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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种关于“道德等价”（Andrei Zhdanov）的肤浅学说大受欢迎。在苏联，斯大林重新开始对异端分子的严厉惩罚，安德烈•日丹诺夫重新强调“社会主义实在论”（socialist realism）的正统地位，例如，他揭发伟大诗人安娜•阿克马托娃（Anna Akhmatova）。后者关于列宁格勒的诗，如“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妓女”，对激发人民起来保卫这座城市曾经起过有益的作用。在战争结束后，同贝尔吉尔森（Bergelson）、马尔克斯（Markish）和其他一些著名犹太作家一起，曾经组织过反法西斯抵抗的犹太艺术家费飞（Feffer）和米彻尔斯（Michoels）遭到了流放。我们知道，斯大林当时正在准备对克里姆林宫16位犹太医生进行一次现场审判，带着这些公开的审判计划，准备开展一场新的反犹太运动，一场把犹太人从大城市中清除出去的群众运动，这个可怕计划后来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而夭折。在东欧各国，也存在着新的清洗运动和公开审判。在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随着其国家的被接管以及让•马萨利克的被罢免，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克莱门蒂斯和10余位其他领导人一起，“被定罪为”是与R.H.克罗斯曼和夫拉达•齐利雅库斯狼狈为奸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并被处以绞刑。后两者是英国工党领导人。（生还者之一奥图尔•伦敦在一本书中披露了这些插曲并且在柯斯达斯•加瓦什的电影《判决》［L’aveu］中把它们戏剧化了。）相似的审判也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发生着，结果处死了拉兹洛•拉耶克和匈牙利领导人尼古拉斯•皮特可夫。人们对那些事件的整段历史仍然三缄其口。这是米尔斯和大多数新左派都没有讨论到的冷战的一个侧面，尽管其中有许多人在1956年之后脱离了共产党。——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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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米尔斯的“书信”重印在瓦克斯曼论文集中，第126—140页。我在1960年12月《论战》中以“从庸俗马克思主义到庸俗社会学”为题的论文中给予了答复。该文重印于我的论文集《蜿蜒之路》中。艾尔文•刘易斯•哈罗威茨对米尔斯作了批判性研究，并著有《C.赖特•米尔斯：一个美国人的乌托邦》（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哈罗威茨曾经是米尔斯的遗稿保管者。那部著作提到了我与米尔斯的早期友谊，我在1942年的《新领袖》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作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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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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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再说一遍，因为反讽是这个时期的标记——牛顿和克里弗都曾受雇于从事美国政府社会代理计划的研究，尽管他们的思想仍在流传，他们的宣传资料仍在传播。斯大林不得不抢劫银行以筹措革命经费，但他生活在反动沙皇的统治下；而牛顿和克里弗更幸运地生活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在派克大街的白种自由主义者匆忙地把黑之豹党徒赶了出去，托姆•伍尔夫在回忆性文章“激进的时尚”中提到了这一现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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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11—2004）：美国政治家，第40任美国总统（1981—198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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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再一次地，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法农患了癌症，请求美国的帮助，并由已经对他起诉的中央情报局带到美国；他病死在一家美国医院。——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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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时美国曾经反对过殖民主义，出席了雅尔塔会议及其后的罗斯福曾经给英国、法国和荷兰（它们曾经统治着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瓜分了它们的帝国。甚至在古巴，并不是卡斯特罗的强大，而是（通过否认他寻求的军队）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导致巴蒂斯塔的倒台。在由卡斯特罗和美国一起织就的这条历史地毯下所发生的一些情况令双方都感到难堪。——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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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恩克鲁玛（1909—1972）：1960—1966年任加纳总统；苏加诺（1901—1970）：印尼领袖，1945—1968年任总统；尼赫鲁（1889—1964）：1947—1964年任印度总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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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卡努特（994—1035）：英王，在位期间1016—1035年，并于1018—1035年兼任丹麦国王，1028—1035年兼任挪威国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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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吴庭艳（1901—1963）：越南共和国（南越）第一任总统；保大：越南最后一个皇帝，1925—1945年在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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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为了缓和敌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轮流制度，使得每个人在越南服役的时间不多于18个月。不过，其结果是它为那些有条件的人提供了更多便利，随着其在越南服役义务日期的日益临近，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执行任务。不仅在越南的士兵很方便地从当地的鸦片种植地区得到了毒品，而染上了毒瘾，而且在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如此频繁地发生意外事件，在那些事件中，士兵因意外走火而杀死自己的长官。人们可以用不胜枚举的例子来证明，在一场不受人欢迎的战争中，人们不愿意接受后果的社会学公理以及军官所处的社会学两难状态。——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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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谁也不知道激进分子占了大学生总数多大比例，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是积极分子。但是单是关注这些数字会忽视关于骨干力量性质的实质性社会学见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大学生激进分子的比例并没有比1930年大多少——据说是10%：但是在一所有1000名学生的学校里，10%的人数就达到了100名；在一所有10000名学生的学校里，10%的人数就达到了1000名。尽管其百分比是一样的，但是同100名追随者相比，1000名追随者在学生中产生了更大影响。除了通信工具（步话机）以及电视传播手段的日益改善之外，这种规模的变化是理解大学生激进主义活动的关键变量。——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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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诺曼•梅勒（1923—2007）：美国作家、小说家，作品主题多挖掘剖析美国社会及政治病态问题，风格以描述暴力及情欲著称，代表作为《裸者与死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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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德怀特•麦克唐纳（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电影评论家、哲学家和激进政治人物。1937年至1943年任《党派评论》编辑，后退出，于1944年至1949年创办杂志《政治》。他还任《纽约客》专栏作家和《时尚先生》影评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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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在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启示录式语言中，既有尼克哈耶夫装腔作势的问答手法，也有雷吉•德布雷的实用教导，海耶顿写道：“在抵抗运动中，哥伦比亚开辟了一个新战术阶段……从对大楼的短期占领到永久占领，从小打小闹到革命委员会的产生，从象征性的非暴力反抗到设置路障的抵抗，这些战术不仅正在其他校园得到照搬，而且将变得更加富于军事战术性……这诸多战术也可以被应用于一些罢工间歇期的小打小闹行动：袭击从事武器研究的教授办公室将会在学生们中间赢得实质性支持，同时它使得这所大学变得更加明显地一蹶不振。”——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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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指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激进青年组织成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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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如我在1969年写的那样：“SD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被它自己的风格所摧毁。它依靠骚乱而生存，但是却没有能力把这些混乱的冲动力量转化为系统而负责的行为，那种行为对于促成广泛的社会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恰恰是它的风格否定了这些行为的合理性，因为像许多（千禧年主义宗派）一样，其意识形态的唯信仰论渗入了某种相似的心理氛围，或者相反的，渗入了某些离经叛道的因素。它不是强制地导致创新，而是导致了毁灭。”引自“哥伦比亚和新左派”，载于《公众利益》1968年秋季号，重印于丹尼尔•贝尔和艾尔文•克利斯托尔编《对抗：大学》（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69年版），第106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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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如阿隆在反思这些争论时曾经写道：“没有人曾经拒绝过这种分析——即，纵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死亡，也不存在想要去取代它的现存意识形态。要不是在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千禧年主义的学术系统化过程中间不存在明显混淆的话，那么某些相互矛盾的事件是一目了然的。与此同时，在冷战时期被人遗忘或由于西方经济的成功而被遮蔽的关于社会抗议的论题已经获得了新流行。因此，最近伟大意识形态体系的衰落并没有促成一条通往政治学的实用道路，而是恰恰相反，它激发了广泛的社会抗议。”雷蒙•阿隆：“关于恰当地利用意识形态”，载于约瑟夫•本—戴维和特雷•尼古尔斯•克拉克编《文化及其创造者》（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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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人们或许记得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展现的发生在智者俱乐部里的一幅讽刺性画面，俱乐部主席是在1848年革命期间一位正直的教师塞尼卡尔：“那时，模仿某些人物的言行举止成了一种时尚——有的模仿圣茹斯特，有的模仿丹东，有的模仿马拉。塞尼卡尔千方百计地模仿布朗基。布朗基是罗伯斯庇尔的死党……气氛中带着凝重的革命建议……‘打倒学术，打倒学校！’‘不要传教士！’‘不要注册！’‘打倒大学学位制度！’‘不，’塞尼卡尔说道，‘让我们把它们保留下来吧；但是要让它们由普遍的特权、由人民这位唯一真正的法官来授予。’”——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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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811—1812年英国发生了工人捣毁机器的自发运动，史称卢德派骚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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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也是最为暴力的）学生起义发生在日本。在日本，起义者占领了一些大学并且与警察发生暴力战斗。但是后来，那些毕业的大学生悄悄地到企业上班去了，只有一小撮人在红军小团体活动中继续搞恐怖主义。而在美国，10多年之后（由杰雷•拉宾提出），发生了从嬉皮士到雅皮士的变化。——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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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显然，通过词源学演变，某些语词很快获得了语言学普遍性，于是ideology，ideologie，Ideologie，ideologia这些形态相近的语词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得到了传播。要是马克思把术语“观念化”（ideationalism）当作物质实践的对应词来使用，谁能想象得到观念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关于为这些不同用法确立某种类型学所作的最近一次努力，请参阅在欧洲大学研究所佛罗伦萨集刊《意识形态和政治学》上发表的迪尔茨、巴好莱尔和封•雷顿的文章，该文集由马莱斯•克朗斯通和皮特•梅尔主编，1980年由四家出版社出版：斯基霍夫出版社（艾尔芬•安•里雅克），克莱特•柯塔出版社（斯图加特），布路易朗特出版社（布鲁塞尔）和勒•蒙尼出版社（佛罗伦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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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参阅比尔•尼柯斯《意识形态和图像》，伯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以及乔治•路德《意识形态和民众抗议》，纽约：潘斯恩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7—9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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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参阅乔杰•拉伦《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年版），尤其是第170—17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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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帕特里克•柯比特：《意识形态》（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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