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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能力。前面提到的例子——被试在经过两年数字序列训练，能记住很长的数字——充分说明了组块可以极大提高短期记忆的能力。我们有意识地运用组块，将任何新模式转化成记忆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学习过程都包括这一过程。长期记忆通常无意识地存储几千个相关项目，随时等待意识抽取其中的项目。这些项目在过去某个时刻也包含新的内容，被意识标识为重要项目，因为与先前存在的知识相关而被存放到记忆里。学习的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但是一旦第一步的基础建立起来，我们可以将新的项目与之前记住的项目联系起来。当知识积累得越来越多，学习一项新内容就会变得很容易，因为这一内容与过去的记忆有很多关联。关系密切的项目之间会形成组块，组块再组合起来，形成更大的记忆对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运用意识和组块，产生具有各种功能、各种等级、相互关联的知识。这样，进入成年期后，我们遇到大部分的新事物与记忆中已经存在的事物存在关联。而过去通过大量学习掌握的新知识反过来会指导我们选择进入工作记忆的内容，让我们发现记忆里新的或重要的内容，从而不断改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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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工作记忆里的组块，不仅决定长期记忆的内容，还能为长期记忆提供索引，使我们很快得到那些重要信息，并将看起来独立的不同项目依据模式组合起来。组块和意识使我们生活中那些枯燥独立的事件形成一张密集的、闪亮的网。这张网根据我们发现的各种模式相联结，还具有积极的反馈作用，使我们更容易发现新的联系，并使我们觉察到事物的机制，从而更深入了解这些事物的运作情况。同时，我们的记忆系统变得更高效、更聪明。而如果没有这种从原始数据中提取有用结构的方法，记忆系统就无法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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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ödel,Escher,Bach:An Eternal Golden Braid）是一本富于奇思妙想、影响力很大的书，霍夫斯塔特在此书中详细分析了音乐和艺术中的逻辑结构，尤其强调这些逻辑结构与人类思维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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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语言仅仅只是一种意识组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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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情况很特殊：通过学习一种语言，我们能够极大地提高学习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书本、教师、互联网以及其他任何传递组块信息的交流形式，提高学习能力。其他动物能否学习具有语法结构的语言，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就算其他动物能够学到一鳞半爪的语言，但是人类的语言能力使其他一切动物都黯然失色——我们可以掌握成千上万的单词和复杂的语法结构，而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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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开始学习语言时，总是希望一听到某个词的发音，就会联想到与这个词有关的重要特性。我们的语言知识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刚开始学的时候很多词代表普通的组块。比如，我们的女儿很早就会说“妈妈”，这可把我妻子高兴坏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女儿说这个词只是表示她并不开心。但是，很快我们就会用一些语言学知识大大提高语言技能，从而获取内容丰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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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心理学家相信“语言本能”（language instinct）的说法。按照这一理论，人类大脑有些专门为语言而设的独特区域，并且我们具有独特的语言技能。我的观点是：语言与我们具有的形成意识组块的综合能力相关。当意识和组块能力提高，小孩子就会根据他听到的内容形成语言组块，如同学习其他具有结构的信息一样，如学习走路，学习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或是学习玩复杂的玩具。而成年人学习语法，类似于掌握一门新语言的规则，两者都不能激活某个特殊的语言区域。相反，这两种活动激活的大脑区域与执行其他组块任务（如弄清楚某些空间序列）激活的大脑区域是相同的。有人期望我们拥有某些专门负责语言本能的基因，这些基因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学习语言。到目前为止，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是个有争议的论点。[1]相反，我们却有足够先进的意识形式，热切地追寻包含模式、等级的信息，并且为了操控这些信息而积极地寻求强大的、结构性的认知工具，在这些工具里面，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语言了。毕竟，语言使另一层面的信息处理成为可能，即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而且，团队合作能产生富于创见的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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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语言本能的神经科学证据主要来自一种称作FOXP2的基因。据称，这种基因发生突变，会导致选择性的语言障碍，尤其是不能流利地讲话。但这种基因突变同时也导致整体的认知缺陷，如智力低下，这很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组块功能受到损伤引起的，而不是语言功能受到损伤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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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大脑：为何人类会无止境地寻求意义 组块的作用及自我意识的尴尬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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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块，要探讨的最后一点是：当我们获得组块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最好的方法是不要理会它们，至少不要理会所有其他组块，而只关注那些我们目前急需处理的高层次的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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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主要目的，一是处理某些很新或很复杂的任务中，这些任务是简单的无意识无法处理的；另一个目的是革新，在工作记忆里发现模式，这样才能优化重要的目标。但当这些任务大量进入意识空间时，情况就不大妙了。首先，由于我们要同时分析每一项任务，工作效率很可能比通过习惯完成任务的效率低。其次，还有一个能源利用的问题：运行意识需要大脑皮层参与大量积极的活动，需要的能量比运用无意识的习惯多很多。所以，运用意识处理那些不属于意识主要目的的任务，是一种浪费。意识的主要任务是发现一些潜在的重要机会，从而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高效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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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组块对我们的无意识来说太复杂了，其作用是引导意识完成某一个具体的目标。例如，如果我想对电脑做一个不算小的改动（如调整显示器的分辨率），我知道具体操作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要意识的参与才能完成。但是，当意识关注其他事情，我们已知的大部分信息就会隐退，如我走了很久而完全忽略了周围的环境，或是开车的时候在做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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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像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缓慢的、慎重的意识系统，这个系统的任务是觉察新的或复杂的、包含模式的信息形式，并发现信息结构，以此建立组块；另一种是快速、自动、几乎无意识的系统，这个系统利用意识之前形成的组块进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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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方式让人想起自然界的一个现象：在稳定的基因特性与混乱的革新之间找到平衡点。如果一个有机体能很好地应付环境，那么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就很低。在这个稳定时期，像线虫这样的有机体就会更多依赖忠实的复制。它们实际上寄希望于之前建立在DNA基础上的“信念”，而抵制任何改变。但是如果生存压力加大，需要革新来保证后代的生存，这时基因突变的几率会增大，或者有机体会选择性繁殖的方式，期望在下一代身上产生新的成功的基因特性。换句话说，为了找到一个解决当前难题的间接的方法，需要采用一种更灵活、更大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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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意识处理方式的相似性不只是表面上的。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该如何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出现的稳定与混乱两种情况中做选择？理想的对策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力求稳定；但生命受到威胁时，则倾向混乱、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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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组块与无意识自动处理过程相互作用，目的是同时利用信息处理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将意识看作革新机器，当面临绝境、需要新思想改变状况时，选择混乱的一边。但是，与基因的方法不同，意识是以相对安全的、经过引导的方式，实行半混乱的探查，只接受那些明显有益于有机体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或是提高有机体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或是提高有机体的行为能力。一旦这些革新组块被发现，就会逐渐添加到认知体系相对稳定的那部分中（大多属于无意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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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强调了意识的进化优势。不可否认，意识很耗资源，因为意识需要大脑中最耗能源的区域参与运作。然而，由此产生的能源的节省远远超过了最初消耗掉的能源，因为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完成任务，并发现一些新的聪明的技巧，能使我们避开威胁，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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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意识与无意识的劳动分工很有效，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种方式混淆起来，就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我们刻意地去注意那些已经熟练掌握的技能或记忆时，就会发生糟糕的结果。然而，偶尔以这种方式运作意识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一些习惯的错误并加以改正。但很多时候，将意识和无意识混淆会导致失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过于关注“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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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打网球时，如果你专注于正手击球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就不能流畅地做这个动作。因为你让工作记忆超载了，工作记忆被压垮了。夸张点说，你在工作记忆里存放了正手击球动作序列中的第1个、第8个、第12个、第15个分解动作，这使得整个动作很笨拙，完全不像1分钟前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做的动作那么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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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重新进入一种状态，开始质疑、分析每个动作，这种状态是在追求新的信息，以及新的、有效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此时你拒绝之前建立起来的关于击球动作的信息，而去寻找新模式。你会更加注意自己的动作，可能会重新掌握或调整正手击球的技术，但代价是将之前正手击球运动记忆的组块弃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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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实验证据证明这种双模式的存在：意识在开始的时候对复杂的学习来说是必需的，但是在经验获取后，意识反而会阻碍自动的处理过程。沙恩·贝洛克（Sian Beilock）和他的同事做了一系列实验，测试注意可以操控打高尔夫球的成绩。如果让高尔夫高手将注意集中在球杆的挥动上，那么打出去的球离洞的距离会很远，相比之下，注意被其他事情（如在一阵嘟嘟声中分辨某种特定的声音）分散时，打出去的球离洞的距离要近很多。这个实验结果与对初学者所做的测验的结果完全相反：让初学者注意挥杆的动作，比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前者能让初学者更准确地完成挥杆动作。对其他动作（如足球、棒球甚至盲打）的测验，得到相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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