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7024 [36]赫伯特•廷格斯顿（1896—1973）：瑞典政治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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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6 [37]对这些进展感到最为震惊的人是《通往奴役之途》（1944年）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55年大会闭幕词中，哈耶克对与会者认同这种观点哀叹不已。李普塞特对哈耶克的讲话作了如下描述：“只有他一个人为大会的整个气氛而烦恼。令他感到不安的是，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政治信念，与会者形成了一种总体共识：区分左派和右派的传统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实际上，大家都同意，已经在不同国家发生的国家控制力量的不断加强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提倡社会主义；他们和保守主义者一样地担心一个全副武装国家的危险。划分为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被还原为一个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政府所有权和经济计划的问题。……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国家干预是不好的，是极权主义的。他发现自己是仍然认真地在民主阵营中孜孜以求的少数派之一。”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意识形态的终结”，载于《政治人物》修订版（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44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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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8 [38]约翰•肯尼迪（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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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0 [39]这次耶鲁演讲载于《美国总统公报》，第234号（美国政府印刷局，1963年），第470—475页。一个月之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经济会议上作过一次不太引人注目的演讲。谈到了经济事务中的神话和现实，以及经济问题中日益增长的技术因素。这两个演讲稿都由小亚瑟•M.施莱辛格起草，他出席了1955年文化自由协会的米兰会议，在那里，意识形态的终结主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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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2 [40]雅克•巴尔赞（1907—2012）：美国文化史学家，著有《种族：一个现代迷信》、《论人类的自由》、《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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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4 [41]奥顿（1907—1973）：英国诗人，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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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6 [42]小亚瑟•施莱辛格（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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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8 [43]大卫•波特（1910—1971）：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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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0 [44]罗伯特•海尔布鲁诺（1919—2005）：美国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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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2 [45]有两本书在60年代末前后出版，收录了一些重要文章和交流论文。一本是由C.I.瓦克斯曼主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争论集》（纽约：方克—瓦格纳出版社1968年版）；另一本是摩斯塔夫•雷雅主编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吗？》（芝加哥：利布尔—阿斯通出版社1971年版）。前者收集了一些主要的反对意见。后者多少对这一主题表示了同情，既作为一种经验证据，也作为一种批评，它收集了来自芬兰、荷兰、日本和欧洲的论文。《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本人的研究工作促成了许多博士论文，其中有不少已经出版。它们包括乔布•L.狄特贝尔纳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美国社会思想》（安泊尔：UMI研究出版社1979年版）；本耶明•S.克伦伯格的《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技术治国，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哥伦布斯：查尔斯•E.梅林出版社1973年版）；那桑•列布威茨的《丹尼尔•贝尔和现代自由主义的苦难》（威斯特波特：常春藤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哈瓦德•布里克的《丹尼尔•贝尔和思想激进主义的衰落》（迈迪森：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列布威茨和布里克的著作是分别在纽约城市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删节本。这两篇论文都有详细的文献目录；在列布威茨的论文中，收录了没有收集过的100多篇论文和评论（除了我为《新领袖》撰写的论文以外）；在布里克的论文中，除了列布威茨收录的论文和评论外，还收录了后来发表的大约40篇论文和评论。在普林斯顿的单行本以及本书第12章中，尤其是我提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命运的论题已经引发了大量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一个重要集子是《一个梦想的失败？美国社会主义史论文集》，约翰•H.M.拉斯里特和西摩•M.李普塞特主编（纽约：双日出版社1974年版）。拉斯里特承认：“丹尼尔•贝尔的主要论断……也许是在最近20年发表的论文中为解释美国社会主义失败所作的一次最有影响的尝试。”（同上书，第112页）李普塞特则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题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有许多文章收录于《政治人物》修订版中（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尤其是第13章和第15章。——原注⑥哈瓦德•布里克：现在为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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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4 [46]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论断的演变轨迹给人以很大启迪。其经典观点是，国家无法干预解决这些危机，萧条将不得不维持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把过剩产品从体系中全部挤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第二种观点是，国家可以干预危机，但是只为战争和战时经济调拨款项。实际上，罗斯福和新政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但是通过战争才“援救”了美国经济。第三种观点由詹姆斯•欧肯纳在《国家财政危机》（1973年）中提出。他在那部著作中认为，作为一种保证“合法性”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被迫为社会服务提供开支。但是这将以牺牲“积累”（资本积累）为代价，并因此抑制经济增长。有意思的是，最近这个转变反映了右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竭力诋毁现代国家的福利义务。不过，事实是，积累和合法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对寻求经济增长的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实际存在的。在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原始积累”（套用马克思术语）一直以牺牲社会服务为代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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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6 [47]在1925年，在著作《英国往何处去》中，托洛茨基预言，下一次也许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一次战争将会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上是近来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美国正在损害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结果，这两个国家将陷入日益严重的冲突之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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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8 [48]哈瓦德•布里克写道：“以贝克的模糊性为根基，还存在着一个关于方法的实质性问题。当他在阐释威廉•詹姆斯时，贝克写道，‘每当你遇到一个矛盾时……你肯定会作出一个区分。’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终结》塞满了各种‘分析性区分’——在工会的经济职能和劳工运动的政治作用之间，在以合理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协作政治学和以不合理的‘现状’意见为基础的分裂政治学之间，当‘政治决定’和‘实践判断’发生抵触时，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发生的客观的或‘渐进的’变化与在‘某些特定时刻’发生的‘法定’变革之间的‘分析性区分’。所有这些区分形成了贝尔思想的基本二元结构，形成了怀疑和德行、利益和理想、客观结构和主观愿望之间相反相成的两极”（第42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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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50 [49]时间越久远，歪曲越严重，概述也越不得要领。最近由一位青年科学史家哈瓦德•P.西格尔（Howard P.Segal）撰写的一本书声称（对本人、李普塞特、希尔斯和布热津斯基来说）：“一旦有可能，他们便喜欢这样的见解，决定不应该根据政治协商或民众投票来作出，而应该严格建立在技术依据基础上。实际上，他们希望以技术学取代政治学。”《美国文化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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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52 [50]我在本书中写道：“在如下意义上，现在存在着的远多于对乌托邦的需要：人们需要——一如他们一直需要的那样——得到关于他们的潜力的见解，得到把其情感和理智结合起来的某种方式……通往天堂的梯子已经不再是一把‘信仰的梯子’，而是一把经验的梯子；一个乌托邦必须具体化为一个人想要去的是什么地方，如何抵达那个地方，谁将为此有所付出，有所领悟，有所证明，并有所决定。”（第40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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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54 [51]亨利•大卫•艾肯：美国哲学家，著有《意识形态的年代》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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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56 [52]艾肯的“意识形态的反叛”发表在1964年4月《评注》，并且在1964年10月交流文章中重提这一见解。这两篇文章都收录于瓦克斯曼主编的论文集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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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58 [53]有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我认为没有多大意思的两次讨论，参阅马丁•西利格（Martin Seliger）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Ideology and Politics）（伦敦：阿伦—艾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87、291—292页；以及沃尔特•卡尔纳斯（Walter Carlinaes）的《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政治分析》（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al Analysis）（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如这两本书指出的那样，由于艾肯和约瑟夫•拉•帕伦巴拉（Joseph La Palombara），一位提出相似见解的作者，以语义学为根据，把意识形态与政治话语和哲学等同了起来，因此将不可能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这两个人都忽视了发表在雷加论文集中关于意识形态衰落的经验证据。与此同时，艾肯完全回避了我提出的关于在意识形态的名义下具体化变革（诸如苏联集体化）的代价问题。——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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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60 [54]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种关于“道德等价”（Andrei Zhdanov）的肤浅学说大受欢迎。在苏联，斯大林重新开始对异端分子的严厉惩罚，安德烈•日丹诺夫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实在论”（socialist realism）的正统地位，例如，他揭发伟大诗人安娜•阿克马托娃（Anna Akhmatova）。后者关于列宁格勒的诗，如“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妓女”，对激发人民起来保卫这座城市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在战争结束后，同贝尔吉尔森（Bergelson）、马尔克斯（Markish）和其他一些著名犹太作家一起，曾经组织过反法西斯抵抗的犹太艺术家费飞（Feffer）和米彻尔斯（Michoels）遭到了流放。我们知道，斯大林当时正在准备对克里姆林宫16位犹太医生进行一次现场审判，带着这些公开的审判计划，准备开展一场新的反犹太运动，一场把犹太人从大城市中清除出去的群众运动，这个可怕计划后来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而夭折。在东欧各国，也存在着新的清洗运动和公开审判。在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随着其国家的被接管以及让•马萨利克的被罢免，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克莱门蒂斯和10余位其他领导人一起，“被定罪为”是与R.H.克罗斯曼和夫拉达•齐利雅库斯狼狈为奸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并被处以绞刑。后两者是英国工党领导人。（生还者之一奥图尔•伦敦在一本书中披露了这些插曲并且在柯斯达斯•加瓦什的电影《判决》［L’aveu］中把它们戏剧化了。）相似的审判也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发生着，结果处死了拉兹洛•拉耶克和匈牙利领导人尼古拉斯•皮特可夫。人们对那些事件的整段历史仍然三缄其口。这是米尔斯和大多数新左派都没有讨论到的冷战的一个侧面，尽管其中有许多人在1956年之后脱离了共产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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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62 [55]米尔斯的“书信”重印在瓦克斯曼论文集中，第126—140页。我在1960年12月《论战》中以“从庸俗马克思主义到庸俗社会学”为题的论文中给予了答复。该文重印于我的论文集《蜿蜒之路》中。艾尔文•刘易斯•哈罗威茨对米尔斯作了批判性研究，并著有《C.赖特•米尔斯：一个美国人的乌托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哈罗威茨曾经是米尔斯的遗稿保管者。那部著作提到了我与米尔斯的早期友谊，我在1942年的《新领袖》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作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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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64 [5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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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66 [57]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再说一遍，因为反讽是这个时期的标记——牛顿和克里弗都曾受雇于从事美国政府社会代理计划的研究，尽管他们的思想仍在流传，他们的宣传资料仍在传播。斯大林不得不抢劫银行以筹措革命经费，但他生活在反动沙皇的统治下；而牛顿和克里弗更幸运地生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在派克大街的白种自由主义者匆忙地把黑之豹党徒赶了出去，托姆•伍尔夫在回忆性文章“激进的时尚”中提到了这一现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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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68 [58]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2004）：美国政治家，第40任美国总统（1981—198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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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70 [59]再一次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法农患了癌症，请求美国的帮助，并由已经对他起诉的中央情报局带到美国；他病死在一家美国医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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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72 [60]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美国曾经反对过殖民主义，出席了雅尔塔会议及其后的罗斯福曾经给英国、法国和荷兰（它们曾经统治着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瓜分了它们的帝国。甚至在古巴，并不是卡斯特罗的强大，而是（通过否认他寻求的军队）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导致巴蒂斯塔的倒台。在由卡斯特罗和美国一起织就的这条历史地毯下所发生的一些情况令双方都感到难堪。——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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