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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的诞生：符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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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人类的起源，除了谈到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之外，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Logos。人是能说话的动物，这是人和猿之间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如何来解释人的语言的产生？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能够发明语言？这单从大脑的发育或意识的飞跃是解释不了的，显得颇为神秘。但是，如果我们从哲学上看，把上面所设定的人和自然的中介性模式加以扩展，从一种客观的行为模式扩展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并且在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互动中考察这些模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还有功能主义和控制论等，来提高我们的思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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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哲学上来看，携带工具这件事表明，人类已经能把间接性的东西变成一种直接性的东西。用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是间接性的目的和目标，通过这个手段来实现那个目标。由于人着眼于那个目标，但又不能直接达到它，而必须采用工具，所以那个目标是间接的。而这个工具就是促成那个目标实现的中介，用这个工具不是着眼于这个工具本身，而是要用这个工具来达到别的目的。但是人手里面拿的这个东西是直接性的，他直接抓住它，使用它。而黑猩猩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直接性，它仍然把这个工具看作一种间接性的自然物，是它临时需要一下但本质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两件间接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然后从中留下了它想要的，而另一个用完就抛弃了。但人类不同，人意识到这个本来也是间接性的东西现在成了他的直接性，是他把它变成了直接性的东西，所以他要把这个工具保存在身边，好像它是直接长在自己身上的。当然其实它也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身体之外的间接性的自然物，它要是被损坏了，不能像自己的手一样自行修复、长好。但他仍然像用自己的手那样直接支配和使用它，这就使直接性的东西和间接性的东西成了一个东西，或者说通过工具，就把直接性和间接性打通了，把人和人之外的自然界打通了。人之所以要保留那个工具在身边，其实是为了达到和自然界相通的目的。这表明人类已经把间接性的东西纳入了直接性的东西，统摄进了直接性的东西。直接性的东西已经在他手里面了，他把这些工具作用于别的东西，不仅仅是这一次作用，而且可以多次使用。这就叫“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用这件工具去对付。这里面就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广义地来说，叫“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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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符号？一般来说，符号就是那种既是间接性又是直接性的东西。它是直接性和间接性的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直接性的东西就是呈现在面前的东西，间接性的东西就是隐藏在背后的东西；而呈现在面前的东西是确定的，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呈现出来的是“一”，在背后有待于被带出来的则是“多”。按照这种模式，工具就是“一”，而工具所能够达到的这个那个目的就是“多”，所以工具作为符号，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具有概括性的东西，或者那种“纲举目张”的东西。那个“纲”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共相，是抽象和简化了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以一当十、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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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工具几乎是万能的。一把石斧，可以干各种事情，可以用来打猎、砍树、割草、挖掘植物的块根、切碎食物、抵抗猛兽等。原始人随时把它带在身边，是因为它的用处太多，更因为这个共相、这个工具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得到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制造出来的。如果随时都能找到，并且三下两下就可以制造出来，就像黑猩猩掰一根树枝去钓白蚁那样，那它就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共相，它还只能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殊相。当然，在东非草原上到处都有树枝，但是万一到了一个没有树枝的地方呢？全是红土和岩石呢？那就需要把一根树枝带在身边，带着它就可以到处漫游，不受局限了。这就是原始人考虑到的问题。工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找到的，不带着怎么行啊，必须要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能够进行这样的思考，表明原始人已经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了，他的工具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运用场景，他能够考虑到无数可能的场景了。而且这样思考也很实在，虽然目前看起来带着这种东西没有用，还要花上多余的力气，但这是值得的，带上会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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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相符合的记号，“符”字本身就是记号的意思。中国古时候的兵符叫“虎符”，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一块虎形的铜制品剖成两半，主帅和将军各执一半，主帅的传令兵要传达命令，必须带上虎符，与将军手中的那一半合上了才有效。西文的symbol这个词也有类似的意思，它的本义是“陶片”，是说古罗马人如果谈得投机，分手时发誓永做朋友，就举行一个仪式，当场摔破一个陶罐，双方各执一片，即使几十年后，双方或者双方的后代拿着这块陶片到对方家里，只要对上了，就会受到盛情款待。当然，这种“符合”不仅仅是指两样东西相吻合，而且指它们所代表的含义与这个符号相合，两块陶片或两半虎符合上了，就意味着想要传达的意思合上了，所以西文中这个词又有“象征”的意思。虎符是权力的象征，陶片是友谊的象征，一个有形的符号象征着很多无形的东西，意义大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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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人类这里就具有这样一种象征性，它不光是拿在手里的这件东西，而且象征着其他的东西。一个是象征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权力，人类可以借此向自然界发号施令；再一个，它传达着人与大自然的友谊，有了这个符号，大自然不再是陌生的、可怕的，也是亲切的。工具本身就是自然物，既然人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像马克思和黑格尔说的，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那么由它所控制的其他自然物也将一个个成为他的无机身体，最终，甚至整个自然界，也会在原则上被看作是他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4］ 。所以，工具在这里具有一种符号结构，它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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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马克思讲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这表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关系一旦发生，就不仅仅是人的肉体与自然物的关系，而且是精神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说，这种关系中的一方是人的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关系使人具有了精神，或者说，人的精神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形成的。这听起来像一个悖论，但它也正说明人的精神的发生是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最开始的精神是朦胧的、沉默的，并不伴随着语言。当然不排除有表情语言和肢体语言，特别是手势语言，但还没有分音节的口头语言，言语。最初的猿人与黑猩猩一样，他的口腔和喉部结构很不适合发出清晰的音节，只能发元音，就是嚎叫，而不会用辅音分出一个个音节。人类从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到形成能够说话的一套发声器官，人类学家估计至少经过了一两百万年，有的甚至认为人能够清晰地说话还是最近十几万年的事。但人的行为则早就具有了精神的特点，也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甚至深思熟虑的特点。携带工具表明他已经具有了抽象能力，并且长期的携带工具使他养成了携带工具的习惯，在他的大脑皮层上就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抽象思维的心理能力，而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语言。不过即使还没有产生真正的语言，人的心理也已经具备了产生语言的一切必要条件，这就是在人的行为中形成了那种符号模式，或者说，人的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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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所提出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可以作为这里的参考。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互动的过程，在两岁以前是“感知运动阶段”，形成了一定的“感知运动图式”，也就是运动和知觉之间的某种协调模式。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到六岁的“前运算阶段”，则是语言形成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感知运动图式开始内化，成为表象或形象图式。这个阶段出现了语言，标志着婴儿期的结束。儿童开始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并用语言开始与人交际”［5］。可以说，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人，相当于人类的婴儿期，他通过携带工具所掌握的运用符号的能力就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感知运动图式”，而语言则是这种图式或行为模式在人的心理中“内化”的产物，也就是由外部行为内化为心理模式，再由这种心理模式外化表达为语言。所以，携带工具和掌握语言这两种外部现象是出自同一种心理模式，而这种心理模式首先是由携带工具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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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其结构模式可以看出，人的携带工具和运用语言这两种能力是同一级别的、同一类型的能力，也就是运用符号的能力。所以美国哲学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给人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他的这个“符号”就包括工具，制造和使用工具，当然也包括制造和使用语言。他没有提及携带工具，不过这个定义既然把工具看作一种符号，也就包含这个符号是常设常备的意思。因为符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它的内容可以像流水一样流过，但它本身作为形式却一直不动。所以他这个定义和一般说“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不一样的，排除了那种“用过就丢掉”的意思，因为丢掉了就不成其为符号了，就只是符号所要表达的东西了，因此它隐秘地包含我说的“携带工具”的意思。但这个定义同时又有人是语言的动物的意思，因为语言同样也是符号。语言都是符号，每一个词、每一个音从我们嘴里说出来，都具有符号的性质，都代表某种含义。但除了某些象声词和感叹词之外，又不是直接显示出含义，因为同一个含义、同一个所指对象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的发音是不同的，而在同一种语言中，某种发音、某种符号意指什么，那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了的，都代表某种共相、普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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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考察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动物也有“语言”。首先动物有“肢体语言”，比如动物有表情、姿态等。高等灵长类动物都有肢体语言，还有各种不同含义的发声、呼叫，用于求爱、报警、威胁、宣示领地或者招呼同伴等。这些都是“语言”，但都不是真正的语言。为什么呢？它们不能用来讲述。这些“语言”，这些打引号的“语言”能够用来进行某些联系和交往，能够用来命令、祈求、警告、威胁等，但它们都只是些信号或者记号，而不是符号。符号和记号、信号是不一样的，真正的语言应该是符号，符号是可以用来讲述的，或者如皮亚杰所说，是用来计算和操作的。黑猩猩和那些动物所发出的都是信号或者记号，是直接的表示和发泄，而不是间接的计算和操作。真正的语言是符号，是象征，它必须从直接性进入间接性，并把间接性包容进直接性中，两者“相符”。词和意义、能指和所指，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但这个联系又不是直接的，它不是单纯指面前的这个对象，而是从这个对象回到自身，使语词自身作为象征有它的相对独立性。一个词可以有它自己的意味，但这个意味不一定在跟前，也就是说，当人们说某个词的时候不必指着一个东西来表示说的意思，而是像皮亚杰说的，“用表象和语言描述外部世界和不在当前的事物”，它可以当作一件好玩的事情来操作。这才是真正的语言。人们用一个象征、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对象，给它“命名”，然后用这个简化了的符号、这个“名”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约定、相互交流，这就是讲述。这个“名”就是一种公共的符号，我们可以用它在人与人之间沟通，我们要讲述的对象可能不在这里，但是我们运用这些符号，可以交流对它的想法。这就是符号和记号、信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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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动物在天敌或者猛兽来袭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来报警，有的动物可能比较精明，看到不同的敌人就发出不同的信号，但是它们不会在猛兽没有来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谈论”猛兽，只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动物用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猛兽来发警报，这还不叫“命名”，只有人才以某种声音来给某种动物命名，因为人不仅仅是在遇到威胁的时候用这种声音来报警，而且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也用这些声音来谈论这些动物，来交换对它们的看法。比如我们可以谈论狮子，这个你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符号来命名它，来传达对它的感情，恐惧或者崇敬，以及对付它的办法。或者我们要打一头野牛，那我们就要交谈，要统一目标、制订计划、做好分工，这些都需要进行符号操作，光有默契是不够的。再或者，我们打到了野牛，吃饱喝足了，有了剩余精力，只是为了好玩，只是为了娱乐，当然其实也是为了把积累的经验传递给大家，让大家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就开始庆祝成功，重复表演这次狩猎的过程，并谈论这次冒险的经历。这时候语言就不是一种单纯的发声和嚎叫了，而是“叙述”（articulation），也就是各种声音单元的有规律的连接，这就是分音节的语言。一个发声不能只代表一个警告，而必须要接下去，要和别的发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句子，形成一个“命题”。动物的发声只表示警告，或威胁，或别的直接的意思，但是真正的语言应该形成命题，就是命题语言，命题语言才是真正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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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命题语言？命题语言的标准形式，就是要有一个系词，作为联系纽带，把主词和谓词联系在一起，来构成一个句子。比如说“这是……”（this is…），这里有一个“是”字，后面可以加任何词，这是最简单的命题语言，最初用于命名。小孩子学语言就是这样，我们告诉他，“这是爸爸”、“那是妈妈”，然后要他“叫爸爸”、“叫妈妈”，“叫”就是和他约定一个命名。最简单的命题语言就是这样的，不是为了向同伴们通报威胁，而是要和别人交流、商讨。当然，不是任何命题语言都是这么标准的，它可以是名词加任何动词，在某种语境下或者配合某种手势，也可以是单独一个词就表示一个命题。比如，我向同伴们大喊一声：“狮子！”意思是：狮子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把狮子赶走了。赶走以后我们聚在一起，我说：“那是狮子。”这就是用命题语言和大家约定，我们以后就把这样一个名字安到这样一个动物的头上。所以，不一定要用“是”字来联系一个句子，中国古代常常是这样表达：“此乃狮子也。”孔子说：“人者仁也。”原始人更简单，往往用一个单音词来代表一句话，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说一个“椅”字，有可能是表达“给我椅子”或“让我坐椅子”等。但这都是语言初创时的情况，说话者心目中已经有命题语言的意思了，但还没有学会表达，假设我们问他：“你要的是这把椅子吗？”他会点头。所以他说的意思可以转换成标准命题语言的形式：“我要的是这把椅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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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命题语言，人类的交流就变得随时随地了，就变成普遍的了。一群黑猩猩在一起休息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语言交流，顶多就是互相梳理毛发，它们没有什么可谈的。有时候，一只黑猩猩要向另一只黑猩猩讨一点儿吃的，它也不会说，只会可怜巴巴地伸一只手过去。而原始人在一起呢？他们就会喧哗，不断地说话，不断地做表情，不断地做动作，在篝火前不断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你看看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哇哇大叫，也不怕把猛兽吸引过来。为什么在所有的生物里面，在所有动物的新生儿中，只有人类的孩子一生出来就哇哇大叫呢？康德曾经提出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孩子对自己的无能和受到强制表示“愤慨”，体现了人追求“自由”的天生本能。［7］这当然是瞎猜了，他主要想以此来证明“天赋人权”。但也有一点道理，就是人类的孩子生出后就大声哭叫，表明他在要求声音上的交流，要求亲人语音上的关爱和抚慰，这是人类的孩子跟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幼仔不一样的地方。人类的孩子是要求语言交往的，所以他要用声音来宣告他的到来，这是从人类的遗传基因里进化出来的一种先天机制。在人类的基因里已经有了语言的基础，人生来就是要说话的。其他动物分娩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千方百计隐蔽起来，因为怕天敌发现。人类当然也怕天敌，但是人类的天敌已经比较少了，他们的语言交往的需要迫使他们在先天结构上必须准备好说话的身体机制。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能说话的动物。海德格尔也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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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课给大家讲到了人的起源问题，以及人和猿的区别，人的本质从哪一点上可以跟动物区别开来。前面讲了，一个是工具的问题，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而且，我特别强调了携带工具的重要意义；再一个呢，是语言。现在我们可以总起来考察一下。携带工具和语言这两者具有一种同构性，都具有一种符号结构：携带工具是一种符号性的感知运动图式，它内化为人的心理思维模式；语言也是一种符号结构，它由人的这种心理思维模式外化而来。那么，携带工具这种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携带工具与大自然打交道，来征服大自然，来利用大自然，来亲近大自然，使大自然成为自己无机的身体。而语言符号模式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与他人打交道，来支配他人，来和他人共同合作，来使他人和自己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两者都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媒介，一个是人与人的媒介。媒介的作用也就是符号的作用，它们都是人的符号，都是用一个直接的东西支配无数间接的东西。符号有这样一种作用，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符号代表很多很多的意思，不用讲那么多，只要抓住一个关键性的要点，把它提出来，就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概括到里面。我们把这样一种符号结构内化于心，它就是概念的抽象作用，也就是理性。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很多具体的事例，或者从很多事例中抽象出一个共同的概念，这就是理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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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类的携带工具，以及语言的形成，都表明人类具有了一定的概念抽象能力。只有思维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抽象水平，才能够携带工具，才能够创造和使用语言，才能够形成命题和给事物命名。这种抽象作用使动物的心理活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质的飞跃。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也有心理活动，心理学家除了研究人的心理活动以外，还研究动物的心理。那么，心理活动的这样一种抽象作用，我们就称为意识。动物，我们从类比的意义上讲，也有“意识”，比如它能“意识”到它的对象，但是严格来讲，它是不具备意识的。因为意识需要用语言来做载体，只有表现为一种语言、一种概念、一种共相，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才能称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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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原始人，在还没有产生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产生出语言的心理结构，只是生理上、发声器官上还跟不上，还不配套，只能有各种肢体语言和手势语，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意识是朦胧的，他的概念是模糊的，还没有摆脱表象的含混性。清晰的意识是伴随着语言（即口头言语）而产生的。最早的一种，我们称为“类意识”。什么叫类意识？类意识就是一种共相，把讲同一种语言的人都视为同类。动物种群虽然也聚集为一类，但它们是靠本能，而不是靠类意识，所以动物有类而无类意识，因为它们缺乏形成类意识的语言媒介。原始人一旦有了语言，就有了类意识，就是把他们能用语言交流的一些人认同为同类，其他的呢，就是禽兽，就不是一类了。类意识使人类的聚合不再凭借单纯的生殖，也不再凭借武力，而是凭借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媒介，即共同的语言；他们的群体由此就不再是偶然的聚集，而是有规范、有礼俗、有等级和有道德秩序的，这就是荀子所讲的“有分”，也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真正要成为“政治的动物”，除了语言之外，还要有文字。没有文字，人类虽然已经有“文化”，但还没有“文明”。这就是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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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先产生的意识就是类意识。类意识表明人是不可能孤独地存在的，私人语言是不可能的，没有一种语言是独自使用的。人可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独特的情绪，但语言不可能是私人的，语言是公共的。语言再独特，也是要说出来给别人听的，而且是能够说出来让别人懂的，否则就不叫语言。这就和人不可能孤独地存在是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交往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人是通过与他人打交道来给自己定位的。当然，与他人打交道和与自然界打交道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首先通过携带工具来和自然界打交道，工具就是人和自然界的媒介。但是工具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或延长的手，实际上也是可以传承给别人的，比方说我的手是不可以借给你用的，但我的工具可以借给你用，甚至送给你。把自己用得顺手的工具送给另外一个人，这是只有具备强烈的类意识的人才能做得到的，因为他不但把这工具看作自己个人延长的手，而且看作整个部落、整个类的延长的手，说明他把自己看作和整个类是一体的。当然，做到这一点的前提，一个是携带工具的习惯，有携带才有保存，有保存才有传承；另一个就是语言的形成和传承，它导致类意识的形成。语言也是可以传承和必须传承的，因为语言是社会的，这个社会性不但表现在同一代人之间，而且表现在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代代相传。人们通过传承工具和传承语言，实现他们的社会性。我们世世代代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这才体现了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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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动物也有群体，如牛群、马群、黑猩猩群体，但是动物却没有一种语言，也不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当然也不能够传承工具和语言。只有通过这两个要素——一个是对工具的制造与传承，一个是对语言的使用和传承——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人的本质不是他个人固有的抽象物，把一个人孤立出来考察他的本质，那是考察不出的，那是抽象的，没有内容的。人的所有的本质都取决于他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和他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里马克思强调的是“在其现实性上”，不是空谈的，要看他在社会上是如何生活的，在历史中又是如何传承的。我们由此进入人的本质的第二个话题：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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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步 二、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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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社会关系一开始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历史关系，也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无论是携带工具也好，分音节的语言也好，都体现为一种在时间中不同要素之间关系的连续性。我们通常讲“社会历史”，社会是从空间上讲的，历史是从时间上讲的，好像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但其实社会的就是历史的，历史上的也肯定是社会中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二个话题：人的历史。人类社会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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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的双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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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历史的概念。它有双重含义。通常来说，动物是没有历史的。当然人可以为动物写一部历史，如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写，但是动物自己没有历史，大自然安排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只有人才有历史。这个历史如何理解？首先要有一种传承，这种传承一方面是工具的携带、保存和传递；另一方面是语言的传承，比如小孩子一生出来所学的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说话。这样，我们所讲的历史就具有了双重含义：第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事实或者事件。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就把那些事情叫历史，这是由过去的事件所组成的历史，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含义。第二，是指对这些事实或者事件的描述，即历史的讲述。把某个过程写成历史，或者说，某件事历史上有记载，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讲述，也就是“历史学”，我们也把它叫历史。但是“历史”（history）这个词在希腊文、拉丁文里是没有区别的，在英文和法文里也没有区别。唯独在德文里有所区别，Geschichte主要指历史事件，Historie主要指历史讲述或者历史学，当然也常常可以混用。这类似于中国人说的“故事”，故事本来的意思就是过去的事，但是同时又意味着我们所讲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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