过这位非同寻常的人。奥尼亚齐奥•塞伦的“同志的选择”（重印于《异端的声音》［纽约，1959年］）对激进主义的实际经历作了感性反思。诺曼•库恩的《千禧年的追求》探讨了这个千禧年太平盛世运动的有趣历史。罗纳尔德•诺克斯的专著《狂热》从天主教徒的观点探讨了基督教历史中的“狂热”运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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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跋：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为纪念雷蒙•阿隆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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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著作与其说是因其内容，还不如说是因其书名才出名的。本书就是其中之一。通常来自左派的各种批评家认为，激进主义在60年代中期的崛起反驳了本书的主题。其他批评家则把它看做替“技术治国”（technocratic）思想或“现状”（status quo）所作的一次“意识形态”辩护。更加离奇的是，还有几位批评家认为，本书攻击了各种观念在政治学中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批评都没有说到点子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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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框架根据其副标题确立起来：“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不过本书的最后部分仍然作出了某些预测。在考察了青年左派知识分子一再表现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之后，我说道，新的启示、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认同将来自第三世界。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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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旧的19世纪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存在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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