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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贝尔托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诗人和剧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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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德国哲学家，著有《希望原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主体—客体》、《这个时代的遗产》、《阿维森那与左翼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穿越荒漠》、《乌托邦精神》、《自然权利和人类的尊严》、《哲学基本问题》、《图宾根哲学导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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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原文为“eminencegrise”，原指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亲信约瑟夫神父。此处作者用来暗示卢卡奇曾经有过的一段特殊经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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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和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冰封的日子》、《三个季节》、《冬日钟声》、《白昼之光》、《日出日落之处》，日记《猎人的一年》，论著《被奴役的心灵》，小说《夺权》等，1980年作品《拆散的笔记簿》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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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1936年和加米涅夫一起被处决。苏联最高法院于1988年6月13日宣布撤销1936年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判决，并为其恢复名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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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加米涅夫（1883—1936）：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主要代表之一，曾任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及政治局会议主席等职务，经常主持政治局会议，被杀于1936年8 月26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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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2008）：俄国作家、苏联著名异见者，著有《古拉格群岛》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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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里宾特洛夫（1893—1946）：德国外交官、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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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阿尔伯特•加缪：“既无替罪羊，也无刽子手”，载于《现状：1944—1948年记事》（巴黎，1950年）。这篇论文最初发表在1946年11月报纸《战斗》上，并重刊于1947年7—8月《政治学》中，由德怀特•麦克唐纳译成英文。这篇论文作为一个小册子由连环图书公司出版（纽约： 1980年），并由罗伯特•比库斯作序。这里的引文出自该版本第39页和第3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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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保护同性恋权益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褒奖其著作具有包容性和艺术质地，以对真理无所畏惧的热爱，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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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理查德•赖特（1908—1960）：美国黑人作家，著有《土生子》、《局外人》、《今日的主》、《汤姆大叔的孩子》、《八个男人》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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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罗伊斯•弗希尔（1896—1970）：犹太裔美国记者，著有《列宁生平》和《甘地生平》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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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斯蒂芬•斯彭德（1909—199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政论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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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伊雷姆•纳吉（1896—1958）：匈牙利政治家。纳吉曾于1953年到1955年短暂出任总理，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时他再度出任总理，试图推动自由化和退出华约的计划；苏联迅速调派红军长驱直入布达佩斯进行“平乱”，纳吉试图寻求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援助但失败，于同年11 月22日被捕，1958年在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之名被处决。纳吉死后被草草掩埋，所葬之处更被苏联列为机密；直到1989年匈牙利民主化后，他才获重新安葬，被视为自由先驱与英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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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克罗斯兰德（1918—1977）：英国工党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社会主义的未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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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由于原来发表在第一版中的长篇论文，“利益和意识形态：论舆论在产业争端中的作用”（《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第10章）论题过于狭隘，讨论的是塔夫特—哈特利法，我把它在简装本中删去了。不过，其关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观点仍然是一致的。在那篇论文中，通过运用边沁和功利主义理论，我在“社会决定”和“个人决定的总和”之间作出了区分，在象征的意识形态态度和市场行为之间作出了区分。那篇论文的语境是由现代社会产生的舆论。当意识形态和利益相抵触时，我写道：“因此，声称反映公共利益的舆论内在地是意识形态决定和市场决定的不稳定结合。究竟这些意见能否导致行为，以及会导致何种行为，取决于两类动机之间张力的程度，以及相互认同的程度。”（第192页）通过处理两种工会行为，一种是通常由意识形态实施的社会运动，另一种甚至是被迫以牺牲其他工会为代价，首先考虑其会员利益的市场组织，本书论文“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一种美国工联主义理论”概述了这个问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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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当时想到的是刚刚诞生不久的大学生民主协会。其发起人之一汤姆•海顿，1961年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我。在密歇根大学他曾经担任学院报纸编辑，是与工业民主联盟打交道的主要领袖。同海顿的早期谈话引起了我的不安，那些谈话证明，他是浪漫主义姿态和对组织策略采取随机应变犬儒主义姿态的奇怪混合。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多年以后，一位曾经的同志称他为左派尼克松。（参阅理查德•帕克“激进肥皂剧”，载于《新共和》1979年11月17日。）就大学生民主协会的创立及其参与民主的希望（因为它既有点怀旧又不失浪漫）近期提出较为肯定的观点，请参阅詹姆斯•米勒的《大街上的民主：从休伦码头到芝加哥围城》（纽约：西蒙—苏斯特出版社，1987年）。短语“参与民主”一直是新左派的指导原则。它声称，人民应该拥有驾驭影响其生活的决定能力——一种善良的民粹主义信念。不过，它还天真地断定，“人民”是进步的，多少摆脱了“精英”、“他人”或其他恶势力的控制。不过，这些激进分子很少去面对这样一个道德两难：人民可能是反动的或顽固的。难道因为他们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想要如其所愿地保持其社区，南部人民（或南波士顿人民）就有权把黑人从他们的学校里赶出去吗？并且，如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不也将导致践踏现有自由的“多数专制”吗？典型地说，在这里，修辞代替了思想。——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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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种分析模式贯穿于我在70年代发表的两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中。在我的霍布斯讲座“神圣的复归”关于世俗化的讨论中，它得到了最有力的论证。在那里，我认为，绝大多数社会学解释者用来描述现代西方世界的术语“世俗化”混淆了两个不同领域的变化：宗教领域的变化，那里存在一个日益衰落的牧师权威角色，以及信仰层面的变化。但是宗教领域信念体系的兴衰并不来自制度变化。因此，我对我的分析进行了分类，用术语“神圣”和“世俗”来处理制度问题，用术语“神圣”和“异端”来处理信仰的性质。这篇论文重印于我的论文集《蜿蜒之路》中（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80年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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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美国神学家，新正统派神学代表人物，基督教现实主义奠基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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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这些思想最初在1944年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表达，并由理查德•霍夫斯达特作了评论。霍夫斯达特后来写道：“鉴于卡莱•麦克威廉斯在其《特权的面具：美国反犹太主义》（波士顿： 1948年）中把早期美国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上层阶级现象来处理，民粹主义便具有了放任特点。在其对反犹太主义兴起的历史考察中，他确实没有提到过绿色民粹主义传统。丹尼尔•贝尔发表了‘美国犹太仇恨的绿色根源’，载于《犹太前线》第XI卷（1944年6月），第15—20页。他是具有如下认识的极少数作者之一：在后来的反犹太活动和早期民粹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联系。”理查德•霍夫斯达特：《改革年代》（纽约，纳博夫出版社1955年版），第80—81页，注释3。——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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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问题是如何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在1938年，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提出了所谓的“巴埃尔—丹—切洛姆斯基”论题（最初由受人尊敬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袖奥托•巴埃尔提出，后来由俄国孟什维克党托尔德•丹和法国左派分子让•切洛姆斯基重新提出），它把任何社会主义者参与到“资产阶级内阁联盟”的活动全部斥之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将找不到这样一个西欧国家，在那里，一位社会主义领袖没有在联盟中偶尔会出任首相——最为成功的例子当数奥地利，在那里，社会主义与天主教联合内阁曾经统治30多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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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在我看来，韦伯这篇论文最后几页隐藏着同一位青年的一个对话。那位青年正在采取达到“终极目标”的一些政治步骤，韦伯对此感到绝望。在论文初恋和早期忧伤（《党派评论》1984年第4期）中，我讲到了这个“道德侦探故事”的奥妙并揭露了那张隐藏的脸：乔治•卢卡奇。——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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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克莱门特•埃德里（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曾任首相（1945年7月—1951年10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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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贝弗里奇（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1942年11月贝弗里奇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社会保险和事业报告，具有人权宣言性质，世称《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埃德里工党政府依此确立英国社会保险和国家卫生体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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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盖茨克尔（1906—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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