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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客观的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现代以来，否认历史客观性的做法非常流行。以往，人们认为历史是具有客观性的，历史的真相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只在于能否达到。但是现代以来，这一点受到了挑战。历史到底有没有客观性？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压根儿就没有真相，“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据说这是胡适的一句名言。胡适秉持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我需要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把它描绘成什么样。那就是说，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存在。这是一种观点——没有历史真相。另外一种观点是：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胜利者有权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写历史或者改写历史，甚至谈不上隐瞒历史真相，因为历史毫无真相可言，谁赢了，谁就是唯一的客观事实。这其实不叫历史的客观事实，这叫胜利者的权力话语，他有权创造、撰写和修改历史。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否认客观的历史，但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就没有一切历史了，过去的历史都是由当代人来写的，我们过去以后，我们写的就不算数了，又要由将来的当代人写了。这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点，叫作“六经注我”：我觉得“六经”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可以随便把“六经”作为我的观点的注脚，为我所用。这当然是唯我主义的观点。上面这几种都属于主观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历史没有什么客观性。这是一类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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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历史是死人的王国。人死了就死无对证了，就不存在了，那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就不要去想它了，我们要关注当下的事情，向前看。这种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刚刚我们说，历史靠口述、记忆，靠一些目击者等，但是这些经不起推敲。因为记忆是不可靠的，目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写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有片面的出发点，从他的立场出发，他一定会否定某些东西、强调另一些东西，甚至会有选择地遗忘，掩盖、淡化那些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东西，反之就会加以强调、突出。这些都会产生不同的历史。野史、稗史多了，就会难以取舍，就找不出所谓的历史的真相，所有历史的叙述就都成了“罗生门”。什么是“罗生门”？《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部电影，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一篇小说。说的是关于一个谋杀案，各个参与者和目击者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用有利于自己的眼光向法官描述这个案件。事情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描述出来又各不相同，这就使案件扑朔迷离了。这部电影最后实现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就是说事情还是有真相的。导演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设定了一个真相，在旁边添加了一个樵夫，案子跟他好像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樵夫说的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是你怎么知道樵夫在其中就没有利害关系，说的就是真实的呢？这都是很难确定的。这就是历史相对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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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看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所有这些看法，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还是虚无主义，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什么前提呢？它们都把客观的历史或者历史的真相理解成一种自然界的或者物理学上的事实了，这是它们共同设定的前提。这种事实在时间中一旦消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一去不复返，要想再把它追回来，再重新考察验证一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过去了的事情全都没有意义，甚至自己亲口说过的话也可以嘴巴一抹：没说！如果今天人们想使历史显示出某种意义的话，那就只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对它进行打扮，把它看作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或者赋予它价值评价，赋予它人文色彩。而这种评价落到不同的人手里自然是不同的，那就必然是相对主义。但这个前提却是站不住脚的，就是把历史的真相完全理解为一种自然界的事实、一种物理学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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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要把握历史的真相，但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的真相或历史的客观性，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前面那些观点的片面性都在这里，就是只紧紧抓住历史的效果来理解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理解成主客观统一体，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里面，除了考虑客观的效果，或者是物理的、自然的过程以外，还要着重考察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经过这个历史过程，人们的精神有了哪些推进。特别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要从这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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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法国大革命，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单纯从后果来看，它是一场灾难，也可以说它整个是失败的，再也没有人想重新经历一次。当时有很多哲学家、有识之士，像康德、黑格尔，更不用说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有很多批评。但是，法国大革命从它所弘扬的原则和精神来看，恰好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景。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不能简单化。从外部的客观的后果来看，它对人的生命麻木不仁，血流成河，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没有这样的牺牲，没有在这种牺牲中显示出理想的崇高性，人类历史是没办法发展的。所以，康德、黑格尔，还有一些哲学家，在激烈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残暴的同时，又对它的精神、它的原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卢梭的原则，在美国就获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大革命以后，虽然拿破仑上台又下台，这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那么毫无意义，但当时法国人却成了欧洲的领先者。所以康德也好，黑格尔也好，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不是欢呼它杀人，而是欢呼人性原则的确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三人据说跑到郊外去种了一棵“自由树”来庆祝。后来拿破仑打到德国来，黑格尔还把他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因为他把德国那些乌烟瘴气的封建的东西一扫而空。虽然最后他被赶出去了，但封建的东西被彻底打垮了，人们在一片废墟之中可以按照他们的理念来重新建设他们的国家，这的确对德国有所推进。这是要做双重评价的，我们在历史进程中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必须根据它显现出来的原则、根据人性的发展来做评价；不是对历史进行外部的乔装打扮，而恰好是发掘历史的内在真相。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当然可以说是血流成河，这是真相，你可以调查，可以统计，不能掩盖，但还有一种内在的真相，就是法国人的精神层次提高了。当时法国成了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俄国宫廷里面都要说法语，人们以说法语为荣，因为它的层次确实高。法国人经过启蒙以后，他们的层次确实比一般封建的腐朽的宫廷贵族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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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说，符合人性发展前景的历史解释才能触及历史的真相。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要深入人性发展的真实状态，这是内在的真相，不是外在的表象。外在的那些现象也要顾及，但不能撇开人性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单独来谈。人性是不断发展的，我们要从历史中所体现、所弘扬的品质和精神在人类发展、人性发展中有没有前途这个角度来评价，才能把握历史的真相，否则就是谎言。这种历史的谎言，不符合人性发展的前景，再怎么对它进行打扮，终归是谎言。所以历史的真相就是人性的真相，它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它有它的客观性，但不是那种静止的绝对客观性，不是物理学上的自然性，而是渗透了主观性的客观性，也就是说，有它的传承性。古人虽然已经不在了，古人的人性却是可以和今人相通的，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的精神状况，将它列入人性的某个发展层次来做同情的理解。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比那个时代更高了，但我们自己是从那个时代发展过来的，而不是断裂的。所以历史虽然必须有主观的、精神的层次，但它仍然是客观的。具体的事件可以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成为不解之谜，比如法国大革命，有一些不解之谜缺乏史料，有一些秘密的答案已经消失，但历史中精神的大趋势却是无法遮盖的，是可以一直与后人相通的。在这种意义上，掩盖历史真相就是泯灭人性，而不是什么“善意的谎言”。今天我们讲的许多历史的谎言，掩盖了人性，粉饰了兽性，阻碍了我们与人性的大趋势相通，将我们置于历史的发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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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史学家除了要有史料的考证以外，还要有史观，更重要的是要有史德。什么叫史德？章学诚讲要“慎辨于天人之际”，什么叫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就是主客观都要考虑到，天和人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他特别强调要掌握“辨心术”，当然他有他的解释，他是从儒家角度进行解释的。我们今天可以把它拿过来，做新的解释。所谓辨心术，就是历史中的人心是怎么样的，人性发展到了哪个阶段，什么是真正促进人性提高的方向。我们要深入到这个层次，这才叫作“史德”。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层次，要掩盖这个层次，那就是谎言。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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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今天很多人把历史看作是偶然的，不光是今天，以往也有很多人这么看，说历史的事情都是偶然的，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所以有人喜欢对历史进行一些假设——既然是偶然的嘛，那当时也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什么叫作偶然的？当时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但却是这样了，这就叫作偶然的。本来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假设太诱人了，所以很多假设就出来了。比如，假设当年慈禧太后不修什么颐和园，而是把钱用来建海军，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就不会失败；假设当年袁世凯不称帝——他总统当得好好的，称什么帝呢？——那么中国就会走上共和的道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如此等等。还有人喜欢说，如果能从头再来一次，那我就如何如何。很多电视上抛头露面的人被问：如果从头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有的人说我再不会选择这条路了，有的人说我还会选择这条路，但说这些话的人都知道，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假设。历史事实不像自然科学的事实，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而总是一次性的。马克思曾经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要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性的，而第二次是喜剧性的。这恰好说明一切重复都是表面上的，好像是要重复两次，其实是不可重复的。这不像你把一张桌子从左边移到右边，再把它从右边移到左边，历史事件要是有重复的话，每一次其实都不同，因为人不是桌子。人是有记忆力的、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有历史的积淀，同时又有自由的选择。以往的历史给他留下了一个经验，他下次再选择就跟以往的历史不一样了，他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但他一旦选定，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反悔了。这就说明历史是一次性的，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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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完全说历史是由偶然情况决定的，根本无规律可循，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规律，有没有必然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就可以看出，历史在大量的偶然性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甚至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有一种势，有一种大势所趋，像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例如，假使现在有人提出来要我们回到皇帝的时代——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现在很憧憬原始人类的生活，觉得多么自然、多么环保，但是如果要退回去过那种生活，你去不去呢？不排除有人愿意，但很少，不是大趋势。再比如，今天建立在传统经济之上的传统道德日益衰落，如果没有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来填补当今时代的道德真空，道德的沉沦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不是提升中国人性水平的一个必要的阵痛呢？这里还不只是一个填补道德真空的问题，而是要建立新型道德模式的问题，旧的道德模式必然要被取代。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看出这里面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而历史哲学家应该从中追寻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里面有没有必然的逻辑规律？传统的形式逻辑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不多的，但它有某种逻辑，有某种不可抗拒性，有某种必然性。古人讲“势所必致，理无固然”，但“势”之所以“必致”，正说明了它内部有种“固然”之“理”，即一种历史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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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历史做出某些假设还是有意义的，否则历史的内在规律就会被湮没在史料之中，显示不出来了。对历史做假设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起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回不去了——而是为了历史的未来，我们要向历史的前方迈进，前方的可能性总是无限的，正如以往的可能性曾经也是无限的一样。历史既然是自由行动的人造成的，它就有能力向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和突击。如果没有假设，人们就只能听命于偶然性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如果没有对过去历史的假设，我们就不能在任何一个历史点上吸收以往的经验，来为自己制定行动纲领。所有为未来的行动制定的纲领都是假设的，我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这都要假设。而这些假设，如果不是异想天开、脱离实际的话，就必须建立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之上，借鉴历史的经验。所以，归根结底，人们是在假设中创造历史。不要说历史不能假设，从历史事实来说，过去了的当然不能假设，但着眼于未来，历史必须要假设，历史离不开假设。但这种假设不能太肤浅，不能是“戏说”。当年慈禧太后搞改革，她失败了，她的经验教训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为她设想，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我们要走怎样的一条更加可靠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问题，实际上里面有它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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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课讲到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是，历史有无规律，可不可能假设？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假设的。也就是着眼于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人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下一步我们要朝哪里去，怎样走才是合乎人性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这些方面人的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就是假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人性发展的方向。而在别的方面呢，历史的假设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带有偶然性，并且已经过去了。如果不从它在人性发展方面所留下的影响、留下的经验教训来分析它，那么假设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就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上次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它涉及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人性的发展。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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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有没有意义，历史的意义何在？我们通常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要学历史？中国古人讲史学，是和经学相提并论的，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凡栋梁之材必须熟读经史。所以，历史是为了给君王在安邦治国方面提供一些参考，起一种智囊或智囊团的作用。唐太宗的名言是：“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知兴替可以怎么样呢？知兴替就可以平定天下、稳坐江山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历史意义，则是站在人性发展的视角来看的，是为了给人性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古代的史书是比较发达的，什么“二十五史”啊、《资治通鉴》啊，都是一个目的，即为帝王统治服务。君王坐天下以后要熟悉怎样才能够治理天下，保住自己的位置。至于人性，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什么发展的，人性本善，一直就是这样，只有归化和野蛮之分，那与是否接受圣王的教化有关，而圣王本身代表绝对的人性，是人类永远的楷模。所以历史不存在是否代表人性的发展的问题，只有一治一乱的不断循环，或者说这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这样的历史学，只对需要它来稳固权力的帝王才有意义，而对一般人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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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的历史意义，不是对某个特殊身份的人物而言的意义，而是对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而言的意义。当然有些人可能不会关注它，但它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他或她都有人性，而且这个人性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哪怕有时候并不觉得。例如我们今天的人性，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举动是多么可笑。牢记历史，就是为了对我们的人性有一个全面的考量，以便看清前面的发展道路。当年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谁呢？背叛自己！所以，历史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基于人性的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帝王将相怎么打江山坐江山，怎么改朝换代。就是说，人性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它就显露出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恰好是为了未来人性的层次的提高，而不是单纯地用考据来满足自己的怀旧之心，或者为权力者提供某种警示和借鉴，更不是要纠缠于历史恩怨，搞影射史学。今天我们学历史就是为了把握历史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一说历史规律人们就反感，但我说的这种规律不是什么外部决定了的“铁的必然性”，它不是自然规律和物质规律，而是自由的规律、人性的规律。人的自由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为所欲为的，但其实是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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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历史，首先就要认清我们所处的人性发展的层次。我们现在处于人性发展的哪一个层次，下一步我们将要进入哪一个层次，这是我们要把握的。这才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含义。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向哪一个方面努力，就会在历史研究中失去方向，失去人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连贯性的线索。我们除了要对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或者事件做客观的、实证的考证之外，还要用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只有用这种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历史才会显现出它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意义，我们也才能把握这个意义在历史上的前前后后的相互联系。单用物理学的眼光、自然的眼光、客观事实的眼光，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前后联系。因为历史归根结底不是研究事和物的，而是研究人的，是研究人的自由的形态和精神的发展的。它也研究事和物，但它研究事和物都是为了研究人和人的精神服务的，因为这些事和物都是人的活动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人自己所造成的，是人的自主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搞清楚历史事实，从考古发掘里面印证某个历史事实，搞得客观、确凿、容不得半点造假，这都是有必要的。但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这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真正要确定的是当事人的精神发展水平，以及我们今天与他的精神发展水平之间的异同。我们代表今天的水平对他做出当代的评价，也就是立足于当代对历史的整体发展做出评价。从这个意义来说，一部历史的确就是一部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是以当代人的精神为人类精神的评价标准的，即评价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的精神发展做了哪些贡献和准备，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人类的精神是怎样一步步从古代发展到今天的，并且将来要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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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代人的精神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发展。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发展，而是在原地转圈呢？那么这种历史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它也有历史经历和历史事件，但是它没有历史意义，它是原地循环。我们读这种历史往往会发出像《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临江仙》那样的感慨：“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感慨。中国历史具有这种历史意义是从当代开始的。当代人随着人性的发展，与过去人的精神层次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以往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新的评价。或者说，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那些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因为人性和人的精神与以前不同了，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重审历史。历史上很多遗留的问题，现在事实上都在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建构。比如李自成的问题、太平天国的问题、义和团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重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对以往忽视了的一些问题重新加以挖掘。有些具体的事件，在历史上记载不多或者被淹没了，但实际上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性以及后来人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重新加以整理，将它们从历史的支流、历史学上记载的支流中提升起来，甚至通过一些考证，把它们从被淹没的状态突显到一些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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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事实方面可以任意地“戏说”、任意地“穿越”，而是必须确保史料的确凿性和考证的严密性，这种客观性是任何时候我们进行历史写作的最低保证和最低标准。起码要做到这点，不能随便乱说，要有根据。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有的学者考证得非常确凿、有根有据，而且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呢，他没有把历史的精神灌注进去，那也是不行的。一部历史没有精神，就只是一部史料。当然它还是有用处的，我们可以拿来用在真正的历史研究上，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的意义仅此而已，没有充分的历史意义，它还不等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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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意义是人赋予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要对它加以评价、加以叙述，就需要有一种意义加入进去，作为这些史料的灵魂，将它们激活。而且人赋予历史以意义之后，由于人本身也是发展的，人性、人的精神和人的眼光都在发展，所以历史的意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深化的过程。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历史本身在生长。历史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可以自行生长，因此需要不断地解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是如何发展到这个时代来的加以重新考察。即使大的方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但是又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历史当然有它的客观物质基础，但这些基础都是为了在此之上生长起精神来，使人类精神的发展进入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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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人的精神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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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步 三、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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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三点。前面我们讲了人类的起源（包括携带工具和语言的产生）和人的历史，现在我们讲人的精神，主要讲人的精神结构，以及它的内涵。那么什么是精神？说到精神，就要说到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加以研究。在谈人的本质的时候，在谈精神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简单描述一下自我意识的结构就行了，因为精神的结构出自自我意识的结构。现在我们要确定：什么叫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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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同时又把对象当作自己来看的意识。通常，这叫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或者反身性结构。这个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们说某人缺乏自我意识，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反思，不会用旁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他对旁人不能够设身处地，不能够换位思考。这样的人都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或者说是自我意识不强的。我们把这两方面总结起来，一个呢，就是要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要有自觉，要善于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别人来看；同时呢，又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将心比心，看别人的时候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自己当作别人，又把别人当作自己，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一种双重意识，有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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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语言，语言使人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前面讲到所谓的类意识，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同类，我们同属于一类，这都是基于语言。因此，我们能够把别人看成自己，也能把自己看成别人。用整个类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把整个类都看作自己，这两方面就产生出来了。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有种人类的意识，我们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同时，我与自我又有一种分化，因为我发现，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于是我对自己也有一种分化，就是要跳出自己来站在语言的立场上反思自己，自己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是原来的自己，那是一个个别的自己；一个是跳出来的自己，那是一个普遍化的自己。一个是对自己的反思，一个是对他人的认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两个方面。既然他人和我讲一样的语言，我们就能够互相理解，我就不再只是我自己，而且也是他，他也是我。这个时候每个人说出“我”来，就都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我”自己，另一重含义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他也可以用，别人也可以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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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讲自我意识的时候曾经讲过，自我意识就是“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表明一个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已经蕴含在任何一种意识里面了，只要有意识，里面就已经包含自我意识了。因为前面讲过，真正的、清晰的意识是和语言一同产生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都是同类，我们互相认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对方看作自己的“镜子”。在同一个类的群体之中，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镜子”，我们要对照对方来认识自己。我们前面讲“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要靠对象才做得到的，不是闭上眼睛冥思苦想就可以的。你需要看看别人、看看你的同类，并且和他们互动，通过这样来认识你自己。你在观察别人，在和别人打交道，在关心他人，并且和他人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你在不断地交往和认同之中，认识自己。我们讲人要照镜子，要有镜子才能够认识你自己。我们可以用眼睛来看任何事物，但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见眼睛自身呢？眼睛是不能直接看见眼睛自身的。那眼睛怎样才能看见自己呢？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见自己，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对我的反应。如果我做一个表情，他回报我一个表情，那么我在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到我自己了。别人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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