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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叫惠施,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有人就对梁王说,惠施说话总是爱打比方,如果不打比方他就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不信你试他一下。于是惠施来的时候,梁王就让他不要用任何比喻来说话。惠施就顺手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叫“弹”——弹就是打弹的弹弓——那么你告诉他,弹就是那种叫“弹”的东西,那个人会不会明白?梁王说,不明白。惠施又讲,如果你告诉他,弹就是那种形状像弓——弓箭大家都很熟悉了——以竹子为弦将石子弹出去的东西,那他会不会明白?梁王说,那他当然会明白啦。于是,惠施就从中得出结论:“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意思就是:说话的人当然应该以其所知来比喻他所不知,这才能够让人家知道。由此证明语言离不开比喻,离不开打比方。比喻就是诗的想象力。比喻有直喻和隐喻,最开始是直喻,就是说“这个就像那个一样”,后来习以为常了,就成了隐喻,不说这个“像”那个了,而说这个就“是”那个,甚至直呼其名为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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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绝不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机械的规定,而是经过了人的想象力和诗性的渗透,由此带来了自我意识的特点。自我意识也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意识,前面讲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设想成对象又把对象设想成自己的意识。我当然不是对象,但我可以打比方,比方说我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把自己当对象看,就会怎样;又比方说我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我自己,我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又会怎样。这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只有人才会运用这种比喻,它是人的语言的本性,动物是做不到的,因为它没有语言。用哲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对象化”,同时又把对象“人化”、“拟人化”。所以,自我意识也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把对象、自然界人化。这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内在结构。在自我意识的这样一种结构下,就建立起了人的精神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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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我意识在“知、意、情”,也就是知识、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所建立起来的“真、善、美”。动物的心理世界也有三个方面,但是由于没有自我意识,它们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表象、欲望和情绪,都是低层次的。而人类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把动物的这三个方面提升到了概念式的认知、策划性的意志和移情性的情感。谈到人的精神,无非就是这三个方面,可以说人的精神是三维的。下面我们分别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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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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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神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知”的方面。谈到人的精神,我们首先要知道,人的精神在他的知的方面与动物相比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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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也有一定的知,但是只有人的知才能称为知识或认知,动物的知只是一种知觉、感觉,不能叫知识。有了自我意识,人与动物相比就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就上升到了意识、类意识等。而动物呢,只有一种表象、印象,也就是对事物和对象的直观表象、记忆表象,还有预期表象。而人由于有了自我意识,就能够使自己的表象上升到普遍的概念。动物的表象是一个一个的感性、知觉所留下的痕迹,包括动物的记忆、印象和预期。一头猎豹去追逐一头羚羊的时候,肯定有一个强烈的表象始终保存在它的脑子里,这是外界事物的感性知觉在头脑里留下的印象。这些印象留下来,就是记忆,所以猎豹可以通过失败的捕猎来学习,来改进自己的技能。动物的记忆也很顽固,有的好多年都不退,但它仍然是感性的,而不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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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就把自己的表象抽象化、对象化,提升为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概念。概念也是一种表象,但它不是一般的表象,而是一种高层次的表象。这种表象通过命名而成了概念。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语言、命名,命名就是概念的形成,命名使表象成了概念,因为它附着于语言之上,不再是沉默的,不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再只是在头脑里留下的一种痕迹,而是有了外界的客观对象支撑的一种共相。当然命名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提升过程,对个别对象的命名还只具有时间上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空间上的概括性。比如一个小孩子出生后,我们给他起一个名字,从此就这样叫他。他死去了,这个名字就只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但这已和单纯的表象有所不同,在动物中没有给单个对象起名字的。一只猎豹用某种声音呼唤它的幼仔,这不是幼仔的名字,而只是一种信号。人的名字则不仅可以被人呼叫,而且可以被人谈论,哪怕他已经不在了。但个体的名字毕竟还不是概念,而只是从表象到概念的一个过渡。概念作为命名不能只是跨时间的,还必须是跨空间的,这才是所谓的“共相”。我昨天打到了一只兔子,我把它叫作“兔子”;我今天又打到一只兔子,我说这又是一只“兔子”。虽然这只兔子已不是那只兔子,但它们都属于“兔子”。皮亚杰把儿童形成概念的发育阶段,即从六七岁开始,称为“具体运算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概念的形成基于某种计算,也就是空间上的归纳。只有这样才能把不同个体归于同一概念之下。只有当一个“单位”成了一个普遍概念,对这个概念的“运算”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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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纯粹的概念是纯粹的共相与普遍的抽象,这种抽象水平就连某些原始部落的人群也还没有达到。人类学家到原始部落考察时发现,有些发展程度比较低的人群,只会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自己——还不会用“我”。就像小孩子三岁以前还不能使用“我”这个称呼,一些原始部落的人群也有这种现象,还没有发明用“我”字,只能用名字来称呼自己。可以说,他们走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之中。为什么说他们已经在形成过程之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命名了,而且这种命名已经不是个别的名字,而是有所归类的共名。但是所有这些名字最后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我”,他们还没有找到,还没有达到共相这样一个层次。他们已经找到共相了,只不过他们对共相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感性而又具体的层次。比如说原始部落的人对同一种动物的命名就达几十种,你记都记不住。人类学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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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语言时期到语言分化时期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具体词汇的丰富和一般词类的贫乏。例如,在南非的朱鲁人那里,对于红的、白的、黑的等各种颜色的母牛都有特殊的名称,却没有一般种类的母牛的名称……在人称代词方面,他们可以个别地表示:我和你,我和他等等,却不能一般地表示“我们”。此外,像“树”、“鱼”、“鸟”、“水”、“冷”、“雪”等等,许多原始民族都有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专门的词来表示具体的区别,但却没有一般的词来表示这些事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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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命名的普遍性和共相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知道命名且已经说出这些名字,就说明他们正在向更高的层次迈进,向更加成熟的方向过渡。对这种共相的掌握已经是一种理性,而且含有一种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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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已经有了初步的理性认识,他们不仅仅是感性的,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感性的,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共相并能熟练运用。这种初步的理性认识使他们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他们的活动有了预先策划、预先安排、共同合作的特点,而当他们运用共相来进行推断的时候,他们可以有预见性地把两件相隔遥远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他们可以制造出在动物界捕捉猎物的机会,原先只能碰到什么就是什么,但是现在原始人到处都可以发现机会。比如,如果他们知道猎物的必经途径,又知道猎物在一个多么深的陷阱中会被困住,他们就会在猎物必经的地方预先挖好一个陷阱,或者说利用一个现成的陷阱(比如一个悬崖),然后把猎物赶到那个陷阱里面去,或者赶下那个悬崖。这是任何别的动物都做不出来的,只有人才能够做得出来,这也是“人是理性的动物”的最初体现。当然对于动物来说这就是欺骗了,所以有的人类学家说“人是能够做假的动物”,这也就意味着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的一个重要作用,或者说特点,就是可以做假。特别是理性认识,一开始就是造假,用一个声音、一股气流来代表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并且在这个动物不在跟前的时候还谈论它,这不是造假是什么?但这就是人类的智慧,“真作假时假亦真”,比一般直接的真和假高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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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智慧一开始就高于动物。动物只能运用它的本能,大自然给它规定好了某种自然物或者自然条件作为它的生存手段;而人却可以通过理性、通过全盘规划把整个自然界纳入考虑之中,用作自己的生存手段。这是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动物也利用自然界,但它是很狭窄的,它就是按照被规定好了的方式来利用那些规定好了的对象;而人则可以把那些看起来与人无关的东西(如悬崖)都纳入全盘规划而作为自己生存的手段,这是人的特点。他甚至可以改变周围的自然状态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比如在平地上挖一个陷阱来欺骗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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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讲到人类可以把整个自然界都纳入策划中,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使人的生存水平远远高于动物。这方面有一个最明显、最典型的例子——人能够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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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什么时候开始用火?考古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人毕竟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知道用火了。比如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遗址中就有用火的大量沉积物。1965年在云南发现的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的化石和遗址,也有用火的痕迹。古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偷下来给了人类,这是一个神话,但也说明能够用火是人类进化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能够引来在自然界中蔓延的火并能够保存火种,甚至后来能够人工取火,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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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自己的工具,当作生存手段;而且说明人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把自然界的现象拟人化地设想为他自己的能力。比如,自然界的雷电使森林着火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在逃跑,人也不例外。但是当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他会想到,既然自然界里所有动物都怕火,见火都在逃跑,那我是不是能掌握火呢?我掌握了火,那火不就成了我最厉害的武器了吗?那就不光是延长了我的手了,那就是将我整个地提升为万物的主宰了,火就是我本身的延长了,我就能以火的主人自居了。本来火的主人是自然界,但是人由于能够换位思考,能把自然界设想为自己,所以他就能够想象,有一天他掌握了火,那他就是自然之神,就是火神了。这样一来,所有动物都会怕他,都不敢欺侮他了。于是他就会想到,去那个大火燃烧后的灰烬里面取一根还在燃烧的木棍,引一个火苗出来,将它作为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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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人能够想到的,因为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我来加以策划,整个自然界都可以用他的立场来考虑。自然界这么强大的力量,何不把它据为己有呢?现存的火摆在他面前,他就可以把它拿来为其所用。人只有把整个自然界当作整体来对待的时候,才能考虑到这些。而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前提就在于,人是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种能力使他形成了进行抽象的能力和建立并使用共相的能力,最终形成了自我意识,即把对象,不管是什么对象,看作与自身相同的拟人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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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自然界各种关系的掌握要比任何动物都全面得多、都懂得多,那些动物都是凭借自己本能的一些反应发挥着某种技巧。而人呢,可以学习,可以掌握,可以探索,可以筹划。火可以伤人,那能不能被人掌握呢?只要我们想办法既避开它的伤害,同时又掌握它,那它就是我的了。这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学习和尝试才做到的。因此,他比所有的动物更有远见,更能够算计。有的动物很狡猾,它也是处处防备的,但是它算一步,人可以算两步,还可以算三步四步,人的算计原则上是无限的,所以动物总是赶不上人聪明。这也说明人已经具备了概念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的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当然他是不自觉的,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形成逻辑学,但是他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能力,能够判断,能够推理。看到地上动物的脚印,就能知道有哪一群动物经过了、经过了多久、要多久才可以追上它们。这全是推理,这是由他们的想象力发展而来的,想象力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比理性推理更早一些。动物也有一点点想象力,有时也闪现出“灵感”,就像黑猩猩表现出来的,但人的想象力更丰富、更广阔。而一旦有了概念上的推理能力,人的想象力就极大地爆发了出来,有了理性能力的帮助,他的想象力就能够创造出一个“理想”,也就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的表象。比如成为火的主人。这就显现了一种创造力,一种首创精神。自我意识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他的对象、当作他的另外一个自我,来加以全盘支配和规划,这就是他驾驭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将他提升到“万物之灵长”这样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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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他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首先,他通过像支配自己的手一样支配自己的工具,而感到了自然界是他的“无机的身体”。因为工具并不是他身上长出来的,棍棒和石器本身也是自然物,但是通过人的制造和携带,这种原本是自然物的工具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所谓延长的手,只不过是无机的而不是有机的。所以马克思说人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这里的自然界最初就体现为工具。进一步,通过这种“无机的身体”的扩展,他可以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万物上去。工具本来是万物之一,而他把它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可以继续设想,既然工具是身体的一部分,由工具所控制的其他事物也可以当作自我的一部分,使它们受自己的支配。比如刚才讲到的火,人是携带工具的动物,现在人还成了携带火种的动物。火种是不能熄灭的,要好好保存,在山洞里有专人看守,那是人的命根子。所以火就成了人类的二阶的工具——由工具所制造的工具。珍妮·古道尔说的“工具的工具”这个时候有了应验,这是必须有更复杂的思维结构才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只有当人能够自如地像运用自己的手一样运用一件工具时,他才能用它来制造另一件工具。但这种思维模式离人猿最初的区别已经很远了。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人就开始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可以支配的对象、可以为其所用的潜在工具,因此他对万物都具有了好奇心和兴趣,他留意各种自然现象,努力探索和研究它们:既然火成了我身体的外在的部分,或者是我身体的延长,那么我探索万物就都和自身相关了。例如,我开始仰望星空,因为就连天上的星星,我都可以用它来确定季节,以及预测什么时候该下一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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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自身: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我这一部分是这样,我那一部分是那样。原始人也是,当他把万物都看作与自己切身相关时,他就有了一种好奇心,有了一种探讨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有来由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对万物的了解用于自己对万物的规划之中。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周围的态势太了解了,各种事物他都有把握掌握它们的动向,能够把它们加以利用,所以他就对万物有了广泛的兴趣,哪怕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比如他知道哪个地方有个水塘,哪个地方有个悬崖,好像这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有一群动物从这里路过,那就显示出它的用处来了,他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来策划一场围猎。那么他要了解这样一些资讯,平时就要注意去观察、去掌握。比如经过一个悬崖的时候,领头的人就会去目测这个悬崖的高度,并记在心里,看似没有用,但到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求知的兴趣超过了眼前的功利,知识带来了预见,预见激发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求知,这就带来了更大、更长远的功利。兴趣和好奇心可以带来更大的功利,这就比一般的动物要高明多了,使人类远远超越了其他一切动物,而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一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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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求知的兴趣里面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超功利的倾向,这种超功利的倾向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发展成一种完全超功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种惊奇感。惊奇感就是,你一看,哎呀,这个事情多么新奇啊,我想要搞清楚它是为什么。当然原始人也是有目的的,他关心一件事是为了对周围的环境更加了解,将来在与动物发生遭遇的时候,他就能预先筹划,并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这种兴趣会发展成一种纯粹超功利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和惊奇感一旦独立出来,就会成为一种精神生活。这就是到了文明社会以后,有了阶级,有了一部分不从事生产的人,他们的好奇心就可以不只是用在生产劳动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了。比如说一些奴隶主,他们衣食无忧,这时候他们的惊奇感就独立出来了,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好处,而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最纯粹的知识,也就是爱智慧,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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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闲暇”,同时也说“哲学起源于惊异”。也就是说,哲学是闲暇使人的好奇心彻底摆脱了功利的产物。什么人才有闲暇呢?贵族和奴隶主啊。有那些奴隶帮他做事,他就不用操心啦,他就可以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干什么呢?好奇嘛。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仰望星空时一不留神掉进一个坑里,别人就在旁边笑,说他对天上的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对脚下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泰勒斯告诉他,明天会下雨。那人只是当成笑话听,但是,第二天果真下了雨。泰勒斯还曾观察天象,预测来年的气候比较适合橄榄的生长,橄榄肯定会丰收。他事先把米利都整个地区的榨油房都租了下来,于是第二年发了大财。你说我仰望星空没有用啊?我证明它是有用的,但我不是为了要发财。发财算什么,我又不缺钱,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泰勒斯有力地回击了世人对“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的讥笑。当然,这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才会有的现象。我们经常痛骂阶级社会、阶级分化,其实阶级分化在开始的时候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分化,没有一部分人脱离生产来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人类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和幼稚的精神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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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也就是对事物感到迷惑不解,对新鲜事物感到特别惊奇。小孩子都会有惊奇感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把这种精神的本能都压抑住了。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惊奇感不是感到高兴,而是觉得它妨碍了小孩子学习知识,所以要拼命把小孩子的惊异感压下去,凡是与考试无关的都不要学。这是不对的,哲学起源于惊异,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一份天赋,有惊异感。所谓惊异感,就是摆脱一切功利的考虑、不抱任何目的地对纯粹知识的一种追求,也就是爱智慧。对智慧的爱是人类的天性,压抑这种天性就是压抑人性。但是在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智慧,但并不爱智慧,因为中国人始终未能达到超功利的爱智慧。所以很多西方哲学家说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只是用来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是很切中要害的。爱智慧是一切智慧之源,由于中国人缺乏爱智慧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智慧一爆发出来就停滞了,停留在日常够用的水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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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哲学的起源,我们必须看看西方、看看古希腊的哲学是如何产生的。哲学在古希腊是最高的知识,当然它产生以后可以用于各个方面,比如说发财,但首先是用在思想上,它是“对思想的思想”。人类在产生的时候就有一种爱智慧、追求知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阶级社会里被异化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并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发展起来。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真理和真相的纯粹精神活动,它要搞清事情的源头以及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根。古希腊哲学产生时就是一种科学,讲万物的本原、自然的构造、运动的原因等,这都是后来自然科学的话题。哲学到后来研究更高级的东西,但是它一路走来留下的都是科学,而所有的科学背后都是科学精神、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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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搞清楚,科学和一般的技术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精神,也就是哲学,就是爱智慧。我们的学校叫“华中科技大学”,把科学技术混在一起,容易导致误解。当然,我们学校不光有工科,也有理科,还有文科,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科学就是技术,科学技术发展了国家就发展了。人们往往忽视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是有哲学根基的,技术则没有。我们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有一个说法很经典,他说:“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而没有一流的哲学,就没有一流的文科。”为什么?哲学就是最高层次的科学,科学如果缺少哲学就是没有魂的,就不能发展。科学和技术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不要以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解决任何方面的问题,就具有科学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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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国,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科学精神也开始走下坡路,所以有科学理性违背人文精神一说。但其实违背人文精神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没有哲学做基础的技术理性。毕竟西方人的表现是不同的,他们的大学要求每一个理科或者工科的大学生都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这种哲学素养不一定要通过上哲学课或者获得哲学的学分而取得,而是从小就要培养。比如批判性思维,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善于提出问题和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如我们,因为他们的成绩不如我们好,对学生很放任,其实这就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或者说保护小孩子的哲学天性,以便他们长大了以后具有哲学精神,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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