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50480 最开始他只能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经历过、感受过的，他感到恐惧、痛惜、悲伤……这些东西，他能够把它复述出来，这当然需要想象力，这个想象力是可以复制、再生的。康德说过，想象力有再生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创造性的想象力是先天的。马克思所说的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就是能够把真实的东西再生出来、复述出来；而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那就是创造性的。一种东西哪怕不真实，他也可以真实地想象出来，用生动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因为他形成了一种命题语言，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了命题语言，就可以在一个对象不在跟前的时候来谈论、讲述它，也就可以进一步谈论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完全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幻觉、错觉、梦……凭空想象出来，说给别人听，他说的是假话，但说得跟真的一样。人就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所以，有的人类学家对人这样定义，说“人是能够造假的动物”。因为人能够把不真实的东西真实地想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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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82 但这个能力对人是很好的，他不仅可以讲述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会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根本不会发生而只是理想中的事情。那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本来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压根儿不会有的事情，要想出来，异想天开，那就要有想象力啊。所以这是人类想象力的巨大进步。有了这种想象力，人就可以想出许多匪夷所思的鬼点子来。比如，有一头野兽，人们好几天都没有把它搞到手，它太狡猾了。那么，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出来，比它更狡猾，来把它弄到手。我们可以计划一次狩猎，真实地进行策划，每个人的细节都考虑到。这就要靠灵感、天才，以前都没有人做过嘛，要靠想象力把它想出来，这种创造性的想象能力、虚构能力，对于人来说是很有用的。这种想象力是基于一种命题语言所形成的概念思维和符号思维，也就是可以通过一个发声、一个词语来概括无数相同和相类似的事物，在此基础上再加以“类推”或推理，因此它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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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84 这样一来，人的记忆和动物的记忆就不太一样了。有些动物的记忆力很好，特别是一些灵长类，还有狗、大象……几十年了，它们都记得非常清楚，谁对我好，谁对我坏。几十年前，有一个人对我做过好事，我见到他时就要报答他；几十年前，有人伤害过我，我见到他时就要报仇。有些动物有非常强的记忆力，但是它们的记忆力是非常情绪化的，当下见到了、有情绪了，就想起来了，没有见到、没有情绪就不会去想。而人的记忆力是概念式、符号化的，通过命题，可以脱离现场的那种情绪，来回忆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并且在其中进行想象力的加工。以前的仇敌早已不在了，时过境迁了，我们还可以谈论他们。这样就有了神话传说、民族史诗……在时间的长河中，这样一种想象力的、概念式的记忆，就形成了民族的、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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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86 所以，什么是历史呢？历史就是人。历史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本质所演化出来的。历史本身就是人，人就是历史。只有人有历史，人本身就在历史中，而且这个历史就是由人所构成的，所以人只能是历史的存在，不能够脱离历史而存在。我们前面追溯到人的起源，如果猿没有变成人，没有携带工具，没有形成语言，那么就不能形成历史，就不能和动物区别开来，就是受大自然的本能所支配的。人的生存、交往手段都是历史所形成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历史。每个人都降生在历史发展的既定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对他也有一种期待，期待他去延续和发展历史，因为延续和发展历史就是延续和发展他的自身、他的本质。我们说一个人生下来就有历史使命，很多人不以为然，但实际上是有的。人活在历史的发展中，历史必然赋予他一个使命，这就是让他在历史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历史。所以，历史学就是人学。从最初的人与动物相区别，携带工具、发明语言，然后到野蛮人和文明人相区别，脱离蒙昧、进入文明，到文明社会还要不断地发展……这个发展就是人性的发展。人性在历史中不断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追求自由、理性、理想……这个过程整个来说都是人学、历史学的对象。历史所要研究的无非就是人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和人性，研究人的来源、人性的发展和人类的最终目的。历史学的意义就是这些，可以归结为历史学就是人学，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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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88 （二）历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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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90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历史学史，中国叫史学史，也就是关于历史的历史，关于历史事件的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变迁。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发展，如果从更高层次来讲历史，那么历史本身在发展，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也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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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92 最初，人们对历史着重于传承和坚守，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人讲三皇五帝、天下大同，西方人讲黄金时代——这都是历史的起点，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坚守。当然最终守不住，历史发展了、变化了，那些过去的历史就给人留下了伤感和怀念。最开始的历史是这样的，被看作无须质疑的传统。所以我们的历史一开始是着眼于传承的，是比较静态的，不是动态的、发展的。发展的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我们对历史一开始的概念就是坚守，特别是中国人的历史观，这方面始终非常浓厚。我们这个种族历来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历史记忆丢掉了，我们就把传统丢了，那我们就不是（这个种族的）人啦。古希腊开始也是如此，荷马的史诗直到雅典时代仍是希腊人最基本的教科书，每个有文化的希腊人都要背诵，否则就是野蛮人。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记载都是不大可靠的，里面掺杂了大量的想象和虚构。特别是口口相传的时代，随意的添油加醋是免不了的事。真正的历史学还是从那些用文字记载下来，并且是特意记载下来的文献开始的，如中国古代的《春秋左氏传》，西方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的《历史》。当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还是带有不少神话和虚构的因素的，不像中国的史书讲究客观真实，不语怪力乱神，也不明确表明观点，即使要带观点，也要隐晦，采用所谓“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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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94 在近代史学中，人们最看重的便是实证材料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包括良好的记忆力、全面的资料收集能力以及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来进行描述的能力。这其实还是古代历史学传统的一种发扬光大。亚里士多德讲，历史和诗的不同就在于，历史是讲实际发生的事情，而诗是讲可然性和必然性的事情。中国汉代的经学、清代的朴学，都只注重经典的注释和整理。那个时候有一套传统，历来就是这样一路讲过来的，一个字都不能改，而不是看重想象力和自由的创造力。学历史的要什么自由的想象力、自由的创造力？历史没有什么可创造的，只要把资料收集齐全，发现那些被淹没了的资料，那就是成功，至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些东西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对历史学家就是这样看的，这些人就是钻故纸堆的，就是考证、挖掘……搞这些事情的。它是一门“硬”科学，你让他对艺术什么的下一个判断，一般他是回避的。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常常不敢下判断，毕竟只有一部分资料，历史资料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收集完备，只能根据大体上的、现有的数据来说话，而且不能把话说满。当然，实际上他已经有一种想象力在里面了，虽然他自认为要排除想象力、创造力，但只要他不是照本宣科，当复读机，还想做一点研究，他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自己的观点开路了。根据现有的材料，为什么收入这个而不取那个，为什么把这个材料和那个材料联系起来，这里头已经有他的想象和创见了。他已经达到了这个思维水平，就像马克思所讲的，不一定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是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个水平从人类早期就已经达到了，所以他在自己的历史研究里无形中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避免不了的。他想要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像孔子讲的“述而不作”，以为这是做历史研究的本分，但实际上已经加进去了自己的想象。记忆力本身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想象力了，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够完全复原呢？当然要靠想象力。如果只靠脑海里留下的痕迹，那也不等于当时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今天讲“口述历史”，要通过录音把它留下来，但是口述者的回忆往往也会出错。更何况他们的回忆即使可靠，也不全面，只是一面之词。口述历史、传说都是不可全信的。那到底什么是可相信的呢？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相信的。他们说出来的，都是经过他们的想象加工的，不一定真实。这种情况在历史的开端就存在了。比如，我们今天认为，原始民族的神话都是充满想象力的创造，是虚构出来的，但当时的人可不认为那是神话，他们都认为那些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认为有神仙、妖魔鬼怪……他们相信那些东西。到今天还有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科学知识的人会相信，他们认为那些幽灵等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都是真的，认为世界上真的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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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96 历史学后来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19世纪那种完全实证的科学主义的观点变得越来越重视人的创造性解释和对史实的能动处理，历史学开始真正成为一门人文科学，成为人学。最开始人们是想仅仅靠史实来说话，但后来发现史实也靠不住，并不存在那种一直保留到今天还不走样的史实。史实必须要加上一些东西，不可能不加上。人都是有偏见的，偏见不一定是贬义，它可以理解为“前见”（Vorsehen），就是主观上的先入之见，一个自己的视角。人在理解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带有前见的，预先有一个视角、视野，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有一个“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就是人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种期待，他希望从里面看出什么，他就能看出什么。这是现代解释学（或诠释学）对历史的一个经典的说法，就是人总是从历史中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东西。最开始历史被看作史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真相”。我们经常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抹杀，发生了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如实地记载下来。其实这样一种“如实”的记载里面已经有主观的成分了。比如，在《史记》中，我们经常看到有对人物的褒贬。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写的，即便有古人写了，都要由当代人重写。伽达默尔也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前见和古人的记载的结合，是我们的视域与古人的视域相互融合的产物。今天的眼光与古人的眼光融合起来，加入了我们的主观东西，才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历史。这种情况，今天很常见。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潘金莲，历来被认为是淫妇，而我们今天对潘金莲的评价要缓和多了，甚至有人还有赞扬之意，认为她是冲破了封建的枷锁，追求自由恋爱。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电影，无论是港台的还是大陆的，都改变了我们的视野。而像武松那样，疾恶如仇，把自己的嫂子杀死，那种英雄的行为在当时认为是正义的，在今天呢？已经有人认为是野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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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498 但在史学界，至今我们仍然推崇的是传统的史学观点。这种观点当然也不能说错，一般来说，历史当然不同于艺术创造，也不等于可以信口开河或者故意歪曲。文天祥有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关于前半句，《左传》中有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的故事，我们可以讲一下。崔杼是齐国的右相，但他是靠杀掉他的前任君王上位的，“弑君”当然是个贬义词，于是崔杼就把这样记载的太史杀了。当时太史是一个世袭的职位，只能由他们家的人来继承，于是这个太史的弟弟就被任命为新太史，由他来继续写史。他的弟弟来了又写“崔杼弑其君”，于是崔杼把他弟弟也杀了。太史有三个弟弟，这样死了两个以后，最后一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没办法了，就没有杀他。这个故事是古代人尊重史实的典型例子，当时的太史忠于职守，忠于客观史实，所以对于任何一任国君来说，只要想到什么事情是要“上书”的，内心都会产生威慑力的。史书是很客观的，做了坏事就是做了坏事，做了好事就是做了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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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00 但是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崔杼弑其君”真的是客观的“史实”吗？崔杼真的是因为太史记载了客观的史实才杀了太史吗？显然不是！他杀太史是因为这个“弑”字，它是个贬义词。如果太史不写这个“弑”字，而是简单地写上“崔杼杀齐王”，恐怕他也不会死。如果这个太史写上崔杼“诛一夫”——“一夫”就是国贼了——那他就会很高兴了。但是用了这个“弑”字，他就成了乱臣贼子。史书上写到谁时用了一个“弑”字，那他就遗臭万年了。当年孔子作《春秋》，在用词上费尽了心机，这个人该用什么字，那个人该用什么字，或褒或贬，这叫“春秋笔法”。所以人们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他要是给你写上不好的一笔，就让你世世代代也洗不干净了。司马迁写《史记》呢，其实也有他的笔法。司马迁应该算客观的，但他也不能做到完美，因为他不可能有那些现场经历。《史记》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他只能根据各种各样的传说、口述、文献、材料来写。很多他都没有经历过，但是他写出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好像他就在当场。那怎么来的？肯定是通过想象，通过作者的合理想象，重新塑造出来的。至于完完全全的客观史实呢，以这种理解来看，恐怕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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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02 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又译作《希波战争史》，讲希腊和波斯的那场著名的战争，也是这样的。希波战争发生好多年了，作者亲身游历，实地调查、采访，才写成了这部《历史》。其实他还是免不了加入各种各样的想象，甚至还混入了神话、神谕，神人杂处，打仗的时候神也在里面帮忙。他看见了？他没有看见，他只是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但是他的治学态度是尽可能客观，力求不偏不倚，不持偏见。比如说对波斯人，他也秉持着客观的态度，不把他们妖魔化。他认为人家也有优点，他对波斯人既有批判又有赞赏，甚至有很高的赞誉。这方面至少比孔子和崔杼的道德立场更有历史客观性。对待各种史料记载、各种传说，他也是反复地参看对照，去伪存真。时间上不能搞错了，后面发生的事搞到前面，那就闹笑话了；逻辑上也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一个人如果当时不在现场，就不能说那件事是他干的，否则就是不对的了。最后他才得出自己的论断，所以他的《历史》还是可信的，在这方面堪为楷模，并且也为后来的很多考古发掘所证实。但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完全客观，那些神、那些幻想的东西都加进去了，因为那代表古人的一种理想，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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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04 但是现代人逐渐看出点眉目来了：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那样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些历史学家必须努力肯定的，必须要预设这个前提，否则就不要写历史，写诗就行了。历史学家为什么样的人写历史？首先这个人要存在，这件事情发生过，不能子虚乌有，最好是考古工作者能够把他的墓和遗骨发掘出来，这就毫无疑问了。一个历史学家必须把这一点预设为前提：这个人物是真的。但是对于把握历史的本质而言，这只是起码的要求，还不是最根本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还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历史的本质并不是一些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对象的本质，不是生物学的本质，而是人性的本质。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是可以通过物理学、通过自然科学、通过生物学或者化学甚至天文学来调查的。比如那个时候是否出现过一次彗星，发生过一次月食、日食等，那都是自然科学的事。写历史当然要参照那些，尽量使史料能够确凿，但如果仅仅是那样，那就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物理事实，那就不是历史。历史需要解释，所以历史的本质不是自然科学的本质，而是人性的本质、人文科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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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06 历史的本质最重要地体现在人性的本质中，要考察人性中是否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事情是人做的，结果产生出来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以前的神话传说是有历史意义的，它们讲述了人类早期的人性所经历的历史形态。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物质生活的形态，比如，我们从史诗、神话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用火、用青铜的兵器，看出他们的住房、饮食；从他们的宫殿、神庙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生活的物质形态和精神状态。但是这些事实需要我们加以解释，需要我们体会人类早期的精神形态。我们看荷马史诗绝对不只是为了去看那个时代的人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用什么武器，我们之所以看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因为它体现了当时的人性？我们设身处地，像当时的希腊人一样来看这个世界，我们觉得自己当时要是在场也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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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08 虽然历史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形态所决定的，但历史本身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割裂开来，看到的只是一面，可能把另一面甚至有时更重要的一面丢掉了，这就是精神的一面。从整体上看，在这种物质条件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状态以及人性发展的状况或层次才是更重要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有“史才、史学和史识”之说，史才和史学都与史料有关，史识则注重史观。研究历史，更本质的应该是史观，就是怎么看待历史。如果把历史看作人性的发展史，那么只有立足于人性发展的较高层次的阶段上，才可以对以往的历史做出更为深刻、准确的评价，所写出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人性的发展史。当然，这总是相对的，因为人性还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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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10 下面，我们来看看历史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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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12 （三）历史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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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14 我们刚才所讲的“历史的历史”就是史学史，人类的史学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早期的是“史学”，后来慢慢注重“史观”，再后来就注重“史德”了。“史德”是章学诚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是要有史德。但什么是史德，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的说是要有道德心、诚心。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只有弄清了下面的问题，才能够谈得上有史德，也就是说，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下面来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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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16 前面讲历史学界对历史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里面充满了疑问，有各种各样的流派、观点，甚至相互冲突。这是我们对历史的困惑导致的，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客观的历史？我们讲究并且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这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客观性？到底有没有所谓“历史的真相”？第二个问题：历史有没有规律？或者说，历史能否做假设？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说，到底什么是历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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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18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客观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现代以来，否认历史客观性的做法非常流行。以往，人们认为历史是具有客观性的，历史的真相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能否达到。但是现代以来，这一点受到了挑战。历史到底有没有客观性？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压根儿就没有真相，“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据说这是胡适的一句名言。胡适秉持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我需要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把它描绘成什么样。那就是说，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存在。这是一种观点——没有历史真相。另外一种观点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胜利者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写历史或者改写历史，甚至谈不上隐瞒历史真相，因为历史毫无真相可言，谁赢了，谁就是唯一的客观事实。这其实不叫历史的客观事实，这叫胜利者的权力话语，他有权创造、撰写和修改历史。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否认客观的历史，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就没有一切历史了，过去的历史都是由当代人来写的，我们过去以后，我们写的就不算数了，又要由将来的当代人写了。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点，叫作“六经注我”：我觉得“六经”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可以随便把“六经”作为我的观点的注脚，为我所用。这当然是唯我主义的观点。上面这几种都属于主观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没有什么客观性。这是一类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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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20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历史是死人的王国。人死了就死无对证了，就不存在了，那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我们要关注当下的事情，向前看。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刚刚我们说，历史靠口述、记忆，靠一些目击者等，但是这些经不起推敲。因为记忆是不可靠的，目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片面的出发点，从他的立场出发，他一定会否定某些东西、强调另一些东西，甚至会有选择地遗忘，掩盖、淡化那些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东西，反之就会加以强调、突出。这些都会产生不同的历史。野史、稗史多了，就会难以取舍，就找不出所谓的历史的真相，所有历史的叙述就都成了“罗生门”。什么是“罗生门”？《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部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一篇小说。说的是关于一个谋杀案，各个参与者和目击者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用有利于自己的眼光向法官描述这个案件。事情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描述出来又各不相同，这就使案件扑朔迷离了。这部电影最后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就是说事情还是有真相的。导演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设定了一个真相，在旁边添加了一个樵夫，案子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樵夫说的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你怎么知道樵夫在其中就没有利害关系，说的就是真实的呢？这都是很难确定的。这就是历史相对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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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22 上述看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所有这些看法，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它们都把客观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真相理解成一种自然界的或者物理学上的事实了，这是它们共同设定的前提。这种事实在时间中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要想再把它追回来，再重新考察验证一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了的事情全都没有意义，甚至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可以嘴巴一抹：没说！如果今天人们想使历史显示出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对它进行打扮，把它看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者赋予它价值评价，赋予它人文色彩。而这种评价落到不同的人手里自然是不同的，那就必然是相对主义。但这个前提却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把历史的真相完全理解为一种自然界的事实、一种物理学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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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24 我们当然要把握历史的真相，但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客观性，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前面那些观点的片面性都在这里，就是只紧紧抓住历史的效果来理解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理解成主客观统一体，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除了考虑客观的效果，或者是物理的、自然的过程以外，还要着重考察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经过这个历史过程，人们的精神有了哪些推进。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从这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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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26 比如法国大革命，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单纯从后果来看，它是一场灾难，也可以说它整个是失败的，再也没有人想重新经历一次。当时有很多哲学家、有识之士，像康德、黑格尔，更不用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有很多批评。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它所弘扬的原则和精神来看，恰好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景。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不能简单化。从外部的客观的后果来看，它对人的生命麻木不仁，血流成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牺牲，没有在这种牺牲中显示出理想的崇高性，人类历史是没办法发展的。所以，康德、黑格尔，还有一些哲学家，在激烈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的同时，又对它的精神、它的原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卢梭的原则，在美国就获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大革命以后，虽然拿破仑上台又下台，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毫无意义，但当时法国人却成了欧洲的领先者。所以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不是欢呼它杀人，而是欢呼人性原则的确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据说跑到郊外去种了一棵“自由树”来庆祝。后来拿破仑打到德国来，黑格尔还把他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因为他把德国那些乌烟瘴气的封建的东西一扫而空。虽然最后他被赶出去了，但封建的东西被彻底打垮了，人们在一片废墟之中可以按照他们的理念来重新建设他们的国家，这的确对德国有所推进。这是要做双重评价的，我们在历史进程中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必须根据它显现出来的原则、根据人性的发展来做评价；不是对历史进行外部的乔装打扮，而恰好是发掘历史的内在真相。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当然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是真相，你可以调查，可以统计，不能掩盖，但还有一种内在的真相，就是法国人的精神层次提高了。当时法国成了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俄国宫廷里面都要说法语，人们以说法语为荣，因为它的层次确实高。法国人经过启蒙以后，他们的层次确实比一般封建的腐朽的宫廷贵族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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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250528 所以我们说，符合人性发展前景的历史解释才能触及历史的真相。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要深入人性发展的真实状态，这是内在的真相，不是外在的表象。外在的那些现象也要顾及，但不能撇开人性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单独来谈。人性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从历史中所体现、所弘扬的品质和精神在人类发展、人性发展中有没有前途这个角度来评价，才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否则就是谎言。这种历史的谎言，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前景，再怎么对它进行打扮，终归是谎言。所以历史的真相就是人性的真相，它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它的客观性，但不是那种静止的绝对客观性，不是物理学上的自然性，而是渗透了主观性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有它的传承性。古人虽然已经不在了，古人的人性却是可以和今人相通的，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的精神状况，将它列入人性的某个发展层次来做同情的理解。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比那个时代更高了，但我们自己是从那个时代发展过来的，而不是断裂的。所以历史虽然必须有主观的、精神的层次，但它仍然是客观的。具体的事件可以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不解之谜，比如法国大革命，有一些不解之谜缺乏史料，有一些秘密的答案已经消失，但历史中精神的大趋势却是无法遮盖的，是可以一直与后人相通的。在这种意义上，掩盖历史真相就是泯灭人性，而不是什么“善意的谎言”。今天我们讲的许多历史的谎言，掩盖了人性，粉饰了兽性，阻碍了我们与人性的大趋势相通，将我们置于历史的发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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