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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肯定不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连贯的、高效的功能模式，至少在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感的时候，我们不具备真正的自我意识。然而，我们有很多时间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经历的情感，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些情感。毕竟，情感引导我们转向某些物体或行为，我们很自然会关注这些物体或行为，而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如果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停下来关注自己的情感，并分析这种情感产生的原因，这种做法很不自然，尽管通常会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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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是否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知觉？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实验过程如下。让实验参与者看一组6个条纹圆圈，然后看另一组同样的圆圈。其中一组中有一个条纹圆圈的颜色比其他圆圈鲜艳一点。参与者首先猜测这个特殊的圆圈属于哪一组，然后对自己答案是否正确做一个评估。实验人员会根据参与者的表现，调整实验的难度，即调整那个特别的圆圈被觉察到的难度，使所有参与者的准确率维持在71%。这个数字比随机猜中的几率要高很多，要达到这个准确率还是有难度的。将准确率固定在一个数值上，意味着唯一的可变因素是参与者对自己所做决定的信任度。那些感觉很敏锐的参与者，在给出正确答案时，自信心会提高；给出错误答案时，自信心会降低。实验结果让人惊奇：虽然参与者已经能很熟练地完成任务，但是很多人的自信心与准确性不相符：他们相信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是错的；或者他们对自己答案没有信心，答案反而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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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考察这个实验的细节，首先问了实验设计者史蒂夫·弗莱明一个问题：那些不擅长猜测自己想法的参与者，是否在某些方面有障碍。要知道这个答案很容易，弗莱明已经对此做了大量分析，但没发现什么。那些参与者具有基本的感知能力，除了不擅长觉察到自己的知觉，其他任何方面都与另外的参与者一样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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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有能力在一个高层次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并不等于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擅长这么做。事实上，有些人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也具有正常的意识，但却特别不擅长解读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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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级别的自我意识，在不同的个体身上表现得很不一样，这点不足以反驳该理论。尽管我们觉得自己在清醒的时候完全具有意识，很可能我们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真正具有高级别的意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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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自己清醒的时候都具有意识，这种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这个理论从技术上讲是可能的，但是它的另一个特性让人很困惑。如果我什么都不想，只是盯着一面空白的墙，这时我明显能意识到这面墙，但我好像对这一感知没有什么想法。那些高阶意识理论的支持者会说，关于我对墙的基本感知，我肯定具有更高级别的想法或感知，因为要意识到这面墙，我必须要有高级别的想法或感知，即使我自己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这样的话，这个理论就有可能陷入循环论证的危险，或者它只是个空洞的理论，我们还是不清楚如何通过实验证明或者推翻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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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意识理论的另一问题在于对意识功用的表述。大卫·罗森塔尔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拥护者，他认为这种高阶意识引出的一个结论是：意识没有作用或优势，因为我们的认知技巧是在低于意识的级别获得的，而知识是从高于意识的级别被动地获得的。所以，意识没有进化层面的意义，也不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有无数的证据可以用来反驳这种观点：任何复杂的学习形式都离不开意识，而这点本身是对高阶意识理论最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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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这个理论对意识机制的讨论在一种说法面前停滞不前了。按照这种说法，自反性认知（reflexive cognition）——如具有关于某种感知的想法——是意识产生的原因。这个说法没有从心理学角度或者根据大脑运作情况来解释“感知”与“想法”的意思，没有详细说明高阶意识与低阶意识如何交流的；没有解释意识是如何与自反性认知等同，以及等同的原因；没有说明高阶意识如何进行信息处理，高阶意识有何进化基础，以及高阶意识这个概念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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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方法应该更为具体、深刻。例如，我在这一章概述了注意如何成为意识的一个关键成分，尽管我有时会讨论意识的其他成分。不管是在心理学领域，还是生物学领域，注意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对注意的研究让人怀疑高阶意识有无存在的必要，注意的过程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意识可能在神经元战争中产生，神经元战争按胜者通吃的规则在无意识中进行。注意使信息处理成为意识的主要任务，并说明意识是大量数据过滤和提炼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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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各种形式的自我意识只是高深的智力与丰富的意识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意识产生的原因。我们的情感和感觉都很重要，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从意识的角度看，它们只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另一种形式的信息，是我们意识到上百万种经验的一部分，有很多经验与我们的情感和感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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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同那些将自我意识放在首要位置的理论，尤其是高阶意识理论，但是其中有一点我是赞成的。意识到自我，或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可能是意识的副产品，然而这个副产品却有深刻意义。对自我的意识属于重要的意识现象，属于很高的概念层次，处于思想金字塔的顶端。在概念的分层中，意识处于顶端。这使我们体验到的不是一些枯燥的原始数据，而是具有各种模式的生动的信息，这些信息蕴含着意义，使我们能毫不费力地了解周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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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结束对意识内容的选择机制的讨论，这一章余下部分将讨论意识内容本身。我会一再强调，建构和操纵这些错综复杂的知识对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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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最多只有4个意识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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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讨论了注意作为过滤和提炼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但没有详细说明大脑如何大规模过滤输入信息，如何提炼某些输入信号。通常，几十亿条信息涌入我们的感觉器官，或者围绕无意识不停地跳跃，注意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最后保留3～4个意识项目。所以，注意的过滤过程规模非常大。但提炼过程能够弥补大规模过滤的缺陷：每个项目都是无比复杂的意识对象，虽然数量极其有限，但每个意识对象都要经过评估、比较与控制，过程无比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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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注意输出存储系统，体积很小但功能强大，被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工作记忆是短期记忆的容器，在这里可以对意识各个项目的信息进行记忆、重整、评估，即使这些信息来自不同的感觉器官或属于不同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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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最流行的意识理论是由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Baars）提出的全局工作空间理论（global workspace theory）。巴尔斯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与注意理论相似。根据全局工作空间理论，低层次的神经元同盟之间为获取支配权进行无意识的斗争，斗争同样遵循胜者通吃的规则，获胜者进入意识范围。巴尔斯对这阶段的描述，也与注意理论相似，他提出“聚光灯”（spotlight）的隐喻。聚光灯照在剧场舞台的一小块地方，形成一个亮点，亮点照出的内容就是我们意识到的内容，这些内容被传播给所有观众（代表无意识）。也就是说，只有少数的项目被传递到大脑，以做进一步信息组合与对比。巴尔斯最大胆、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意识差不多可以归结为在工作记忆里的信息。他认为，工作记忆只存在1～2秒钟，适用于大脑任何部分，而且工作记忆能引导无意识专门知识区域帮助我们完成最复杂的任务，如学习语言和制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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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作记忆”这一定义还有不明确的地方，但我基本上赞同巴尔斯的观点，认为意识和工作记忆类似，而注意是选择进入意识范围项目的主要手段。就意识而言，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是弄清楚工作记忆的具体运作情况。在巴尔斯提出全局工作空间理论20年后，我们对工作记忆和注意有了更广泛的了解，随着知识的进步，很多意识的谜团也被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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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极其有限的存储能力，只能容纳少数几个意识对象。要想提高意识空间的容量，需要将当前项目与长期记忆存贮联结起来。很多实验都证实了意识空间的这种限制（每一个实验都做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以防实验被试作弊）。防止被试作弊的方法是：让被试看刺激物的时间非常短，这样他们就来不及想出任何方法作弊；或者让他们看抽象的东西，这些东西与他们原有的记忆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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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最初一个很有影响的实验中，乔治·斯珀林（George Sperling）呈现给被试12个字母方格。这些字母方格排成3行，每行4个，只让他们看50毫秒，然后让他们说出记住的字母，越多越好。参与者能记住的字母数量，每行平均1.3个，也就是说12个字母中能记住近4个（1.3×3=3.9）。对这个测试做一点很有意思的变动，让被试快速看一下字母后，给他们提示，只要说出其中一行的字母。结果让人很惊异，他们通常能准确地记住一行4个字母，而之前的测验，能记住的字母数是每行平均1.3个。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完字母后，马上收到提示，使他们的注意系统在视觉信息消失之前完全专注于提示的那行字母。如果让他们专注于某一行的提示是在字母方格消失之后的1秒或更久的时间做出的，那么被试又会退回到原先的成绩，被提示的那行的4个字母中，只有平均1.3个字母被记住，这个成绩与他们没有接到提示得出的结果一样。如果被试在字母消失1秒钟后才得到提示，那么在这个1秒钟内，他们的注意系统由于不知道该关注哪一行，会关注所有的12个字母，而他们的短期记忆只能随机地存储4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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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类型的实验都证明了意识只能注意到4个项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记住的不会是字母方格，这里我举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我们通常会注意到一些运动的对象，如街上从我们身旁经过的一群人、足球场上的一组队员，等等。野生动物还需要注意附近是否有一群其他动物。例如，黑猩猩一个部落的成员需要监视侵犯它们领地的另一个部落的每一只黑猩猩的情况。一个反映这种日常生活技能的实验是这样的：史蒂文·扬蒂斯（Steven Yantis）让被试看电脑屏幕上的一组10个十字交叉，其中几个十字交叉开始会闪烁一下，然后在屏幕上随意移动。被试要追踪这几个十字交叉，而忽略那些开始没有闪烁过的十字交叉。过了一会，十字交叉会停止移动。要求被试指出哪些十字交叉在一开始的时候闪烁过。如果被试只要追踪3个十字交叉，完成这个任务很轻松。如果要追踪4个十字交叉，准确率就没那么高了，但被试还是能相当出色地完成任务。但是要追踪的十字交叉增加到5个，由于这个数字超过了工作记忆的最大容量（4个），大部分被试不能完成任务。这个实验证明了进入意识的项目只能是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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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工作记忆只能储存少数几个项目，让人奇怪的是，在这点上我们跟猴子很相似，尽管猴子大脑的大小只有人类大脑的1/15。我们只能记住快速呈现给我们看的项目中的3～4个，而婴儿同样具有这样的能力。事实上，许多其他物种快速记住事物的数目上限和人类一样，也是3～4个。例如低级的蜜蜂，能够区分2个项目组成的模式与3个项目组成的模式，也会区分3个项目组成的模式与4个项目组成的模式，但是蜜蜂不能区分4个或4个以上项目组成的模式。因此，可能存在某种限制，使所有动物的短期记忆能够存储的项目数量有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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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对产生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存在激烈的争论。一种解释是；注意重点关注3～4个项目已经足够应付任何情况了。然而，也有例外。如一个学生绞尽脑汁解一道数学题，或一个人想弄明白一个机械小装置的内部构造，他们可能会希望人类大脑能处理更多的项目。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很少出现需要同时对付好多个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性动物的情况，我们也很少追逐超过1～2个食物源或性伙伴。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意识项目以应付危险或获取利益。换句话说，可能我们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来不需要同时关注好几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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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根据神经元运作的计算模型得出，认为3个或4个项目实际上是我们大脑能够承受的最大容量。当注意加强某一特定项目的信号，大脑皮层上与这个项目的任何特性相关的神经元不仅要更频繁地进行发射，还要以一种特定节奏相互联系。如果同时关注1个以上项目，为了使每个项目的信号与其他项目信号区分开来，需要更多的大脑节奏。但是大脑只能保持3～4种节奏，超过这个数目，各种节奏会混杂在一起，最后变成不间断的吵闹声，各个项目一片混乱，或者干脆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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