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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也涉及了一个不同的思想和理论问题。马克思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是，从根本意义上说，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是阶级结构，阶级是政治的相关单位，甚至文化分析也是如此。但是，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尤其在西方社会，现在最为鲜明的一点是，不仅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而且作为社会分工基本尺度的经济阶级也已瓦解。（除日本以外）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plural society）。除了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的多元身份之外，作为忠诚于某团体标志的种族身份似乎将变得愈来愈突出，并且种族的、语言的或宗教的路线冲突似乎是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写道：“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人们之间的对立将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消失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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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现在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比在过去几百年里任何一个时候的国际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更少的合作和协同性这一事实之外，最为显著的一点是，无论是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还是在其他地方，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民族关系日益紧张。正如塞尔维亚族人和克罗地亚族人之间，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之间的古代对抗一样，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人们该如何解释正在发生的中苏对抗，中越边境战争，越南傀儡政权对柬埔寨的占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武装对抗，以及南斯拉夫自身的分裂威胁呢？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民族对大量少数民族领土的占领，苏联对波罗的海诸国领土的占领，中亚的穆斯林民族的高人口增长率正在威胁着苏联的民族平衡，人们对此该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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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时候，在东南亚，在中东，在内乱迭起的穆斯林世界里的肤色问题、宗派问题、种族差异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了当代社会学，至少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始料未及的难题。我们看到，尤其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我们的社会学范畴是多么过分地局限于西方社会的背景。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理性、工业化、意识、阶级发展、“历史民族”观念和社会进化这些主题是怎样变成了我们的关注焦点的。我们还看到，马克思，甚至韦伯和涂尔干的见解是多么前后不一致。不过，那也是一次漫长而不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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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25年里，也许存在着人们对本书感兴趣的第三个理由。因为它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它探讨的是战后时期的社会变化。现在有一种倾向把那个时期看做一个单调而冷静的年代，一个缺乏思想趣味和热忱的年代，一个与20世纪30年代萧条时期的紧张相反的年代，也是一个与20世纪60年代的狂热和激越（性解放，至少是对于性的炫耀）不同的年代。我对此不敢苟同。假如有人想起这个时期的思想印记的话，那么它不是一个创造性的年代，而是一个重新发现的年代。是一个对克尔凯郭尔给予解读的年代，一个关于卡尔•巴特（Karl Barth）[86]、保罗•蒂利希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新正教和新奥古斯丁主义观点的年代。它是一个发现卡夫卡的年代，一个混乱无序盲无目的的世界的年代，一个盛行“卡夫卡式”世界的年代。它是一个对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87]及其对无力去找到一个适当信仰的绝望作出解读的年代。它是一个宗教再一次得到严肃讨论的年代，而不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蔑视者”遗产的年代。它是一个批判的年代，一个伟大批评家——利维斯和燕卜荪，兰塞姆和泰特，温特斯和布莱克默，特里林和威尔逊——的年代。它也是对当时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进行阐释的年代。它是一个看重复杂性、反讽、模糊性和悖论的年代。它也是一个社会批判的年代。正如激进历史学家理查德•H.佩尔斯在《保守主义年代的自由精神：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那部著作中，作者对汉娜•阿伦特、大卫•里斯曼、威廉•H.怀特、约翰•肯尼特•加尔布雷思、保罗•戈德曼、路易斯•哈兹、丹尼尔•布尔斯汀、德怀特•麦克唐纳、C.赖特•米尔斯和我本人的工作作出了如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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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对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表示深深的敬佩。我既不把它们看做是满足于现状的表示，也不是把它们看做是对现状处心积虑的辩护。恰恰相反，由于他们反对并摆脱了战前左派意识形态的教条，由于他们喜欢提出新问题而不是喜欢杜撰新答案，由于他们愿意做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而不愿意扮作群众运动的代言人，我认为，与人们所能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或20世纪60年代的宣言相比，他们对其社会作出了更深刻和更具想象力的批判。实际上，我认为，［其著作的］质量胜过美国20世纪任何其他时代所产生的可比较的著作。因此，当我们试着去超越他们的视野的时候，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任重而道远。[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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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对它作些更具个人色彩的解释。在最近的十多年里，人们对称作“纽约知识界”（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文化现象及其前辈和后辈的世界给予了日益严肃的关注。这是同诸如《党派评论》、《政治学》、《评论》、《新领袖》、《异议》等杂志关系密切的一帮作家和评论家。他们中的第一代人物把自己认同于这样一些人物：莱昂内尔•特里林、悉尼•胡克、菲利普•拉夫、威廉•菲利浦斯，及其较年轻的兄弟姐妹，诸如索尔•贝娄、艾尔弗雷德•卡真、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哈罗德•罗森伯格和玛莉•麦卡锡。[89]为此，已经有了大量的个人回忆录，那个时代的事件参与者的各种报告，以及由学术史家和社会学家撰写的关于个别人物的学术生涯、著述及成就的大量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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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他们年轻时的小团体冲突和家族争吵如何在近些年较大的文化背景下逐渐衰弱。我既是这一环境的产物，又是这些论战的参与者。我的思想兴趣和关注点是在纽约城市学院时形成的，我的心灵也受到了当时那些思想争论氛围的陶冶。如我的一位朋友和以前的同事艾尔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对那些早期岁月描述的那样：“丹尼尔•贝尔……是欧文［豪］的另一个极端。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脱颖而出，是一名真心诚意的提倡社会民主的知识分子，他相信‘混合经济’，一个基于英国模式的两党体系，以及其他自由主义遗产……经过了多年之后，他的政治观所发生的变化也许比我们要少得多。由于这个缘故，正如其同学们以前习惯于从左派对其提出批评那样，他们现在从意识形态的所有方面对其提出了批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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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5年，我与克里斯托尔一起创办了《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这份杂志通过对公众政策展开合理的公众争论和客观探索，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客观探索一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如我在谈到这个最重要问题时写的那样：“不言而喻，要是没有哲学、宗教、道德或别的什么先入之见，就不可能有人的思想和行动，因为是这些先入之见确立了人的思想和行动目标。但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是，它们不仅指定了目标，而且对现存的社会现实一以贯之地提出了某些预见性解释——这些解释固执地反对所有明智的改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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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由于我们的思想道路发生了分歧，我离开了这家杂志。克里斯托尔开始认为，一切现代政治学都不可避免地是意识形态的，因为这些观点都争着要去控制未来的情形。并且，他还认为，自由主义文化是同赞成乌托邦或千年至福主张的驱力相抗衡的一根脆弱的芦苇。那些驱力推动西方文化去摧毁自由。我对这两个观点都表示了反对。我认为，自由主义——以赛亚•柏林的自由主义——足够实在地抵制那些幻想。意识形态是抽象事物的具象化，是现实的僵化模拟，是观念的虚假实在化。它赋予了范畴以虚假的生命。它也是它的致命裂缝，它的致命弱点。它使它最终屈尊于其他认识和信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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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在过去的200年里看到了两种对比鲜明的意识形态样式。一种是把威廉•詹姆斯称作“信仰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的东西，“情感和意志的”倾向，给予调动起来的样式。那些倾向促使人们为了满足情感的需要而违反了逻辑。宗教热忱的消解，对现世问题的关切，现代性的刺激，所有这一切都为世俗乌托邦的崛起提供了信念的阶梯。旧的意识形态已经风光不再，不过，现在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性的反叛”（revolt against modernity），是被压迫者的卷土重来，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巨大冲击。它们既乞求传统象征的庇护，又试图能与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相调和。或者，像在伊斯兰世界那样，是来世的殉难。激情与意识形态的结合，鲜血与种族的交融，我们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的现代主义”（reactionary modernism）中第一次看到的那些东西，现在再次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狂暴中，譬如在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充满着相同血腥味的口号，看到了当这种复辟和技术在新的“意志凯旋”（triumphs of the will）中被结合到一起时所产生的实践。[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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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样式是权力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制度。借助大字报和标语口号，通过强调“红宝书”或“人格熏陶”，不断背诵创始人语录，强制性参观列宁墓（“列宁的生活”），服从体系，以强行达到步调一致。这是把编码和交往仪式化了的意识形态，是一张意识形态的羊膜，把人们封闭了起来，使他们看不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捷克剧作家，一个伟大异端文献《77宪章》（Charter 77）起草人之一，瓦克莱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对信仰的欺骗性作了如下描述：意识形态冠冕堂皇的外表“给予人类以身份……和道德性的假象，却使他们更易于与之分离”，把个人身份束缚于体系的框框之中。[92]不过，由于这种意识形态被用于不安定的制度，它也是迟早要瓦解的。之所以如此的一个理由是，最为方便的安定样式是一不做二不休地求诸恐怖。但是，在斯大林时期滥杀无辜和红色高棉到处蔓延的疯狂中，恐怖毕竟有其局限性。人民在生活中寻求的是规范化的东西。纵使它是对平平淡淡的毫无起色的日子的规范化。但是，一旦这种规范化的合法性被摧毁了，便无法再次诉诸明目张胆的恐怖。1956年对斯大林狂想症的披露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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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翼的）试图给予蒙蔽的一个事实：几乎没有一个运动是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或者能够自始至终地把这种整齐性和统一性保持下去。首先，结构的僵化孕育了变革的阻力。无论是经济管理还是政策指导，狭隘的权力基础愈来愈难以驾驭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因此，假如一个社会不愿陷入停滞或萧条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拓宽决策渠道，为某些边缘的个人创造力提供机会。[93]当然，这些要求是否能够转变成机构变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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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难以把握的也许是在这些社会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的心理因素。在被迫扮演迎合斯大林奇想的小丑时，赫鲁晓夫或许感受到了自己的屈辱。这种屈辱加上对制度弊端的认识促成了他立志改革的努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当猪倌的邓小平所遭受的屈辱，可能是促成他修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动机因素。同时也不能低估萦绕于老共产党心中的理想主义因素，哪怕是在当权者身上也是如此，正是那些因素导致了纳吉和匈牙利知识分子以及在十多年后的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戈克去寻求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94]共产主义不仅创造了一致性和服从，而且还创造了异端的共产主义者（参阅本书中的“神话和整体性”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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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外，一个最为强有力的缓冲剂也许是人们对其行为进行道德判断的必不可少的和始终不变的需要。道德判断迟早会受到敌对信仰的检验，受到某些先验标准的检验。也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为恶毒的和自欺欺人的原理是嘲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道德相对主义。如恩格斯在1877年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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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的，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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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一种更高道德的名义，布尔什维克撒谎、欺骗和处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诋毁资产阶级民主为一个伪装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者同纳粹携起手来在20世纪30年代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痛惜啊，痛惜，社会主义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才知道，民主和法权是正常社会的不可侵犯的条件，并且，必然地，自由甚至务必先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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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化和宗教，在其发端时，它们或许产生于其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但是一旦它们产生之后，它们便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只要它们能够成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获得新生的道德信念的源泉，它们便具有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文化的连续性是背离了任何一种历史主义的，其对真理的生生不息的渴望是一只不断地轰击着极权权力磐石的重锤。没有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断的语境之外。但是，一种道德秩序，假如它想要不用高压和欺骗而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它就必须超越利益的狭隘主义，就必须克制其诉诸激情的欲望。而这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失效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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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尼采称作环环相扣的思想的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所有这一切在现在都仅仅是意识形态思想的一个环节而已。[96]今天，在充满激情的话语旋风中，各种头绪纠缠在一起，而意识形态逐渐理清了推崇信仰意志，推崇教条主义或嘶喊的几乎每一个宗派——黑人权利的意识形态，新右派的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史学解释已经丧失了其语境，存在的只是充满恶意和令人厌恶的遁词，而不是清晰的概念。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语汇。罪恶亦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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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文字游戏仍在继续进行中。在1985年出版的一部讨论“基础理论”著作的导论中，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写道，“丹尼尔•贝尔那个臭名昭著的书名”声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已经实现”。斯金纳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这样一个信念：政治哲学已经完结，人们应“致力于建构自以为是价值中立的……社会行为‘经验理论’”。昆廷•斯金纳编：《人文科学基础理论的回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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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存在与虚无》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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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哲学家，著有《知觉现象学》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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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尔托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诗人和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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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德国哲学家，著有《希望原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主体—客体》、《这个时代的遗产》、《阿维森那与左翼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穿越荒漠》、《乌托邦精神》、《自然权利和人类的尊严》、《哲学基本问题》、《图宾根哲学导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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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原文为“eminencegrise”，原指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约瑟夫神父。此处作者用来暗示卢卡奇曾经有过的一段特殊经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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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和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冰封的日子》、《三个季节》、《冬日钟声》、《白昼之光》、《日出日落之处》，日记《猎人的一年》，论著《被奴役的心灵》，小说《夺权》等，1980年作品《拆散的笔记簿》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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