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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历史到底有没有规律？今天很多人把历史看作是偶然的，不光是今天，以往也有很多人这么看，说历史的事情都是偶然的，是没有规律的。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所以有人喜欢对历史进行一些假设——既然是偶然的嘛，那当时也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什么叫作偶然的？当时完全可以不是这样，但却是这样了，这就叫作偶然的。本来可以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这个假设太诱人了，所以很多假设就出来了。比如，假设当年慈禧太后不修什么颐和园，而是把钱用来建海军，那么甲午中日战争就不会失败；假设当年袁世凯不称帝——他总统当得好好的，称什么帝呢？——那么中国就会走上共和的道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如此等等。还有人喜欢说，如果能从头再来一次，那我就如何如何。很多电视上抛头露面的人被问：如果从头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有的人说我再不会选择这条路了，有的人说我还会选择这条路，但说这些话的人都知道，历史不会重复，历史不可假设。历史事实不像自然科学的事实，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而总是一次性的。马克思曾经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要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性的，而第二次是喜剧性的。这恰好说明一切重复都是表面上的，好像是要重复两次，其实是不可重复的。这不像你把一张桌子从左边移到右边，再把它从右边移到左边，历史事件要是有重复的话，每一次其实都不同，因为人不是桌子。人是有记忆力的、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有历史的积淀，同时又有自由的选择。以往的历史给他留下了一个经验，他下次再选择就跟以往的历史不一样了，他可以这样选择也可以那样选择，但他一旦选定，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能反悔了。这就说明历史是一次性的，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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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完全说历史是由偶然情况决定的，根本无规律可循，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历史有没有自己的规律，有没有必然性？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就可以看出，历史在大量的偶然性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甚至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有一种势，有一种大势所趋，像孙中山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例如，假使现在有人提出来要我们回到皇帝的时代——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有些人现在很憧憬原始人类的生活，觉得多么自然、多么环保，但是如果要退回去过那种生活，你去不去呢？不排除有人愿意，但很少，不是大趋势。再比如，今天建立在传统经济之上的传统道德日益衰落，如果没有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来填补当今时代的道德真空，道德的沉沦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不是提升中国人性水平的一个必要的阵痛呢？这里还不只是一个填补道德真空的问题，而是要建立新型道德模式的问题，旧的道德模式必然要被取代。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当看出这里面的历史必然性，总结历史发展的某种内在规律。而历史哲学家应该从中追寻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里面有没有必然的逻辑规律？传统的形式逻辑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至少是不多的，但它有某种逻辑，有某种不可抗拒性，有某种必然性。古人讲“势所必致，理无固然”，但“势”之所以“必致”，正说明了它内部有种“固然”之“理”，即一种历史的逻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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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历史做出某些假设还是有意义的，否则历史的内在规律就会被湮没在史料之中，显示不出来了。对历史做假设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起点——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回不去了——而是为了历史的未来，我们要向历史的前方迈进，前方的可能性总是无限的，正如以往的可能性曾经也是无限的一样。历史既然是自由行动的人造成的，它就有能力向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和突击。如果没有假设，人们就只能听命于偶然性加在自己身上的命运。如果没有对过去历史的假设，我们就不能在任何一个历史点上吸收以往的经验，来为自己制定行动纲领。所有为未来的行动制定的纲领都是假设的，我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这都要假设。而这些假设，如果不是异想天开、脱离实际的话，就必须建立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之上，借鉴历史的经验。所以，归根结底，人们是在假设中创造历史。不要说历史不能假设，从历史事实来说，过去了的当然不能假设，但着眼于未来，历史必须要假设，历史离不开假设。但这种假设不能太肤浅，不能是“戏说”。当年慈禧太后搞改革，她失败了，她的经验教训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为她设想，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未来我们要走怎样的一条更加可靠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偶然性问题，实际上里面有它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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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课讲到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问题已经讲完了。第二个问题是，历史有无规律，可不可能假设？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假设的。也就是着眼于人性发展的规律性、人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下一步我们要朝哪里去，怎样走才是合乎人性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这些方面人的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就是假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哪一种可能性更符合人性发展的方向。而在别的方面呢，历史的假设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带有偶然性，并且已经过去了。如果不从它在人性发展方面所留下的影响、留下的经验教训来分析它，那么假设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就没有什么意义。这是上次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它涉及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人性的发展。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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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就是，历史有没有意义，历史的意义何在？我们通常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要学历史？中国古人讲史学，是和经学相提并论的，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凡栋梁之材必须熟读经史。所以，历史是为了给君王在安邦治国方面提供一些参考，起一种智囊或智囊团的作用。唐太宗的名言是：“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知兴替可以怎么样呢？知兴替就可以平定天下、稳坐江山啊！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历史意义，则是站在人性发展的视角来看的，是为了给人性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中国古代的史书是比较发达的，什么“二十五史”啊、《资治通鉴》啊，都是一个目的，即为帝王统治服务。君王坐天下以后要熟悉怎样才能够治理天下，保住自己的位置。至于人性，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什么发展的，人性本善，一直就是这样，只有归化和野蛮之分，那与是否接受圣王的教化有关，而圣王本身代表绝对的人性，是人类永远的楷模。所以历史不存在是否代表人性的发展的问题，只有一治一乱的不断循环，或者说这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这样的历史学，只对需要它来稳固权力的帝王才有意义，而对一般人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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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的历史意义，不是对某个特殊身份的人物而言的意义，而是对所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而言的意义。当然有些人可能不会关注它，但它说的就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之所以被称为人，是因为他或她都有人性，而且这个人性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哪怕有时候并不觉得。例如我们今天的人性，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凡是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举动是多么可笑。牢记历史，就是为了对我们的人性有一个全面的考量，以便看清前面的发展道路。当年有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谁呢？背叛自己！所以，历史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基于人性的发展，而不是着眼于帝王将相怎么打江山坐江山，怎么改朝换代。就是说，人性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它就显露出一个发展的方向，我们评价过去的历史，恰好是为了未来人性的层次的提高，而不是单纯地用考据来满足自己的怀旧之心，或者为权力者提供某种警示和借鉴，更不是要纠缠于历史恩怨，搞影射史学。今天我们学历史就是为了把握历史的规律，以便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一说历史规律人们就反感，但我说的这种规律不是什么外部决定了的“铁的必然性”，它不是自然规律和物质规律，而是自由的规律、人性的规律。人的自由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为所欲为的，但其实是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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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历史，首先就要认清我们所处的人性发展的层次。我们现在处于人性发展的哪一个层次，下一步我们将要进入哪一个层次，这是我们要把握的。这才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含义。否则，我们就不知道该向哪一个方面努力，就会在历史研究中失去方向，失去人性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连贯性的线索。我们除了要对这些历史上的事实或者事件做客观的、实证的考证之外，还要用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只有用这种精神性的眼光来看，历史才会显现出它所具有的真实的历史意义，我们也才能把握这个意义在历史上的前前后后的相互联系。单用物理学的眼光、自然的眼光、客观事实的眼光，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前后联系。因为历史归根结底不是研究事和物的，而是研究人的，是研究人的自由的形态和精神的发展的。它也研究事和物，但它研究事和物都是为了研究人和人的精神服务的，因为这些事和物都是人的活动场所，或者干脆就是人自己所造成的，是人的自主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我们搞清楚历史事实，从考古发掘里面印证某个历史事实，搞得客观、确凿、容不得半点造假，这都是有必要的。但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这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真正要确定的是当事人的精神发展水平，以及我们今天与他的精神发展水平之间的异同。我们代表今天的水平对他做出当代的评价，也就是立足于当代对历史的整体发展做出评价。从这个意义来说，一部历史的确就是一部当代史。我们研究历史都是以当代人的精神为人类精神的评价标准的，即评价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的精神发展做了哪些贡献和准备，又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人类的精神是怎样一步步从古代发展到今天的，并且将来要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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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代人的精神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的历史就是精神的发展。但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发展，而是在原地转圈呢？那么这种历史是没有历史意义的，尽管它也有历史经历和历史事件，但是它没有历史意义，它是原地循环。我们读这种历史往往会发出像《三国演义》的卷首词《临江仙》那样的感慨：“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感慨。中国历史具有这种历史意义是从当代开始的。当代人随着人性的发展，与过去人的精神层次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以往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新的评价。或者说，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考察那些似乎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因为人性和人的精神与以前不同了，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重审历史。历史上很多遗留的问题，现在事实上都在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建构。比如李自成的问题、太平天国的问题、义和团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重估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对以往忽视了的一些问题重新加以挖掘。有些具体的事件，在历史上记载不多或者被淹没了，但实际上对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性以及后来人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挖掘出来，重新加以整理，将它们从历史的支流、历史学上记载的支流中提升起来，甚至通过一些考证，把它们从被淹没的状态突显到一些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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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事实方面可以任意地“戏说”、任意地“穿越”，而是必须确保史料的确凿性和考证的严密性，这种客观性是任何时候我们进行历史写作的最低保证和最低标准。起码要做到这点，不能随便乱说，要有根据。但是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尽管有的学者考证得非常确凿、有根有据，而且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呢，他没有把历史的精神灌注进去，那也是不行的。一部历史没有精神，就只是一部史料。当然它还是有用处的，我们可以拿来用在真正的历史研究上，但是就它本身来说，它的意义仅此而已，没有充分的历史意义，它还不等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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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意义是人赋予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要对它加以评价、加以叙述，就需要有一种意义加入进去，作为这些史料的灵魂，将它们激活。而且人赋予历史以意义之后，由于人本身也是发展的，人性、人的精神和人的眼光都在发展，所以历史的意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深化的过程。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历史本身在生长。历史本身是有生命的，它可以自行生长，因此需要不断地解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是如何发展到这个时代来的加以重新考察。即使大的方面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但是又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历史当然有它的客观物质基础，但这些基础都是为了在此之上生长起精神来，使人类精神的发展进入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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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人的精神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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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起步 三、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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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精神，就是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三点。前面我们讲了人类的起源（包括携带工具和语言的产生）和人的历史，现在我们讲人的精神，主要讲人的精神结构，以及它的内涵。那么什么是精神？说到精神，就要说到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我们后面还要专门加以研究。在谈人的本质的时候，在谈精神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简单描述一下自我意识的结构就行了，因为精神的结构出自自我意识的结构。现在我们要确定：什么叫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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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同时又把对象当作自己来看的意识。通常，这叫自我意识的反思结构或者反身性结构。这个大家应该不难理解，我们说某人缺乏自我意识，就是说他不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反思，不会用旁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他对旁人不能够设身处地，不能够换位思考。这样的人都是缺乏自我意识的，或者说是自我意识不强的。我们把这两方面总结起来，一个呢，就是要把自己当作对象来看，要有自觉，要善于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别人来看；同时呢，又把别人当作自己来看，将心比心，看别人的时候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把自己当作别人，又把别人当作自己，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一种双重意识，有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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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语言，语言使人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前面讲到所谓的类意识，我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同类，我们同属于一类，这都是基于语言。因此，我们能够把别人看成自己，也能把自己看成别人。用整个类的眼光来看自己，或者把整个类都看作自己，这两方面就产生出来了。我们的语言使我们有种人类的意识，我们与他人有一种认同。同时，我与自我又有一种分化，因为我发现，不是我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于是我对自己也有一种分化，就是要跳出自己来站在语言的立场上反思自己，自己把自己分成两个。一个是原来的自己，那是一个个别的自己；一个是跳出来的自己，那是一个普遍化的自己。一个是对自己的反思，一个是对他人的认同，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两个方面。既然他人和我讲一样的语言，我们就能够互相理解，我就不再只是我自己，而且也是他，他也是我。这个时候每个人说出“我”来，就都有双重含义，一重含义是“我”自己，另一重含义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他也可以用，别人也可以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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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讲自我意识的时候曾经讲过，自我意识就是“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表明一个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所以自我意识已经蕴含在任何一种意识里面了，只要有意识，里面就已经包含自我意识了。因为前面讲过，真正的、清晰的意识是和语言一同产生的。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都是同类，我们互相认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对方看作自己的“镜子”。在同一个类的群体之中，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是“镜子”，我们要对照对方来认识自己。我们前面讲“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要靠对象才做得到的，不是闭上眼睛冥思苦想就可以的。你需要看看别人、看看你的同类，并且和他们互动，通过这样来认识你自己。你在观察别人，在和别人打交道，在关心他人，并且和他人一起同甘苦共患难……你在不断地交往和认同之中，认识自己。我们讲人要照镜子，要有镜子才能够认识你自己。我们可以用眼睛来看任何事物，但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见眼睛自身呢？眼睛是不能直接看见眼睛自身的。那眼睛怎样才能看见自己呢？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见自己，在别人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对我的反应。如果我做一个表情，他回报我一个表情，那么我在他的眼睛里就可以看到我自己了。别人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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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在这样一个把自己当对象看，又把对象当自己看的最初的信念之中，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训练，并且使它成了一种习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训练、这种习惯扩展开来，扩展到什么方面去呢？扩展到一般的对象上去，扩展到自然界万物身上去。这就不仅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了，而是扩展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类似于在同类中接受这种训练一样，我们在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也接受了这种训练。同类的对象当然是另外的人，我们在他人中形成了自我意识。那么，经过这种训练以后，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我们就可以把一切事物看作同类，看作可以和自己沟通的对象。我们把一切对象都做一种“拟人化”的想象和设想，通过这种拟人化，人不仅和他人，并且通过他人而和天地万物开始有了某种互动的关系，也就是真正有了某种“关系”。马克思说，动物是没有关系的，“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8］。当然，动物还是要与其他动物和自然物打交道的，但它不是主动和对象发生关系，而是接受大自然给它规定好了的关系，它不是关系中的一项，而是和它的对象同属于一项。而人呢？人可以和万物发生一种主动的关系，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可以把非人的对象拟人化，而这是基于他已经习惯于把他人“自我化”，把他人认同为自己。中国古代有这种说法，像宋代的张载所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都和我相融洽。这里面有种因果关系。中国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不但要爱人，而且要惜物。不能暴殄天物，要爱惜所有的东西，东西本身是值得爱惜的，万物都是我的朋友。当然，前提是仁者爱人，爱人的人就会有仁心，而有仁心就会爱惜自然万物，就会和天地相通，否则就会“麻木不仁”。这里面有一种拟人化，也就是一种移情关系，移情和拟人是人与他人、人与万物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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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始人用自己的语言给万物命名的时候，就达到拟人化了，就是在移情了。比如，就像我们可以给一个人取名字以方便叫他，我们也可以给万物取名字。原始人一开始认为万物有灵，那肯定也会万物有名，你叫它，说不定它会答应的。原始人有这样一种原始的观念，使万物人化、精神化，整个世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所以万物本身就包含拟人性和精神性，首先就是能够与人类通过语言进行沟通。18世纪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指出，语言的诞生是诗性的，对万物的命名就是一种诗性的活动。原始部落的人，如亚马孙原始部落民族，他们说话全都是带有比喻的，异常生动形象，不像我们今天说话，常常带有抽象概念、逻辑推理等。当然诗性的精神本身也体现了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我们今天的很多概念最初就是这样形成的。比如物理学所用的“力”的概念，最初就是从人自己身上的“力气”、“用力”的感觉来的。最初的命名就是一种比喻，就是立足于与自身相切近的东西做类比而产生的。一个陌生的东西，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首先就要看它像什么，像不像我们已经熟悉的事物，尤其是看它像自己身上的哪一个部位。比如说一座山的形状，我们分别称为山头、山口、山脚、山脊梁……在动态方面也有，我们说风“吹”、雨“打”，这都是一种诗性的命名方式。所以，黑格尔曾经把诗称为“最初的语言”。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提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即原始部落人的思维方式有一种规律，就是把万物看成与自己相渗透，万物都有灵，而且会按照人思考的方式去思考。比如南美洲的原始部落，那里的人把自己看成金刚鹦鹉，认为自己就是金刚鹦鹉，用金刚鹦鹉那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他们的图腾崇拜就是金刚鹦鹉。这就是人与鹦鹉/动物之间有一种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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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言学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语言的修辞本质。什么是语言的本质？有一种倾向就认为是修辞，也就是语言的隐喻性，就是打比方。现代语言学倾向于认为，语言是从隐喻发展出来的，离开隐喻没有语言。词典里有很多字和词，要说出它们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由隐喻形成的，最开始就是隐喻，后来就成了常规的词被收进词典里去了。比如“太阳”，最开始没有“太阳”这一说法，就是日和月，是象形字。但是我们觉得它们和男女之间有类似的关系，阳和阴的关系，于是设想出最高的男女关系，就是“太阳”和“太阴”。太阳本身象征男性、象征阳刚，月亮象征女性、象征阴柔；后来我们把日叫作太阳，月叫作太阴；再后来把太阳、太阴收到词典里去了。一般来说，阳代表正面的，阴代表背面的，再通过男女关系里面的夫为妻纲、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它们在词典中也留下了自己的发展轨迹。从语言的形成我们会发现，没有隐喻形成不了语言。哪怕是后来的科学，追溯它的术语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它们也是基于隐喻之上的。前面讲“力”的概念来自人的“用力”、“力气”，还有牛顿物理学的“惯性”来自人的“懒惰”，这都是把人的感觉附会到物理现象中去。这些基本概念看起来很抽象，但是它们的来源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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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惠施，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有人就对梁王说，惠施说话总是爱打比方，如果不打比方他就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不信你试他一下。于是惠施来的时候，梁王就让他不要用任何比喻来说话。惠施就顺手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弹”——弹就是打弹的弹弓——那么你告诉他，弹就是那种叫“弹”的东西，那个人会不会明白？梁王说，不明白。惠施又讲，如果你告诉他，弹就是那种形状像弓——弓箭大家都很熟悉了——以竹子为弦将石子弹出去的东西，那他会不会明白？梁王说，那他当然会明白啦。于是，惠施就从中得出结论：“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意思就是：说话的人当然应该以其所知来比喻他所不知，这才能够让人家知道。由此证明语言离不开比喻，离不开打比方。比喻就是诗的想象力。比喻有直喻和隐喻，最开始是直喻，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一样”，后来习以为常了，就成了隐喻，不说这个“像”那个了，而说这个就“是”那个，甚至直呼其名为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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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绝不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机械的规定，而是经过了人的想象力和诗性的渗透，由此带来了自我意识的特点。自我意识也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意识，前面讲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设想成对象又把对象设想成自己的意识。我当然不是对象，但我可以打比方，比方说我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对象看，就会怎样；又比方说我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我自己，我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又会怎样。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只有人才会运用这种比喻，它是人的语言的本性，动物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没有语言。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对象化”，同时又把对象“人化”、“拟人化”。所以，自我意识也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把对象、自然界人化。这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内在结构。在自我意识的这样一种结构下，就建立起了人的精神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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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我意识在“知、意、情”，也就是知识、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所建立起来的“真、善、美”。动物的心理世界也有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没有自我意识，它们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表象、欲望和情绪，都是低层次的。而人类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把动物的这三个方面提升到了概念式的认知、策划性的意志和移情性的情感。谈到人的精神，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可以说人的精神是三维的。下面我们分别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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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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