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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相提并论。在什么地方相提并论?它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定义。首先人跟动物有共同之处,就是“群”,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类社会和马群、牛群都是群。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讲“分”,讲礼节,讲等级。这是圣人所定下来的,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在这样一种框架之下,人就能达到一种群体的和谐。那么,我们在确定这个礼、这个分的时候,就必须要“正名”,正名就是“明分”,明确各种名分,摆正各种名分。在先秦,很多哲学家都想要正名,无论是法家、墨家、儒家还是名家,都想正名,就是要把名分搞得清清楚楚的,这就叫“名符其实”,或者叫“取实予名”。什么样的名就符合什么样的实,什么样的实就配享什么样的名,名分和实际地位相当,这就叫正名。有实无名或者有名无实,都需要正名。这就涉及语言上的立名、命名,命名不恰当的就要重新正名,所以这也跟语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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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中国古代对语言的作用的认识是重在正名,是一种政治作用。正确地命名,是为了维持一种政治关系的稳定和谐,所以中国人对语言的解释是政治性的,名和言都是统治工具。除了这个作用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切磋……但是那些都不那么重要。中国古代是自然经济,当然也需要互相交流,但那是很次要的,没那种语言交流,凭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农民也可以种出粮食来,可以自给自足。一旦说话,往往不是显示家长的权威,就是表达成员的服从。有时候甚至集市做生意的人也会采取一些办法来避开语言交流,比如在牛马市场讨价还价的时候,人们不说话,靠打手势就可以把价钱讲下来。语言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空间功用有限,但是在政治上就非用不可,说明你是什么来头、什么级别,都有特定的用语。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理解基本是一种政治权力化的,同样一句话从不同的嘴里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为了定名分、别尊卑、立政教而设立的。政教就是教育人,从小让人学习怎么服从这个名分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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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和政治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和西方可以做一个比较。亚里士多德也深入到了语言和政治的关系,他先确定人是有语言的动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对人的另外一种定义,即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是依靠语言的,语言是政治活动的基础,语言在先,政治在后。而在中国呢,恰好相反,政治在先,等级在先,而语言为政治服务;语言与政治有区别,语言没有自身的实体,语言只是“名”,即命名,但名要符实,也就是符合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比如说你很能辩论,你讲得头头是道,但那都是没有分量的,你要让人家服,就要有权威,话语要看是由什么人说出来的。这方面中国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中国,如果有人把能说话放在人的本质定义里面,肯定会惹人嘲笑的。话说得再漂亮,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等于白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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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的是古代关于人的定义问题,但定义并不等于说明了起源。定义是静态的,起源是动态的,静态的定义只是为动态的起源暗示了追溯的方向,但起源问题还是一个必须另外探讨的问题。它尤其与实证性的动物学、人类学相关,而且只是在现代人那里才有条件进行探讨。首先是对人猿之别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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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人的回答:人猿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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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之前,人和动物在形态学上的本质区别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出现了种种假设。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也提到了,人类的形态特点表现为能说话的口、能劳动的手,或者再加上能直立的腿。但这种器官上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他并没有阐明。阐明这个问题是在达尔文的时代,比较经典的说法是恩格斯提出来的,他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形成了与猿的根本区别。例如灵活而万能的手就是这样形成的。至于人为什么能直立行走,他的解释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的消失、草原的形成,早期的猿不得不从树上下到平地;由于平地的不同环境影响作用,他们就学会了直立行走。直立行走就把前肢、把手解放出来了,手形成以后就可以制造工具,手也变得越来越灵活了。这就是恩格斯的解释。首先是解放前肢,前肢本来是用来爬树的,也是用来帮助奔跑的,而现在前肢可以自由地用来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了。所以他提出来,“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他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说的,但是后人总结出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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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人的起源来给人下个定义的话,通常人们认为,人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自从他制造第一件工具起,并且在使用这个工具之后,他就跟猿区别开了,他就是一个人了。这个定义,也是一个“属加最近的种差”的本质定义。其他那些定义,比如人是社会的动物,像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有些人仍然坚持的人的语言本性,像卡西尔说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定义。它们着眼于比较贴近的种差,但还不是最近的种差,只有制造和使用工具才是最近的种差。很长时期,恩格斯的这一定义被视为金科玉律,似乎可以解释一切,于是成了人们的共识。现在如果要讲人与猿的区别,那显然就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抓来,看它们是不是会使用工具。把它们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头,上面挂上香蕉,猴子够不到;然后放进一个箱子,猴子站在箱子上还是够不到;再放根棍子进去……有的猴子就毫无办法,但是其中一个猴子灵机一动,抄起棍子把香蕉给够下来了,这就是使用工具。但是人还能够制造工具。你把猴子关起来,给它各种材料,好像也没有看到它会制造工具。这就是人和猴子的区别,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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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有一个动物学家叫珍妮·古道尔,20世纪60年代起她对非洲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几十年住在黑猩猩群体旁边,每天都跟它们在一起。她发现黑猩猩居然也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有个例子就是,黑猩猩想吃到白蚁,非洲草原上的白蚁窝到处都是,那是白蚁用泥和唾液制造的坚硬的窝。白蚁的蛋白质非常丰富,怎样才能吃到它们呢?珍妮发现,有一只黑猩猩掰了一根树枝,把它的叶子去掉,制造成一根很实用的“钓竿”,然后把它伸到白蚁洞里去,那些白蚁认为是大敌入侵,纷纷来咬这根树枝。黑猩猩就从白蚁洞里把这根上面咬满了白蚁的树枝抽出来,放到口里顺着一过,就吃到了一口白蚁,然后再把它放回到洞里面去,接着又抽出来,再吃一口,这样交替着来。珍妮·古道尔后来把这个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并且写成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这至少说明,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它掰一根树枝,把上面多余的叶子去掉,这就是在制造工具嘛。你也许嫌它的工具太简单了,没有关系,再怎么简单它也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物啊。它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当作工具,来“钓”白蚁。好了,现在我们能不能说黑猩猩也是人呢?好像不能!黑猩猩不是人,它是猿,顶多是类人猿。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震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人们都陷入了困惑之中。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悬念了,但现在这样说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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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以后,连珍妮·古道尔自己也感到茫然了,既然不能承认黑猩猩也是人,那么总得找一点理由来把它和人加以区别,来证明人和黑猩猩虽然都制造和使用工具,但两种制造和使用还是不一样的。珍妮·古道尔找到的解决办法是,认为人制造工具是双重的、二次方的,即不但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用他制造的工具再去制造另外一件工具。比如,他先制造一个石斧,再用这个石斧砍一根树枝,把它砍削成一个大棒,这样一来,这个石斧就是“制造工具的工具”。这就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人能够制造工具的工具,而黑猩猩只能制造简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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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区别从现在看也还可以,但是,解释得有点复杂。这样解释从类人猿到早期人类的过渡,中间跨越的幅度太大,不太自然。要想到先制造一件工具,为的是制造另一件工具,这恐怕只能是成为人以后很久的事,需要很大的想象力和远见。人要能够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些必要的前提需要准备好。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不必讲得这么复杂,我们只要对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整个过程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就可以形成一种更加单纯的假设。这个假设是我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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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与黑猩猩制造和使用工具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从整个过程来看,人类在制造和使用完工具以后,不是简单地把这个工具扔掉——像黑猩猩那样,用完就撂一边不管了,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再临时去找材料来制造工具——而是用完了以后,就把它带在身边备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但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所以,我把人的本质定义重新拟定了一下,归结到一个定义——原来那个定义也没有错,但是有缺陷,不够完整,还需要补充,补充以后就是我的定义——“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我的定义与旧的定义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携带”工具,看起来区别不大,其实已经有了本质的飞跃。携带工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只有运用哲学的思维才能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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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眼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黑猩猩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然物,利用完了就把它交还给自然界,下次用时再去找、去制造。它和自然界还是相陌生、相外在的,工具只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所以,黑猩猩虽然已经爆发出某种创造性的灵感,能够在某个当下、某个瞬间改造自然界,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能动性还只是偶尔闪现的,是“机会主义”的,还没有固化为它自身的一种日常功能。它所制造的工具也还只是受到过自己影响的自然物,而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所制造的工具上面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样一个自然物已经成了他的“延长的手”。我们有时候也说,黑猩猩用棍子够得到天花板上的香蕉,是它把自己的手“延长”了,但那是我们代它做的解释,黑猩猩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棍子是它的“延长的手”,否则它就不会拿到香蕉后就把棍子扔了。人们有时候也讲工具是人类延长的手,但是没有去想这里面的哲学意义,而是把这种现象轻轻放过了,以至于人们在定义人的本质时完全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人是真的把工具看作自己延长的手了,而且不光是延长的手,还是比自己的手更加厉害的手、更起作用的手。比如石头工具能够使人的手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比动物的爪牙更结实,比猛兽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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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自然物,比如石斧啊、棍棒啊……这些延长的手,都成了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肢体不是天生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的一部分身体。所以,人对他制造出来的工具是非常爱惜的,绝不会嫌它太累赘而把它扔掉。例如,他制造出一把石斧,也许花了他一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它打造得那么锋利,他怎么舍得把它扔掉呢?也许最开始制造出来的工具很简单,像黑猩猩的那根棍子,那个扔掉了不是很可惜,再找一根也很容易。但随着制造工具的复杂度加深、时间加长,再就是有些材料很稀少很珍贵,如水晶石,人越来越像带着他的宝贝一样带着它,像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带着它。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手扔掉,那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工具扔掉。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工具甚至是人死了以后还要陪伴在身边,要埋葬在一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是人和猿的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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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保存”工具,你把工具带在身边,就已经在保存它了,但是携带工具和保存工具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携带是更根本的,保存则可以是留在某一个地方,不一定带在自己身上,因此它不一定表达了人和自然的那种不能相互分离的关系或中介关系。国内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保存工具也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2],但没有追溯到携带工具,而且没有把这种要素添加到人的本质定义中去。人们之所以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能够用哲学的眼光来分析这种经验现象,没有抓住这个现象里面的本质结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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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本质定义,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其他的次级定义。首先就是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我认为,甚至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都是与携带工具直接相关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直立行走?就是为了携带工具。人要用手拿着工具走,所以才把手解放出来,最后形成了直立行走的习惯。我看到网上说,最近有几个英国科学家提出假设,认为原始人的手之所以解放了出来,是为了拿更多的食物,那些可以带走更多食物的种群活了下来,那些没有这种习惯的种群就灭绝了。哎呀,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怎么没有更进一步呢?说要拿食物,还不如说要拿工具更合理啊!食物多到吃不完,要靠手拿,这是很偶然的现象,不是经常性的,但工具可是每天都要携带的啊!这些英国科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提出要用手拿自己制造出来的工具。工具比面前的食物更重要,因为它是你安身立命的家伙,而食物呢,多的时候就多拿,当然会尽可能把手腾出来,但是没有的时候呢?你拿什么呢?如果不需要拿工具,没有食物的时候,你还是四脚着地的好啊,你还是要爬行啊,这怎么能够形成日常的习惯呢?可见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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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仅仅是由于随时要携带工具,工具不能离手,经过长时间的进化,人的手才真正地分化了出来。否则,手不用拿食物了还是会在地下爬,或者是用来爬树。即使周围没有树,手还是闲不下来,因为与其让它闲着,不如让它帮助奔跑——四条腿肯定比两条腿跑得快。当然,如果遇到一棵树,那么空着手也有利于爬树,这也是一个优势。这都不会让早期人类的手单独分化出来。所以说,仅仅是由于要携带工具,人类才不得不把前面两个优势都牺牲掉了。手拿工具,手拿石斧,手拿棍棒,无论是追逐猎物还是抵御猛兽,都足以抵偿他的奔跑速度和爬树功能的损失,所以长此以往,人就直立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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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具并不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是以人的直立行走为前提、以手脚分化为条件的。比如黑猩猩,它并没有直立行走,在奔跑的时候还是四脚着地,但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所以,并不是先要会直立行走,腾出手来,才能制造工具。黑猩猩虽然有时也可以直立,熊或其他一些动物也可以,但是它们在奔跑时肯定都是四脚着地的,而不像人手持工具两足奔跑。同样,直立行走也不是使用工具的前提。海獭用石头砸开贝壳,就是躺在水面上在自己的肚子上进行的。反过来说,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不会导致直立行走。总之,如果不是为了要携带工具,人是不会直立行走的。而人一旦直立行走,他的前肢不会退化,也正是因为他要携带工具,他的手在直立行走中是派有用场的。有时候,工具很沉,石头做的工具拿着是很费体力的,所以他的手就不会退化。其他的两足动物,前肢一般都是处于退化的状态,比如霸王龙、袋鼠。凡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它的前肢都呈现退化的倾向。而人类不同,人类的前肢和后肢,手和脚,在分化以后,仍然是呈齐头并进的进化趋势,十分匀称。所以,直立行走不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而是携带工具的后果;由于携带工具,所以人能够直立行走。由此可见,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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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人类学界基本上公认,人类起源于三百多万年以前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南方古猿。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露西化石,露西是一具南方古猿的女性骸骨,考古学家为之起名为“露西”,有二十来岁。相关研究证明,她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介于猿和人之间的环节。我们今天的人类全部要追溯到这样一个始祖,我们把她称为“夏娃”。有的科学家根据她的骸骨化石画出了复原图,但是所有这些图都画得她两手空空,并且加上这样的解说,说人类之所以直立,是为了在大草原上视力更加开阔。这是一种对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的更为流行的说法,说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得干旱,原先栖息的树林消失了,变成了草原,草原上没有树,人不能在猛兽来时及时爬到树上躲避,所以必须在天敌还没有靠近自己、还在很远之处的时候就发现它,这就需要站立起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站立的习惯,因此就把手腾出来做别的事了。恩格斯当年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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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解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了视野开阔?他们不会需要一天到晚视野开阔,派一两个人站在高处警戒,其他人就可以埋头找食物,挖草根,干自己的活儿了。非洲有些动物就是这样,像猫鼬,它们会派一只猫鼬站在高处,去观察天上的飞禽、远处的猛兽有没有动静,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报警,其他同伴就会撤离,钻到洞里去。不光是猫鼬,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是这样。凡是群居的动物,如羚羊,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警戒的,其他的都各干各的事情,接到报警大家就奔逃,这样更节省安全成本。所以,即便为了视野开阔,人类也不必固定一个直立行走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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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露西发掘地点的附近又出土了与此同时代的甚至更早的石质工具,以及带有被石器砍砸过的痕迹的动物骨骼,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当然,在这个露西的旁边没有发现工具,但是这可以解释为也许她当时使用的不是石器,而是棍棒什么的,年代久远烂掉了。但是既然她能够直立,她的手又没有退化,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设想她手中应该是握有某种工具的,设想她已经处在一个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阶段。要是我来画露西,或者拍一部关于露西的科教片,我就会在她的手里放一件工具,否则,她就还只是猿,而不是人类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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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出现了大量的野人报道,现在还有,经常有哪里又发现了野人,甚至还有拍成录像的消息。但是用我这个观点来分析,可以说那些都是假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者报告说看见一个野人手持工具在那里行走。有一个最新奇的视频是,一个两米多高的野人,大脚怪,甩开膀子走到树林里去了,中间还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电影导演帕特森拍的,据说这是他在森林里面遇到的。当时我看了就说,他那两个胳膊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看就是没有用的,那它们不会退化吗?他那两个胳膊那么粗壮,要么就用来爬树,要么就用来奔跑,这并不妨碍他也可以用来御敌或攻击,就像其他猛兽那样。他两条腿直立着走路,那两个膀子却空着没有用——那么粗的两个膀子,不用来走路,这不是浪费吗?如果给他手里面放一根棍子,那就好说了,他留着两个膀子是用来拿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学里面任何东西都要解释,解释它的合目的性。这两只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合目的性?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目击到一个野人带着他的工具,那么我就会相信野人可能存在,相信这就是一个野人,而不再是猿了。否则的话,它还是猿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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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我在这里特意把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线。携带工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现有考古的实证资料,加上最简单的想象推理出来的。这种想象比珍妮·古道尔的想象要简单得多,不需要增加任何假设,不需要设定人类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而是就在黑猩猩已经达到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水平上,将这种制造和使用加以时间上的延续。然而这种时间延续肯定有它的哲学性,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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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个问题,是语言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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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的诞生:符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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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人类的起源,除了谈到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之外,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Logos。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这是人和猿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何来解释人的语言的产生?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够发明语言?这单从大脑的发育或意识的飞跃是解释不了的,显得颇为神秘。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看,把上面所设定的人和自然的中介性模式加以扩展,从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扩展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并且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互动中考察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还有功能主义和控制论等,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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