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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眼光看，携带工具表明：人类已经把某些自然物看作他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他与自然界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既是自然物，同时也是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黑猩猩只是暂时利用一下自然物，利用完了就把它交还给自然界，下次用时再去找、去制造。它和自然界还是相陌生、相外在的，工具只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制造出来的。所以，黑猩猩虽然已经爆发出某种创造性的灵感，能够在某个当下、某个瞬间改造自然界，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这种能动性还只是偶尔闪现的，是“机会主义”的，还没有固化为它自身的一种日常功能。它所制造的工具也还只是受到过自己影响的自然物，而没有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但人和自然的关系在人所制造的工具上面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样一个自然物已经成了他的“延长的手”。我们有时候也说，黑猩猩用棍子够得到天花板上的香蕉，是它把自己的手“延长”了，但那是我们代它做的解释，黑猩猩自己并没有感觉到棍子是它的“延长的手”，否则它就不会拿到香蕉后就把棍子扔了。人们有时候也讲工具是人类延长的手，但是没有去想这里面的哲学意义，而是把这种现象轻轻放过了，以至于人们在定义人的本质时完全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但人是真的把工具看作自己延长的手了，而且不光是延长的手，还是比自己的手更加厉害的手、更起作用的手。比如石头工具能够使人的手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比动物的爪牙更结实，比猛兽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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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自然物，比如石斧啊、棍棒啊……这些延长的手，都成了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肢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肢体不是天生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人的一部分身体。所以，人对他制造出来的工具是非常爱惜的，绝不会嫌它太累赘而把它扔掉。例如，他制造出一把石斧，也许花了他一年时间，好不容易才把它打造得那么锋利，他怎么舍得把它扔掉呢？也许最开始制造出来的工具很简单，像黑猩猩的那根棍子，那个扔掉了不是很可惜，再找一根也很容易。但随着制造工具的复杂度加深、时间加长，再就是有些材料很稀少很珍贵，如水晶石，人越来越像带着他的宝贝一样带着它，像带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带着它。就像自己的手一样，你不可能把自己的手扔掉，那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工具扔掉。在许多原始人那里，工具甚至是人死了以后还要陪伴在身边，要埋葬在一起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是人和猿的根本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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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保存”工具，你把工具带在身边，就已经在保存它了，但是携带工具和保存工具性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携带是更根本的，保存则可以是留在某一个地方，不一定带在自己身上，因此它不一定表达了人和自然的那种不能相互分离的关系或中介关系。国内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保存工具也是人和黑猩猩的区别［2］，但没有追溯到携带工具，而且没有把这种要素添加到人的本质定义中去。人们之所以没有迈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我认为主要是没有能够用哲学的眼光来分析这种经验现象，没有抓住这个现象里面的本质结构，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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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本质定义，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其他的次级定义。首先就是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我认为，甚至人的手脚分化和直立行走都是与携带工具直接相关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直立行走？就是为了携带工具。人要用手拿着工具走，所以才把手解放出来，最后形成了直立行走的习惯。我看到网上说，最近有几个英国科学家提出假设，认为原始人的手之所以解放了出来，是为了拿更多的食物，那些可以带走更多食物的种群活了下来，那些没有这种习惯的种群就灭绝了。哎呀，他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怎么没有更进一步呢？说要拿食物，还不如说要拿工具更合理啊！食物多到吃不完，要靠手拿，这是很偶然的现象，不是经常性的，但工具可是每天都要携带的啊！这些英国科学家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提出要用手拿自己制造出来的工具。工具比面前的食物更重要，因为它是你安身立命的家伙，而食物呢，多的时候就多拿，当然会尽可能把手腾出来，但是没有的时候呢？你拿什么呢？如果不需要拿工具，没有食物的时候，你还是四脚着地的好啊，你还是要爬行啊，这怎么能够形成日常的习惯呢？可见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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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仅仅是由于随时要携带工具，工具不能离手，经过长时间的进化，人的手才真正地分化了出来。否则，手不用拿食物了还是会在地下爬，或者是用来爬树。即使周围没有树，手还是闲不下来，因为与其让它闲着，不如让它帮助奔跑——四条腿肯定比两条腿跑得快。当然，如果遇到一棵树，那么空着手也有利于爬树，这也是一个优势。这都不会让早期人类的手单独分化出来。所以说，仅仅是由于要携带工具，人类才不得不把前面两个优势都牺牲掉了。手拿工具，手拿石斧，手拿棍棒，无论是追逐猎物还是抵御猛兽，都足以抵偿他的奔跑速度和爬树功能的损失，所以长此以往，人就直立行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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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工具并不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是以人的直立行走为前提、以手脚分化为条件的。比如黑猩猩，它并没有直立行走，在奔跑的时候还是四脚着地，但黑猩猩已经能够制造工具了。所以，并不是先要会直立行走，腾出手来，才能制造工具。黑猩猩虽然有时也可以直立，熊或其他一些动物也可以，但是它们在奔跑时肯定都是四脚着地的，而不像人手持工具两足奔跑。同样，直立行走也不是使用工具的前提。海獭用石头砸开贝壳，就是躺在水面上在自己的肚子上进行的。反过来说，单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不会导致直立行走。总之，如果不是为了要携带工具，人是不会直立行走的。而人一旦直立行走，他的前肢不会退化，也正是因为他要携带工具，他的手在直立行走中是派有用场的。有时候，工具很沉，石头做的工具拿着是很费体力的，所以他的手就不会退化。其他的两足动物，前肢一般都是处于退化的状态，比如霸王龙、袋鼠。凡是两足行走的动物，它的前肢都呈现退化的倾向。而人类不同，人类的前肢和后肢，手和脚，在分化以后，仍然是呈齐头并进的进化趋势，十分匀称。所以，直立行走不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前提，而是携带工具的后果；由于携带工具，所以人能够直立行走。由此可见，在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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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人类学界基本上公认，人类起源于三百多万年以前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南方古猿。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露西化石，露西是一具南方古猿的女性骸骨，考古学家为之起名为“露西”，有二十来岁。相关研究证明，她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介于猿和人之间的环节。我们今天的人类全部要追溯到这样一个始祖，我们把她称为“夏娃”。有的科学家根据她的骸骨化石画出了复原图，但是所有这些图都画得她两手空空，并且加上这样的解说，说人类之所以直立，是为了在大草原上视力更加开阔。这是一种对人类直立行走的原因的更为流行的说法，说人之所以直立行走是由于地球气候变得干旱，原先栖息的树林消失了，变成了草原，草原上没有树，人不能在猛兽来时及时爬到树上躲避，所以必须在天敌还没有靠近自己、还在很远之处的时候就发现它，这就需要站立起来扩大自己的视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站立的习惯，因此就把手腾出来做别的事了。恩格斯当年就采用了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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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解释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为了视野开阔？他们不会需要一天到晚视野开阔，派一两个人站在高处警戒，其他人就可以埋头找食物，挖草根，干自己的活儿了。非洲有些动物就是这样，像猫鼬，它们会派一只猫鼬站在高处，去观察天上的飞禽、远处的猛兽有没有动静，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就报警，其他同伴就会撤离，钻到洞里去。不光是猫鼬，其他的一些动物也是这样。凡是群居的动物，如羚羊，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警戒的，其他的都各干各的事情，接到报警大家就奔逃，这样更节省安全成本。所以，即便为了视野开阔，人类也不必固定一个直立行走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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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露西发掘地点的附近又出土了与此同时代的甚至更早的石质工具，以及带有被石器砍砸过的痕迹的动物骨骼，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工具了。当然，在这个露西的旁边没有发现工具，但是这可以解释为也许她当时使用的不是石器，而是棍棒什么的，年代久远烂掉了。但是既然她能够直立，她的手又没有退化，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设想她手中应该是握有某种工具的，设想她已经处在一个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阶段。要是我来画露西，或者拍一部关于露西的科教片，我就会在她的手里放一件工具，否则，她就还只是猿，而不是人类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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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出现了大量的野人报道，现在还有，经常有哪里又发现了野人，甚至还有拍成录像的消息。但是用我这个观点来分析，可以说那些都是假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目击者报告说看见一个野人手持工具在那里行走。有一个最新奇的视频是，一个两米多高的野人，大脚怪，甩开膀子走到树林里去了，中间还回头看了一眼。这是美国著名的摄影师、电影导演帕特森拍的，据说这是他在森林里面遇到的。当时我看了就说，他那两个胳膊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看就是没有用的，那它们不会退化吗？他那两个胳膊那么粗壮，要么就用来爬树，要么就用来奔跑，这并不妨碍他也可以用来御敌或攻击，就像其他猛兽那样。他两条腿直立着走路，那两个膀子却空着没有用——那么粗的两个膀子，不用来走路，这不是浪费吗？如果给他手里面放一根棍子，那就好说了，他留着两个膀子是用来拿工具和使用工具的。生物学里面任何东西都要解释，解释它的合目的性。这两只手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合目的性？我们看不出来。如果有一天有人目击到一个野人带着他的工具，那么我就会相信野人可能存在，相信这就是一个野人，而不再是猿了。否则的话，它还是猿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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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我在这里特意把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下，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线。携带工具有重要意义，这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现有考古的实证资料，加上最简单的想象推理出来的。这种想象比珍妮·古道尔的想象要简单得多，不需要增加任何假设，不需要设定人类更复杂、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而是就在黑猩猩已经达到的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水平上，将这种制造和使用加以时间上的延续。然而这种时间延续肯定有它的哲学性，就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最后也要落实到这上面来，就是使人的工具成了人和世界的恒常的中介，并且形成了新型的关系模式——“此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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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个问题，是语言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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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的诞生：符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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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人类的起源，除了谈到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之外，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Logos。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这是人和猿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何来解释人的语言的产生？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够发明语言？这单从大脑的发育或意识的飞跃是解释不了的，显得颇为神秘。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看，把上面所设定的人和自然的中介性模式加以扩展，从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扩展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并且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互动中考察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还有功能主义和控制论等，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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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哲学上来看，携带工具这件事表明，人类已经能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一种直接性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是间接性的目的和目标，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那个目标。由于人着眼于那个目标，但又不能直接达到它，而必须采用工具，所以那个目标是间接的。而这个工具就是促成那个目标实现的中介，用这个工具不是着眼于这个工具本身，而是要用这个工具来达到别的目的。但是人手里面拿的这个东西是直接性的，他直接抓住它，使用它。而黑猩猩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直接性，它仍然把这个工具看作一种间接性的自然物，是它临时需要一下但本质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两件间接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从中留下了它想要的，而另一个用完就抛弃了。但人类不同，人意识到这个本来也是间接性的东西现在成了他的直接性，是他把它变成了直接性的东西，所以他要把这个工具保存在身边，好像它是直接长在自己身上的。当然其实它也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身体之外的间接性的自然物，它要是被损坏了，不能像自己的手一样自行修复、长好。但他仍然像用自己的手那样直接支配和使用它，这就使直接性的东西和间接性的东西成了一个东西，或者说通过工具，就把直接性和间接性打通了，把人和人之外的自然界打通了。人之所以要保留那个工具在身边，其实是为了达到和自然界相通的目的。这表明人类已经把间接性的东西纳入了直接性的东西，统摄进了直接性的东西。直接性的东西已经在他手里面了，他把这些工具作用于别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一次作用，而且可以多次使用。这就叫“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用这件工具去对付。这里面就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广义地来说，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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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符号？一般来说，符号就是那种既是间接性又是直接性的东西。它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直接性的东西就是呈现在面前的东西，间接性的东西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而呈现在面前的东西是确定的，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是“一”，在背后有待于被带出来的则是“多”。按照这种模式，工具就是“一”，而工具所能够达到的这个那个目的就是“多”，所以工具作为符号，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具有概括性的东西，或者那种“纲举目张”的东西。那个“纲”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共相，是抽象和简化了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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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工具几乎是万能的。一把石斧，可以干各种事情，可以用来打猎、砍树、割草、挖掘植物的块根、切碎食物、抵抗猛兽等。原始人随时把它带在身边，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多，更因为这个共相、这个工具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制造出来的。如果随时都能找到，并且三下两下就可以制造出来，就像黑猩猩掰一根树枝去钓白蚁那样，那它就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共相，它还只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殊相。当然，在东非草原上到处都有树枝，但是万一到了一个没有树枝的地方呢？全是红土和岩石呢？那就需要把一根树枝带在身边，带着它就可以到处漫游，不受局限了。这就是原始人考虑到的问题。工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的，不带着怎么行啊，必须要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能够进行这样的思考，表明原始人已经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了，他的工具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运用场景，他能够考虑到无数可能的场景了。而且这样思考也很实在，虽然目前看起来带着这种东西没有用，还要花上多余的力气，但这是值得的，带上会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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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相符合的记号，“符”字本身就是记号的意思。中国古时候的兵符叫“虎符”，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一块虎形的铜制品剖成两半，主帅和将军各执一半，主帅的传令兵要传达命令，必须带上虎符，与将军手中的那一半合上了才有效。西文的symbol这个词也有类似的意思，它的本义是“陶片”，是说古罗马人如果谈得投机，分手时发誓永做朋友，就举行一个仪式，当场摔破一个陶罐，双方各执一片，即使几十年后，双方或者双方的后代拿着这块陶片到对方家里，只要对上了，就会受到盛情款待。当然，这种“符合”不仅仅是指两样东西相吻合，而且指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与这个符号相合，两块陶片或两半虎符合上了，就意味着想要传达的意思合上了，所以西文中这个词又有“象征”的意思。虎符是权力的象征，陶片是友谊的象征，一个有形的符号象征着很多无形的东西，意义大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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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人类这里就具有这样一种象征性，它不光是拿在手里的这件东西，而且象征着其他的东西。一个是象征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权力，人类可以借此向自然界发号施令；再一个，它传达着人与大自然的友谊，有了这个符号，大自然不再是陌生的、可怕的，也是亲切的。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既然人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像马克思和黑格尔说的，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那么由它所控制的其他自然物也将一个个成为他的无机身体，最终，甚至整个自然界，也会在原则上被看作是他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4］ 。所以，工具在这里具有一种符号结构，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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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马克思讲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这表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一旦发生，就不仅仅是人的肉体与自然物的关系，而且是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这种关系中的一方是人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关系使人具有了精神，或者说，人的精神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形成的。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但它也正说明人的精神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最开始的精神是朦胧的、沉默的，并不伴随着语言。当然不排除有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语言，但还没有分音节的口头语言，言语。最初的猿人与黑猩猩一样，他的口腔和喉部结构很不适合发出清晰的音节，只能发元音，就是嚎叫，而不会用辅音分出一个个音节。人类从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到形成能够说话的一套发声器官，人类学家估计至少经过了一两百万年，有的甚至认为人能够清晰地说话还是最近十几万年的事。但人的行为则早就具有了精神的特点，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甚至深思熟虑的特点。携带工具表明他已经具有了抽象能力，并且长期的携带工具使他养成了携带工具的习惯，在他的大脑皮层上就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思维的心理能力，而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语言。不过即使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语言，人的心理也已经具备了产生语言的一切必要条件，这就是在人的行为中形成了那种符号模式，或者说，人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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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互动的过程，在两岁以前是“感知运动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感知运动图式”，也就是运动和知觉之间的某种协调模式。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到六岁的“前运算阶段”，则是语言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这个阶段出现了语言，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5］。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人，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而语言则是这种图式或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内化”的产物，也就是由外部行为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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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其结构模式可以看出，人的携带工具和运用语言这两种能力是同一级别的、同一类型的能力，也就是运用符号的能力。所以美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他的这个“符号”就包括工具，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也包括制造和使用语言。他没有提及携带工具，不过这个定义既然把工具看作一种符号，也就包含这个符号是常设常备的意思。因为符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它的内容可以像流水一样流过，但它本身作为形式却一直不动。所以他这个定义和一般说“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排除了那种“用过就丢掉”的意思，因为丢掉了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就只是符号所要表达的东西了，因此它隐秘地包含我说的“携带工具”的意思。但这个定义同时又有人是语言的动物的意思，因为语言同样也是符号。语言都是符号，每一个词、每一个音从我们嘴里说出来，都具有符号的性质，都代表某种含义。但除了某些象声词和感叹词之外，又不是直接显示出含义，因为同一个含义、同一个所指对象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的发音是不同的，而在同一种语言中，某种发音、某种符号意指什么，那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了的，都代表某种共相、普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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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考察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也有“语言”。首先动物有“肢体语言”，比如动物有表情、姿态等。高等灵长类动物都有肢体语言，还有各种不同含义的发声、呼叫，用于求爱、报警、威胁、宣示领地或者招呼同伴等。这些都是“语言”，但都不是真正的语言。为什么呢？它们不能用来讲述。这些“语言”，这些打引号的“语言”能够用来进行某些联系和交往，能够用来命令、祈求、警告、威胁等，但它们都只是些信号或者记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和记号、信号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语言应该是符号，符号是可以用来讲述的，或者如皮亚杰所说，是用来计算和操作的。黑猩猩和那些动物所发出的都是信号或者记号，是直接的表示和发泄，而不是间接的计算和操作。真正的语言是符号，是象征，它必须从直接性进入间接性，并把间接性包容进直接性中，两者“相符”。词和意义、能指和所指，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但这个联系又不是直接的，它不是单纯指面前的这个对象，而是从这个对象回到自身，使语词自身作为象征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词可以有它自己的意味，但这个意味不一定在跟前，也就是说，当人们说某个词的时候不必指着一个东西来表示说的意思，而是像皮亚杰说的，“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它可以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情来操作。这才是真正的语言。人们用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对象，给它“命名”，然后用这个简化了的符号、这个“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相互交流，这就是讲述。这个“名”就是一种公共的符号，我们可以用它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我们要讲述的对象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运用这些符号，可以交流对它的想法。这就是符号和记号、信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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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动物在天敌或者猛兽来袭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来报警，有的动物可能比较精明，看到不同的敌人就发出不同的信号，但是它们不会在猛兽没有来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谈论”猛兽，只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动物用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猛兽来发警报，这还不叫“命名”，只有人才以某种声音来给某种动物命名，因为人不仅仅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报警，而且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也用这些声音来谈论这些动物，来交换对它们的看法。比如我们可以谈论狮子，这个你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符号来命名它，来传达对它的感情，恐惧或者崇敬，以及对付它的办法。或者我们要打一头野牛，那我们就要交谈，要统一目标、制订计划、做好分工，这些都需要进行符号操作，光有默契是不够的。再或者，我们打到了野牛，吃饱喝足了，有了剩余精力，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娱乐，当然其实也是为了把积累的经验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就开始庆祝成功，重复表演这次狩猎的过程，并谈论这次冒险的经历。这时候语言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发声和嚎叫了，而是“叙述”（articulation），也就是各种声音单元的有规律的连接，这就是分音节的语言。一个发声不能只代表一个警告，而必须要接下去，要和别的发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句子，形成一个“命题”。动物的发声只表示警告，或威胁，或别的直接的意思，但是真正的语言应该形成命题，就是命题语言，命题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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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标准形式，就是要有一个系词，作为联系纽带，把主词和谓词联系在一起，来构成一个句子。比如说“这是……”（this is…），这里有一个“是”字，后面可以加任何词，这是最简单的命题语言，最初用于命名。小孩子学语言就是这样，我们告诉他，“这是爸爸”、“那是妈妈”，然后要他“叫爸爸”、“叫妈妈”，“叫”就是和他约定一个命名。最简单的命题语言就是这样的，不是为了向同伴们通报威胁，而是要和别人交流、商讨。当然，不是任何命题语言都是这么标准的，它可以是名词加任何动词，在某种语境下或者配合某种手势，也可以是单独一个词就表示一个命题。比如，我向同伴们大喊一声：“狮子！”意思是：狮子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把狮子赶走了。赶走以后我们聚在一起，我说：“那是狮子。”这就是用命题语言和大家约定，我们以后就把这样一个名字安到这样一个动物的头上。所以，不一定要用“是”字来联系一个句子，中国古代常常是这样表达：“此乃狮子也。”孔子说：“人者仁也。”原始人更简单，往往用一个单音词来代表一句话，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说一个“椅”字，有可能是表达“给我椅子”或“让我坐椅子”等。但这都是语言初创时的情况，说话者心目中已经有命题语言的意思了，但还没有学会表达，假设我们问他：“你要的是这把椅子吗？”他会点头。所以他说的意思可以转换成标准命题语言的形式：“我要的是这把椅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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