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47000 [2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问题是如何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在1938年，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提出了所谓的“巴埃尔—丹—切洛姆斯基”论题（最初由受人尊敬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袖奥托•巴埃尔提出，后来由俄国孟什维克党托尔德•丹和法国左派分子让•切洛姆斯基重新提出），它把任何社会主义者参与到“资产阶级内阁联盟”的活动全部斥之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将找不到这样一个西欧国家，在那里，一位社会主义领袖没有在联盟中偶尔会出任首相——最为成功的例子当数奥地利，在那里，社会主义与天主教联合内阁曾经统治30多年。——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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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02 [25]在我看来，韦伯这篇论文最后几页隐藏着同一位青年的一个对话。那位青年正在采取达到“终极目标”的一些政治步骤，韦伯对此感到绝望。在论文初恋和早期忧伤（《党派评论》1984年第4期）中，我讲到了这个“道德侦探故事”的奥妙并揭露了那张隐藏的脸：乔治•卢卡奇。——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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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04 [26]克莱门特•埃德里（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曾任首相（1945年7月—1951年10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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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06 [27]贝弗里奇（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1942年11月贝弗里奇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社会保险和事业报告，具有人权宣言性质，世称《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埃德里工党政府依此确立英国社会保险和国家卫生体系。——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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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08 [28]盖茨克尔（1906—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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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10 [29]作为改良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观点一直受到列宁的歪曲。在早期著作《怎么办？》等中，列宁把那个党看做一个未来样本。他指责那个党在战争爆发时支持帝国，拒绝支持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伯恩斯坦曾经提出一个改良主义纲领，但在正统发言人考茨基所在的党内，它遭到了失败。在欧洲各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政党中间，贝德•戈德斯贝格宣言因此被看做摒弃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历史转折点。——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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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12 [30]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2009）：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家，著有《社会冲突理论探讨》、《工业社会的阶级冲突》、《走出乌托邦》、《社会人》、《后阶级冲突》、《生活的机会》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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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14 [31]奥托•基希海默（1905—1965）：德国犹太政治哲学家、法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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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16 [32]弗兰兹•纽曼（1904—1974）：德国政治哲学家、法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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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18 [33]斯特雷奇（1901—1963）：英国政治家、作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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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0 [34]路易斯•科莱（又名路易斯•C.弗兰纳，1892—1953）：1919年美国共产党创始成员，后来反对斯大林集权主义统治，1940年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著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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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2 [35]科莱原名路易斯•C.弗兰纳（Louis C.Fraina），是美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第一代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经被列宁召到莫斯科去重新组织那个党，但是被排斥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来又秘密回到美国。作为一名独立的激进分子，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多产的写作活动，后来他又成了安提亚克学院经济学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民主阵线联合会活动中，以及从1945年到1957年，为了支持新党，在称为国民教育委员会的一次流产的政治运动中，我与科莱进行过合作。作为支持那项努力的文献，大部分由科莱和本人撰写，预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许多主题。在《控制经济学》（Economics of Control）（1944年）中，艾伦•P.勒纳为混合经济理论基础给出了最为精辟的公式。勒纳曾经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世人所关注。在当时，同奥斯卡•兰格一起，他写了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著名文章。那些文章就在计划经济里确立合理价格问题对路德维希•迈塞斯和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的挑战作出了回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他回到波兰，成为受苏联控制的新制度官员的时候，兰格放弃或者不再重视赞成“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断。勒纳后来移居美国，成为把凯恩斯原理应用于经济管理的最初作者之一，因为凯恩斯原理允许对民主实行更多保护。勒纳最初在《新领袖》（1944年11—12月）上以一组由5个部分组成的论文阐发了这些见解，当时他是这家杂志的总编。——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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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4 [36]赫伯特•廷格斯顿（1896—1973）：瑞典政治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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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6 [37]对这些进展感到最为震惊的人是《通往奴役之途》（1944年）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55年大会闭幕词中，哈耶克对与会者认同这种观点哀叹不已。李普塞特对哈耶克的讲话作了如下描述：“只有他一个人为大会的整个气氛而烦恼。令他感到不安的是，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政治信念，与会者形成了一种总体共识：区分左派和右派的传统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实际上，大家都同意，已经在不同国家发生的国家控制力量的不断加强并不会导致民主自由的衰落。社会主义者已经不再提倡社会主义；他们和保守主义者一样地担心一个全副武装国家的危险。划分为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被还原为一个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政府所有权和经济计划的问题。……哈耶克真诚地相信，国家干预是不好的，是极权主义的。他发现自己是仍然认真地在民主阵营中孜孜以求的少数派之一。”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意识形态的终结”，载于《政治人物》修订版（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0—441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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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28 [38]约翰•肯尼迪（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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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0 [39]这次耶鲁演讲载于《美国总统公报》，第234号（美国政府印刷局，1963年），第470—475页。一个月之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经济会议上作过一次不太引人注目的演讲。谈到了经济事务中的神话和现实，以及经济问题中日益增长的技术因素。这两个演讲稿都由小亚瑟•M.施莱辛格起草，他出席了1955年文化自由协会的米兰会议，在那里，意识形态的终结主题第一次被提了出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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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2 [40]雅克•巴尔赞（1907—2012）：美国文化史学家，著有《种族：一个现代迷信》、《论人类的自由》、《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从1500年至今》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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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4 [41]奥顿（1907—1973）：英国诗人，曾任牛津大学诗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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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6 [42]小亚瑟•施莱辛格（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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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38 [43]大卫•波特（1910—1971）：美国历史学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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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0 [44]罗伯特•海尔布鲁诺（1919—2005）：美国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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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2 [45]有两本书在60年代末前后出版，收录了一些重要文章和交流论文。一本是由C.I.瓦克斯曼主编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争论集》（纽约：方克—瓦格纳出版社1968年版）；另一本是摩斯塔夫•雷雅主编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吗？》（芝加哥：利布尔—阿斯通出版社1971年版）。前者收集了一些主要的反对意见。后者多少对这一主题表示了同情，既作为一种经验证据，也作为一种批评，它收集了来自芬兰、荷兰、日本和欧洲的论文。《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本人的研究工作促成了许多博士论文，其中有不少已经出版。它们包括乔布•L.狄特贝尔纳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美国社会思想》（安泊尔：UMI研究出版社1979年版）；本耶明•S.克伦伯格的《后工业时代的美国社会：技术治国，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哥伦布斯：查尔斯•E.梅林出版社1973年版）；那桑•列布威茨的《丹尼尔•贝尔和现代自由主义的苦难》（威斯特波特：常春藤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哈瓦德•布里克的《丹尼尔•贝尔和思想激进主义的衰落》（迈迪森：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列布威茨和布里克的著作是分别在纽约城市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删节本。这两篇论文都有详细的文献目录；在列布威茨的论文中，收录了没有收集过的100多篇论文和评论（除了我为《新领袖》撰写的论文以外）；在布里克的论文中，除了列布威茨收录的论文和评论外，还收录了后来发表的大约40篇论文和评论。在普林斯顿的单行本以及本书第12章中，尤其是我提出来的关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命运的论题已经引发了大量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一个重要集子是《一个梦想的失败？美国社会主义史论文集》，约翰•H.M.拉斯里特和西摩•M.李普塞特主编（纽约：双日出版社1974年版）。拉斯里特承认：“丹尼尔•贝尔的主要论断……也许是在最近20年发表的论文中为解释美国社会主义失败所作的一次最有影响的尝试。”（同上书，第112页）李普塞特则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题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有许多文章收录于《政治人物》修订版中（巴尔的摩：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尤其是第13章和第15章。——原注⑥哈瓦德•布里克：现在为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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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4 [46]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论断的演变轨迹给人以很大启迪。其经典观点是，国家无法干预解决这些危机，萧条将不得不维持好长一段时间，直到把过剩产品从体系中全部挤出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第二种观点是，国家可以干预危机，但是只为战争和战时经济调拨款项。实际上，罗斯福和新政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但是通过战争才“援救”了美国经济。第三种观点由詹姆斯•欧肯纳在《国家财政危机》（1973年）中提出。他在那部著作中认为，作为一种保证“合法性”的手段，资本主义国家被迫为社会服务提供开支。但是这将以牺牲“积累”（资本积累）为代价，并因此抑制经济增长。有意思的是，最近这个转变反映了右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竭力诋毁现代国家的福利义务。不过，事实是，积累和合法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对寻求经济增长的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实际存在的。在苏联，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原始积累”（套用马克思术语）一直以牺牲社会服务为代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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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6 [47]在1925年，在著作《英国往何处去》中，托洛茨基预言，下一次也许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一次战争将会发生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因为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上是近来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美国正在损害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结果，这两个国家将陷入日益严重的冲突之中。——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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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47048 [48]哈瓦德•布里克写道：“以贝克的模糊性为根基，还存在着一个关于方法的实质性问题。当他在阐释威廉•詹姆斯时，贝克写道，‘每当你遇到一个矛盾时……你肯定会作出一个区分。’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终结》塞满了各种‘分析性区分’——在工会的经济职能和劳工运动的政治作用之间，在以合理的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协作政治学和以不合理的‘现状’意见为基础的分裂政治学之间，当‘政治决定’和‘实践判断’发生抵触时，经过漫长的时间才发生的客观的或‘渐进的’变化与在‘某些特定时刻’发生的‘法定’变革之间的‘分析性区分’。所有这些区分形成了贝尔思想的基本二元结构，形成了怀疑和德行、利益和理想、客观结构和主观愿望之间相反相成的两极”（第42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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