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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哲学家是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认为当我们过于准确地衡量一件事情时，就会出现差错。例如，如果将剑桥大学的位置精确地定位在国王学院前门上的王冠石像上，那将会很可笑（尽管这是这所庄严的大学的中心位置）。事实上，剑桥大学由坐落于剑桥镇的上百所学院、系所、行政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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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丹尼特指出，在里贝特做的实验中，意识的作用之所以受到质疑是由于时间差（可能是1/2秒的时间差），然而像里贝特那样认为意识有一个精确的时间坐标的想法是不可行的。丹尼特的想法从某些方面看有其合理性：意识的产生需要大脑各个区域大量的合作，毫无疑问是个复杂甚至有点笨重的过程。所以认为意识的时间尺度是模糊的想法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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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斯坦尼斯拉夫·尼古罗夫（Stanislav Nikolov）与他的同事提出的计算模式为丹尼特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根据这种计算模式，大脑能在神经元的随机运作之外辨识重要的神经活动。尼古罗夫的模式理论认为，大脑活动从最基本的随机运作逐渐升级，此时来判定决定产生的时间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大脑的运作处于一种吵闹的、半混乱的状态，因而神经活动也是起落不定的。大脑需要做的是对其活动进行可靠、谨慎的统计测试，只有当大脑各部分的活动都很活跃，明显超出随机运作的状态之后所做的决定才是可信任的。而这个时刻要晚于大脑活动逐渐升级的过程。也就是说，大脑可能经常把混乱的吵闹误认作有重要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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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在19世纪初期的一次战争中，由你负责看管一艘军舰的瞭望台，任务是当有敌舰接近时发出警报。一种做法是：当海平面上出现任何波动时，你都会很兴奋，马上向船长汇报有敌人来了。但是，大多数的结果是：在传达了可怕的警报后，你才发现原来远处出现的只是一只鸟，或是一只海豚，或者只是一个高高卷起的浪花，又或者是你的眼睛进了颗灰尘而看花眼了。由于你的警报，船上全体成员一天内要进入100次战备状态，而当敌人的军舰真正来临时，船员已经精疲力竭、无法作战了。相反，你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在紧紧守住瞭望台的同时，制定一项标准：只有当你很确定有敌舰出现时才向船长汇报。按照这种做法，敌舰真正来临时你只是少了几秒钟的准备时间，但是船员进入备战状态的次数只要一次，就是在敌舰真的出现的时候，这样就可节省许多集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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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应用到里贝特的实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决定做抬起手指头的动作，明显是在大脑无意识地选择做这个动作之后发生的。根据尼古罗夫的计算模式，只有在大脑活动升级达到一定程度时，大脑才能确定已经做出决定，而这个时刻很可能就是参与者说自己决定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刻。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无意识做决定这回事，只是在神经活动达到足够激烈的程度，才能说一个决定真正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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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约翰·迪伦·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和他的同事做的一个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实验表明，前额叶皮层的前段的活动能够区分我们在实验过程中选择抬起左手指还是右手指。这一发现已经够让人激动了，但是更为惊奇的是，这种活动是在大脑做出有意识的决定之前的10秒钟就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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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可以反驳海恩斯的实验：在这10秒钟内，大脑活动逐渐升级与大脑神经元的随机波动难以区分，也可能只是随机波动的延续，因而不能确定大脑在这时做出了决定。显然，要厘清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那种认为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无意识事先设定好的观点，确实值得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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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情况都表明，意识在我们做决定时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从全部的决定来看，而不只是关注那些简单的、任意的选择。重要的区别在于我们做的决定是习惯性的选择还是新的选择。那些习惯性的、重复的决定看起来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也是经过有意识的思考才形成的，只是我们已经忘了这个思考的过程（就像我们记不清楚当初是如何学习网球的正手反击，但现在仍能熟练做这个动作）。比如，我很少思考早餐吃什么，一般就那么几种选择，因为在过去某段时刻我确实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并试验过几次，然后才选择几种健康的、自己喜欢的样式。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某些习惯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根据直觉任意选择的，我会担心这种习惯是否健康，然后重新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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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是新的决定呢？运用意识来决定什么时候抬起手指头是种资源的浪费，但是如果是决定要攻读何种学位，选择何种职业呢？那就需要花几个小时来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把这些思考写入日记，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意识在思考过程中的作用：分析各种符合逻辑的理由，衡量利弊，等等。无意识无法进行这些具有结构性的、高级的思考，因此在做这些重要的复杂决定时，意识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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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奔向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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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里贝特的实验是典型的驳斥自由意志的心理学实验，但他的实验只适用于简单的决定，而且实验结论的可靠性也要大打折扣。因为要在一片无序的喧闹中探测神经活动，需要谨慎地使用统计方法，而里贝特的方法过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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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这些争论不谈，我认为自由意志很简单。如果我们不需要大脑这台机器与外界产生互动就能进行自由选择，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自己具有自由意志。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台机器，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大脑而进行选择呢？如果有人认为机器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人类也是没有自由意志的，那么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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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低估了处于危险情境下神经机器的能力。我们的大脑极其复杂，有600万亿个神经联结。大脑这台机器很特殊，是一个无比强大的信息处理装置，存有关于世界的无限丰富的内在模式，还能精确地复制过去经历的事件。这些神奇的特性让我们产生幻觉，以为离开外部世界、甚至离开神经系统的羁绊，我们也能做出决定。例如，假设由于命运的捉弄，我失去了所有感觉，要靠药物维系生命，通过管子进食和呼吸。我不能收到任何外界信息，但我可能还能意识清醒地活上好几年。在这期间，我可以在脑海里构思古怪的小说，谱写乐曲，或者构想某些关于政治和哲学的天真的理论。我的内在世界发生了什么很难准确预测，但是我可以创造性地利用与外界失去联系之前积累起来的各种知识。没有任何人造机器能够进行这些无法预测的活动，而我们人类与外界失去联系后还能进行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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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说，大脑的复杂性使得自由意志成为可能。相反，我只是强调那种幻觉令人信服的一个原因。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根深蒂固的关于自由意志的幻觉，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一思路，只是需要重新定义自由意志，将它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即正常情况下做的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具有的自由意志比正常人大为减弱，因为他不能做有意识的、理性的决定，而做这样的决定在正常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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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这一层面上，对自由意志的怀疑在很多情况下对很多人是有益的：我们开始可能会认为是那些人犯了错误，其实是他们的意志受到限制。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大部分的决定都具有无意识的倾向，无意识促使我们做出自私的、目光短浅的决定。而且，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以前我们将其归类为“性格问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其实是种精神疾病，有其基因和神经生理学的根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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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我们人类会做一些毁灭性的事情，部分原因是我们大脑中某些意识的成分过于活跃，这些成分富于革新精神，积极地争取达成非理性的无意识目标。同时，意识的分析能力让我们有可能克服这些缺陷，意识能分析选择的后果（尽管很多决定很少有意识参与）。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由意识来控制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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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单的策略是经常运用我们的意识：如果我们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如果我们信任成熟的意识，就可以充分利用大脑高效的运算功能，能够明确我们的目标，避开固有的偏见，然后做出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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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种办法是掌握与意识相关的心理学及神经学知识，从而更好地了解意识的范围及局限性。这一章探讨的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别，接下去两章我会解释关于意识的心理学及神经生理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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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是，没有人具备任何自由意志，因为我们仅仅是机器。这种观点推导出的结论是，我们要原谅或者完全接受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任何事情，如同我们要接受任何自然现象一样。这种观点可能不现实，但如果认同这种观点，却能使我们远离愤怒、偏狭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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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第4章 关注模式：意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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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神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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