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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我们一直追寻模式。而且，不管是在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还是在某些爱好中发现模式，都成为我们快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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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块，第二点要讲的是：组块对意识范围内的具有结构性的信息的觉察功能，这也是意识的主要功能。我交换着用模式（patterns）、结构（structure）、规律性（regularities），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100万个1和100万个0，可以被看作200万条信息，要将这些数字一个个写出来，长度是这本书的3倍。我们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将这200万条信息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这只是将1重复100万次，再将0重复100万次。”换句话说，发现模式就是发现信息中的冗余现象。我们可以发现信息中重复的部分，然后最好能够将这种重复归纳成一条规律，通过这种方式将信息压缩成容量更小却更有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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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将数据转换成一种模式或规则，那么会产生近乎神奇的效果。首先，我们不再需要记住大量数据，只要记住一条规律就行了。而且，我们得到的益处不仅仅限于记忆，还可以根据数据进行预测，从而有效地控制周围的环境。这些规则还能够揭示数据的某些机制，使我们对数据有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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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是一个史前人，冬天来临了，我和家人都在挨饿。我们挖到了几个土豆，乍一看好像可以吃。我们咬了一口，但马上吐掉了。我气愤地将土豆扔到火里。几个小时后，火灭了，我捡起土豆，发现它变软了。我又咬了一口，味道好极了。几个月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咬了一口生土豆，愤怒地将它扔到火里；几个小时后又咬了一口，发现土豆不但可以吃了，味道还很不错。这时，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认为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关联；一种是在这两件事情中发现一种可能的模式——火与食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火能让土豆变得好吃。我需要记住的不是发生这两件事情时的天气，或者当时生火的地方，或者当时我的孩子对我说过的话。我只要记住一点，那就是火可以使土豆变得好吃。既然我已经发现了一种模式，我就要合并记忆中的一些关键因素，从而减轻记忆的负担；我可以将这个记忆组块应用到有关火与土豆的其他情况；我会想到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吃其他类似的东西，如红薯和南瓜。通过压缩及明确我要记住的东西，我对环境拥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家人挨饿的可能性也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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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些见识的获得是通过向上提高一个层次，发现与其他模式相关的模式，这两种模式乍一看好像没什么关联性（如发现模式的模式，类比就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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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能力。前面提到的例子——被试在经过两年数字序列训练，能记住很长的数字——充分说明了组块可以极大提高短期记忆的能力。我们有意识地运用组块，将任何新模式转化成记忆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这一过程。长期记忆通常无意识地存储几千个相关项目，随时等待意识抽取其中的项目。这些项目在过去某个时刻也包含新的内容，被意识标识为重要项目，因为与先前存在的知识相关而被存放到记忆里。学习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但是一旦第一步的基础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将新的项目与之前记住的项目联系起来。当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学习一项新内容就会变得很容易，因为这一内容与过去的记忆有很多关联。关系密切的项目之间会形成组块，组块再组合起来，形成更大的记忆对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运用意识和组块，产生具有各种功能、各种等级、相互关联的知识。这样，进入成年期后，我们遇到大部分的新事物与记忆中已经存在的事物存在关联。而过去通过大量学习掌握的新知识反过来会指导我们选择进入工作记忆的内容，让我们发现记忆里新的或重要的内容，从而不断改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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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工作记忆里的组块，不仅决定长期记忆的内容，还能为长期记忆提供索引，使我们很快得到那些重要信息，并将看起来独立的不同项目依据模式组合起来。组块和意识使我们生活中那些枯燥独立的事件形成一张密集的、闪亮的网。这张网根据我们发现的各种模式相联结，还具有积极的反馈作用，使我们更容易发现新的联系，并使我们觉察到事物的机制，从而更深入了解这些事物的运作情况。同时，我们的记忆系统变得更高效、更聪明。而如果没有这种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有用结构的方法，记忆系统就无法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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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ö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是一本富于奇思妙想、影响力很大的书，霍夫斯塔特在此书中详细分析了音乐和艺术中的逻辑结构，尤其强调这些逻辑结构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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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语言仅仅只是一种意识组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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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情况很特殊：通过学习一种语言，我们能够极大地提高学习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书本、教师、互联网以及其他任何传递组块信息的交流形式，提高学习能力。其他动物能否学习具有语法结构的语言，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就算其他动物能够学到一鳞半爪的语言，但是人类的语言能力使其他一切动物都黯然失色——我们可以掌握成千上万的单词和复杂的语法结构，而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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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开始学习语言时，总是希望一听到某个词的发音，就会联想到与这个词有关的重要特性。我们的语言知识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刚开始学的时候很多词代表普通的组块。比如，我们的女儿很早就会说“妈妈”，这可把我妻子高兴坏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女儿说这个词只是表示她并不开心。但是，很快我们就会用一些语言学知识大大提高语言技能，从而获取内容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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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心理学家相信“语言本能”（language instinct）的说法。按照这一理论，人类大脑有些专门为语言而设的独特区域，并且我们具有独特的语言技能。我的观点是：语言与我们具有的形成意识组块的综合能力相关。当意识和组块能力提高，小孩子就会根据他听到的内容形成语言组块，如同学习其他具有结构的信息一样，如学习走路，学习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或是学习玩复杂的玩具。而成年人学习语法，类似于掌握一门新语言的规则，两者都不能激活某个特殊的语言区域。相反，这两种活动激活的大脑区域与执行其他组块任务（如弄清楚某些空间序列）激活的大脑区域是相同的。有人期望我们拥有某些专门负责语言本能的基因，这些基因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学习语言。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个有争议的论点。[1]相反，我们却有足够先进的意识形式，热切地追寻包含模式、等级的信息，并且为了操控这些信息而积极地寻求强大的、结构性的认知工具，在这些工具里面，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语言了。毕竟，语言使另一层面的信息处理成为可能，即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而且，团队合作能产生富于创见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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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语言本能的神经科学证据主要来自一种称作FOXP2的基因。据称，这种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选择性的语言障碍，尤其是不能流利地讲话。但这种基因突变同时也导致整体的认知缺陷，如智力低下，这很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组块功能受到损伤引起的，而不是语言功能受到损伤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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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组块的作用及自我意识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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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块，要探讨的最后一点是：当我们获得组块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最好的方法是不要理会它们，至少不要理会所有其他组块，而只关注那些我们目前急需处理的高层次的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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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主要目的，一是处理某些很新或很复杂的任务中，这些任务是简单的无意识无法处理的；另一个目的是革新，在工作记忆里发现模式，这样才能优化重要的目标。但当这些任务大量进入意识空间时，情况就不大妙了。首先，由于我们要同时分析每一项任务，工作效率很可能比通过习惯完成任务的效率低。其次，还有一个能源利用的问题：运行意识需要大脑皮层参与大量积极的活动，需要的能量比运用无意识的习惯多很多。所以，运用意识处理那些不属于意识主要目的的任务，是一种浪费。意识的主要任务是发现一些潜在的重要机会，从而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高效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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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组块对我们的无意识来说太复杂了，其作用是引导意识完成某一个具体的目标。例如，如果我想对电脑做一个不算小的改动（如调整显示器的分辨率），我知道具体操作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要意识的参与才能完成。但是，当意识关注其他事情，我们已知的大部分信息就会隐退，如我走了很久而完全忽略了周围的环境，或是开车的时候在做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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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像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缓慢的、慎重的意识系统，这个系统的任务是觉察新的或复杂的、包含模式的信息形式，并发现信息结构，以此建立组块；另一种是快速、自动、几乎无意识的系统，这个系统利用意识之前形成的组块进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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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方式让人想起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在稳定的基因特性与混乱的革新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一个有机体能很好地应付环境，那么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就很低。在这个稳定时期，像线虫这样的有机体就会更多依赖忠实的复制。它们实际上寄希望于之前建立在DNA基础上的“信念”，而抵制任何改变。但是如果生存压力加大，需要革新来保证后代的生存，这时基因突变的几率会增大，或者有机体会选择性繁殖的方式，期望在下一代身上产生新的成功的基因特性。换句话说，为了找到一个解决当前难题的间接的方法，需要采用一种更灵活、更大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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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意识处理方式的相似性不只是表面上的。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该如何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出现的稳定与混乱两种情况中做选择？理想的对策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力求稳定；但生命受到威胁时，则倾向混乱、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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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组块与无意识自动处理过程相互作用，目的是同时利用信息处理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将意识看作革新机器，当面临绝境、需要新思想改变状况时，选择混乱的一边。但是，与基因的方法不同，意识是以相对安全的、经过引导的方式，实行半混乱的探查，只接受那些明显有益于有机体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或是提高有机体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或是提高有机体的行为能力。一旦这些革新组块被发现，就会逐渐添加到认知体系相对稳定的那部分中（大多属于无意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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