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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颠倒的过程：一开始人与人的关系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服务，发展到后来，人与人的关系开始独立出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为自己服务的手段。虽然人与人的关系一开始是为了经济、为了生产服务的，但毕竟已经蕴含了纯粹的精神，蕴含了为道德而道德的目标，蕴含了为义务而义务的因素，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讲道德都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尽管这个阶段的道德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已经是不道德的了，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种道德原则。比如宋明理学中讲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失节是最大的，为了守节，饿死了都可以。抽象地讲，这相当于孟子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不过当时讲的具体内容却是不准寡妇改嫁，说是违背“从一而终”的贞操观。还有一些荒谬的做法，比如你的嫂子掉到了池塘里面，你去拉她一把都不行，万一没办法去拉了她一把，那就要把这只手剁掉。极端到这种地步，在今天看来是极不现实的，也是极不道德的。但是那个时候讲道德已经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不是为了物质利益，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甚至哪怕有极大的害处也要坚守。所以尽管这个阶段的道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仍然有一些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的仁人志士，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说他是为了物质利益吗？他也不是，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他就是为了守住那个节、那个德。尽管那个节、那个德在今天看来不值得守，但是他已经有这种精神在了，就是超越物质利益的考虑，甚至超越生命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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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人类的早期，在人类的类意识非常强烈的原始时代，反而有更多的体现。原始人自愿牺牲个人成全群体，这样的事情很多，那个时候的群体意识要远远强于个体意识。原始人是没有多少个体意识的，有的原始部落连“我”都不会说，但他们有很强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为了“类”可以牺牲自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原始时代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但这种道德是非常粗糙的，在今天的严格意义上只能算是习惯，或者说是传统、伦常。只是在今天的人类看来，原始人比文明时代的人在道德上更高尚，卢梭和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有这种说法，就是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他们的道德就堕落了，因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导致了人类的道德水平下降。文明时代产生的过程，就是道德堕落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道德深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文明时代道德普遍堕落的过程中，如果有人还讲道德，那这种道德就比原始部落的道德更深、更高，因为它已经建立在个体意识之上，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而不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种本能的服从形式。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你说他们是道德的吗？他们不干坏事，也不知道干坏事，他们本来就是善的，上帝造的都是善的，你让他们干坏事他们也不会干。可是到了文明社会，如果有一个人是道德的，那么就和亚当、夏娃不一样了，因为他会干坏事但他不干，这个道德水平应该就更高。当然这些人在文明时代是个别的，而在原始时代这几乎是全体的道德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导致了道德的衰落，但同时也导致了道德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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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道德的发展也呈现了这样一个过程。社会道德的目的，从内容上看有一个逐渐扩大的趋势。首先是为了某个恩人，感恩、报答、知恩图报，为了某个人的有恩于己而去遵循某种道德。当然这里面最直接的恩人就是父母，生养之恩、养育之恩，这是最直接的。然后就是从某个家庭扩大到某个家族，继而扩大到某个宗族，某个同宗同姓的群体。再就是扩大到某个地区，乃至某个国家，或者说某个民族。比如我们讲中华儿女，凡是中国人我们都认同。最后扩大到为一切人类，而且是为了一般人性，如果有外星人——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现——也承认他们也是人。到了这一步，就是一个根本层次的提高，因为讲到一般人性，我们就不考虑地区空间范围了，而是考虑它的性质和本质，一般的人性最终要归到我们内心理性的良知，那就是为了良心了。康德的哲学就是讲这个道理，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性而道德，那么他就是为了人类，而且人类只是一般良知的一个例子，不只是地球上的人，也包括外星人，只要他有理性，他就会有良知。康德那时已经猜测在其他星球上也许会有理性的生物，如果有，那么道德也可以扩展到他们身上。他是跳出了地域的限制，而将其提升到了哲学层次上的普遍原则，就是个人理性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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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今天中国的道德滑坡现象，这正是从我们传统道德的内容，也就是“家国情怀”，转型或扩展到共同道德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因为我们不适应啊，我们之前所习惯了的是家和国、忠和孝的道德规范，现在要我们超越这样的道德规范，放眼于普遍理性，包括全球人类，我们旧有的道德标准就不适用了。这样的转型对旧时道德有一种解构作用。旧道德只顾及家庭或国家、民族，当然顾及民族没有错，但还有别的民族。怎么与别的民族相处？我们今天要突破这个框框，要进入到普遍理性的视野。但我们还没这个习惯，还接受不了，这就导致道德滑坡，无所适从。当然，最冲击旧框框的是我们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加入WTO以后，整个经济生活都全球化了，以往自然经济的那种家庭、家族血缘的封闭观念都被解构了，我们的道德就没有依凭了。旧的开始衰微，新的却还未确立。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必然趋势，我们要把自己的道德扩展到全人类，同时又深入、深化到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两方面是相通的。深入自由意志的普遍规律不是外来的，而是每个人内心自生的。这样一个旧道德的解构过程恰好在为新型的道德准备新的基础，所以展望未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其他任何民族的人，在全球化的时代最终都会形成一种共同的道德标准，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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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之上，是不是就实现了理想社会呢？那倒不一定。很可能到了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一切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美好。就像我们今天讲民主、法治，我们讲的好像是一个理想社会，但是反过来看，已经建立起民主、法治的那些民族、国家和地区，好像也不怎么样。他们有他们的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一个社会全都是好的，那肯定不现实，不可能有一个社会方方面面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层次上有所不同。章太炎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叫作“俱分进化”，就是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但是这个进化呢，不要想得那么美好，它的善在进化，恶也同样在“进化”。哪怕我们觉得未来社会很理想了，但恶也“进化”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和恶是不可分的，同时进化，这是很有辩证性的。但是不可否认，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善和恶这样一种矛盾关系也比当代社会善和恶的矛盾要高级，作恶也要比现在的作恶层次高一些，善就不用说了。哪怕那个时候的恶人、坏人的层次比现在高得多了，也许按现在的标准看还是善人，现在我们有时候和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连动物还不如。我们不能因为将来的社会也有坏事就停滞发展，甚至要回到古代去，那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历史必然性的。今天之所以要在道德方面建立自由意识，建立自由理想，建立精神生活的追求目标，理由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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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人猿相分离就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人类起源上的本质特点就已经蕴含了一切精神生活的种子，虽然还没有发展出来。在意志方面，也蕴含着道德的种子。道德的种子就是我们可以毕生追求的精神上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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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意志的方面，我们下面再来看情感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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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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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知、意、情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归结到人类的起源和人的本质，前面我们都是这样讲过来的。在情的方面，一旦我们有了自我意识——前面我们讲了自我意识是怎样产生的，人类从最初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类意识和自我意识，产生了把对象人化和把人本身对象化这样一种心理结构——那么，动物由外界被动引起的一种盲目的情绪就上升到人的有对象的情感。我们在情的方面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即从情绪上升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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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混淆情绪和情感这两个概念。在西文里，这两个概念字面上没有区别，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我在这里做出一个本质的区别：情感是有对象的，因为它建立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当成对象、把对象当成自己，它里面是有对象的——而情绪是没有对象的，是不指向任何对象的，它没有区分自我和对象，是物我不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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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的条件之下，动物没有情感，只有情绪。情绪是不指向对象的一种内在的体验，是由生理刺激而产生的，比如动物都有喜怒哀乐。人也有情绪，我们有时候说今天我情绪不好，为什么情绪不好？那要回忆回忆、考虑考虑，才找得到原因。比如，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感冒了，或者今天天气不好……要想想，才能想得到。情绪是先就在那里的，不管你想不想。但是，人类除了情绪还有情感，情绪和情感在心理方面统称为感情。与情绪不同，情感是有对象、有指向性的，它必须明确意识到它所针对的对象，它本质上就是对一个对象或者他人的情感。这个对象不一定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物，但是人们把它拟人化了，当成一个人来对待。比如，人们在爱的时候一定能够意识到所爱的对象。也就是说，你说我爱，那么人家肯定会问，你爱谁？但是，情绪呢，你说我今天情绪不好，这可能没有对象，或者没有意识到对象，它是内在的，不指向任何人，即没有指向性。人家说，你怎么脾气那么大？你就解释了，你说我不是对你的，是我今天情绪不好。但是对于情感，你不可能没有明确的爱的对象，不是对一个人，就是对一个物。而且即使对一个物，也是拟人化了的物。你不可能把对象看作一个没有情感的东西而对它发生情感，即便是一个物，也要把它拟人化，设想它是有情之物，这样才能爱它。像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看到青山多妩媚，我料想青山看到我时也应该是这样。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青山，青山就活起来了，成了有情之物。不仅爱的眼光有一种拟人化、对象化的感觉，相对的恨肯定也有一个对象。说一个人恨，却不知道恨谁，这是没有的事。羡慕、怜悯、嫉妒、嘲讽等这样一些感情也都是这样的，所有的情感都是这样的，都是有对象的，而这个对象至少是被当作人来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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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情感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一个人的情感，这是情感社会性的本质，表现在它是有对象性的，这个对象只能是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人的情感。你爱他或者你恨他，你是爱他或恨他的相应的情感。马克思讲过，“人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你的爱是要得到交换的，也要得到回报。但不光是回报，如果你的爱得到的回报是恨，那么你的爱就是失败的；如果你的爱得到的回报是爱，那么你的爱才是成功的，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情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同情、一种共鸣，它需要从对方那里得到同情、得到共鸣。情感必须要以一种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方式体现出来或表现出来，最直接的就是用你的话语、表情、关爱等来表现你的爱，这都是对象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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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做这样一种情感表现的就是艺术。人们用艺术品来表现对人的爱恨情仇，这个艺术品就是一个媒介，是用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的社会性媒介。它演变成这样一个现实的、感性的对象——艺术和艺术品。这就不光是以对象性的方式表现情感，而且是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来传达情感了。这样一种媒介首先是一种情感的语言。我们前面讲了，动物也有一种打引号的“情感语言”，比如说表情、姿态或者肢体语言，但只有人才有真正的情感语言。前面讲到人的语言是一种命题语言，它是一种叙述、一种描绘，因此它是对象化的语言。即使是抒情，也是借助叙述和客观描述对象而进行的，如中国古代讲的“赋、比、兴”。以客观描述的方式说一句情感性的话，这就具有艺术性，因为这种客观描述承载着向另一个人传达情感的使命。卡西尔曾经讲过，命题语言和情感语言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卡西尔看得很准，但是他的用语有一点问题，因为在西文里面情感和情绪是不分的，在英文、德文里面情感与情绪都是同一个词。卡西尔的区分要是更准确一点，或者他用汉语来表述，他应该说，具有命题性、描绘性的情感语言与不具有命题性、描绘性的情绪语言的区别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分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这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优势，汉语可以区分很多西文区分不了的微妙概念，下面我们还要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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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的情感语言与动物的情绪表现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有命题性。什么叫命题性？也就是具有对象性。命题性也就是对一个对象加以客观描述。我们说“这是狮子”，或者说“狮子是凶猛的”，这都是对对象的描述。这是动物做不到的，动物只会叫唤、报警、示爱等。但是人可以描述，人的情感不是主观自发的（像情绪那样），而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指向一个对象，并且他要使别人能够懂。他的情感语言是为了使另外一个人能够懂，而不仅仅是让另外一个人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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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母爱常常用某种肢体语言来表现，通过发出某种声音来表现。这在人和动物身上都有，很多家庭的母爱就属于这种动物层次。母亲肯定爱自己的孩子，怎么爱呢？就是关心他的衣食住行、冷暖、温饱，这就是母爱！但是这种母爱严格说起来是一种情绪而不是情感。我们今天虽然认为这是一种情感，母爱是一种崇高的情感，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就知道了，他就会对母亲说，你实际上爱的是你自己。很多母亲实际上爱的是自己，她不是爱一个对象，不是把对象当一个对象、当一个人来爱，而只是当作自己身上的骨肉来爱。母爱的概念是有歧义的，有的还停留在动物层次。这也许可以引起孩子对她的感恩，但是这个感恩和爱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她可以用母爱这种情感在孩子那里换来一种感激之情，孩子长大了觉得母亲从小就关心我、养育我，我得报答，但母爱本身并不求报答，所以这两方面是不对等的。真正的母爱应该是爱的对等的交换和传达。也就是我爱这个孩子，也让他能够爱他自己身上值得爱的地方；我对孩子的爱影响了孩子，让这个孩子形成一种自爱，也因此爱一切值得爱的人。这才是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的一种情感，而不单纯是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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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界线是很难分的，有时候你说母爱是情绪，但它也有一种情感的因素，这是分不开的，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区分。我们有时候讲，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爱孩子，你一贯纵容他，那能叫爱他吗？他将来懂事了以后就会说：“你爱我就是为了爱你自己！”许多父母爱孩子，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爱中间有这样一种区别，是情绪还是情感。如果是情绪，那就是本能。符号和记号的区别也基于这一点，记号可以是个人的，但是符号必须是两个人之间确定的一个共同意义，它可以使两个人所理解的东西相符。符号和记号——单纯标记下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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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讲刚才讲到的符号。符号是至少两个人，或者人与人之间，在对一个对象的理解上面能够达到“相符”的标志。情感的符号就是这样。母亲对孩子的爱能够换来孩子对她同样的爱，这就是情感的传达。如果换来的只是孩子对她的报恩，那就是另外一种情感，还不能说她的情感交流是成功的。一种爱的情感如果不能得到对方的回爱，那么这种情感就是失败的，因为情感的交流是未完成的。如何能够借一个对象把自己的情感传达出去，使对方引出同一种情感呢？最恰当的方法就是对象化，营造出一个艺术作品来。当然，一般的表情、语言都可以表达情感，但是传达情感则要求对象化，语言要艺术化，表情要表演化，或者造出一个东西要具有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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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同事病了，或者说他的脚受伤了，你到医院看他，送他一根拐杖，他当然很感谢，这就是表达了情感。如果你在拐杖上面刻上一首诗，那他就不光是感谢了，那就是心意相通了。感谢这种感情是带有功利性的：你买这么贵的拐杖送给我，肯定有利益的考虑，至少我会掂量一下它的资费。但是刻上一首诗，那就不一样了，它能够让我真正懂得你的情感。如果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那就更是传达你情感的一种方式，就已经是艺术了。所以，人类很早的时候就懂得了这种情感。比如原始时代的陶工制作陶器，据说他在完成一件作品时会把它高高地举起来让其他人欣赏。他做一个精美的陶器，把全部的情感倾注在里面，然后把它举起来让别人也欣赏，这就是在把他的情感传达给别人了。所以，情感从本质上说是有共鸣性的，情感需要得到共鸣，不光是得到回报。当然情感也需要得到回报，但是如果得到的回报跟他原先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情感传达就是未完成的；如果得到的回报跟他的情感是一样的，达到了共鸣，那么他的情感传达就完成了它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艺术性的”。情感传达的程序完成的本身就是艺术性的，这就涉及艺术和美学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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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早的生产劳动中，艺术性已成为生产劳动的本质性因素。但这个艺术性在其中究竟起什么作用呢？首先，它具有一种实用的、工艺性的作用。所以，我们把那时的艺术称为“实用艺术”，把那时的劳动产品称为“工艺品”。最早的艺术性活动在原始人那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实用性和工艺性。比如一把刀具的形制，既要适合某种使用的要求，也要具有优美的形式。又如人们在划船的时候一起唱歌，这样就能保持节奏一致，就不累。艺术就有这样的一种技术作用。工艺性的艺术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性。社会性可以促进大家一起用力，这样就能节约体力，而在步调一致的过程中，人们之间又传递了一种情感。最早的节奏、用力时的号子、和声等都是传达情感的。除了步调一致，更重要的作用是增进感情、增进了解。在原始生产中，艺术性因素最根本的作用不在于技术性的作用，而在于通过情感的传达，把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情感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影响，对物质生产也有一种间接的反作用。以往的原始艺术研究者们经常只看到艺术性在生产效率、技术上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它在社会情感方面、在形成统一的社会性方面的更高层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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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因素在原始社会的劳动中就有这样一种作用，而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和整个历史的发展，随着人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部分人独立了出来，比如一个部落里的酋长、祭师，他们就可以不用劳动了。于是，他们的巫师就专门创作他们部落的史诗、歌谣及祭祀的仪式，这就形成了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分化。从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有了分工，一部分人不用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从事脑力劳动，这样精神劳动就从物质劳动中分化了出来。这时，艺术性的因素就开始独立出来，出现了一些行家。比如，有一些人成年累月地在洞穴中画壁画。那些形象很逼真，现代人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不可能画得那么像。这样，艺术性的因素就从生产劳动中独立出来了，它不再为了技术，而是为了美。当然，刚开始也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巫术和宗教。进一步分化后，就仅仅是为了美，这就产生了真正的艺术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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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古典时代、中国的先秦时代，就开始有了专门的艺术，有了美的艺术，就是纯粹的艺术。中国古代的 “艺”，最初是劳动生产的一个概念，即“种植”的意思。如同今天的园艺、农艺，就是种地的技巧。而古希腊的“艺术”，techne就是技术、工匠的技巧，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了美的艺术了。但从近代以来，人们才意识到，艺术和技术是有区别的。技术也叫艺术，但是艺术有一个更好的名称，叫“美的艺术”。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技术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撇开实用性而专门用来传达情感的。传达情感不同于单纯的交换情感或激发情感。当他人感受到你的情感并与之产生共鸣时，这才是传达情感。比如一篇讲话，如果它具有传达情感的意思，那它就包含了一定的艺术性因素；如果它干巴巴的，仅仅是一些概念，那就没有艺术性，只是一篇讲话而已；如果它通过一些形象、隐喻的方式能够激起听众同样的情感，那这个讲话就具有艺术性了。这就是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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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阐述我的美学观点的时候，提出了艺术与美的一个定义系统。现在的艺术学和美学都不讲定义了。什么是美，什么是艺术，人们都不讨论了，但我还是要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一种哲学上的、经过严格推敲的定义。我的定义是：艺术就是情感的对象化；美就是对象化的情感。所以，美与艺术是一回事，但表述是不同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恰好构成自我意识的内部结构，即把自我当对象和把对象当自我的结构。艺术就是把情感对象化，把自己的情感移入对象，这种对象化就是为了引起对方或欣赏者的共鸣。而美就是对象化的情感，把情感对象化了以后，在对象上看到了自己的情感，那就是美了。在对象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传达出来的情感，我就对这个情感产生了共鸣，因为那就是我自己的情感，或者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情感，那就是美。而美感呢，就是通过一个对象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这种情感共鸣。总体来看，审美活动就是借助一个对象在人与人之间传达情感的活动。它在现实性上就是美感。传达情感有现实性的和非现实性的，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如果成功地传达了情感，那就引起了美感，我们就把这个引起美感的对象称为美的。为什么称为美的呢？因为它里面蕴含着情感，它看起来是一个对象，实际上是对象化了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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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个定义的体系，我把这个体系称为“传情论的美学”——这是我20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一个体系。“传情论”的本质就是情感的对象化。情感与情绪的区别就是刚刚我所讲的，看它有没有对象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对象化呢？就是为了传情，在人和人之间、在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之间传情。艺术的情感对象化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传递给对方、传递给别人，使其成为另一个自己。而对象化的情感和美呢？就是传情的中介。美就是传达情感的中介，对象化的情感就是传达情感的中介。情感是内在的，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怎么才能知道别人的情感呢？只有一个办法来沟通，就是把自己的情感对象化出来，引起别人的共鸣。通过这个对象化的情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传达，而整个过程的完成就表示获得了美感。这就是艺术、美和美感，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这里面最直观地呈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即黑格尔讲的“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以及我和对象之间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的结构、自我的对象化和对象的自我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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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自我意识本身包含一种自相矛盾性一样，审美活动本身也有一个矛盾。艺术、美、美感都有一个矛盾，就是个人情感的对象化是否成功，是否能够得到他人的共鸣。这并不像做数学题一样一下子就能得到确认，而是有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个人的情感是个人的，情感的共鸣是社会普遍的。个人的情感如果能成功地传递，就会形成共通感，大家就会认为你这个艺术品很美，就会产生共鸣。但是时间久了就成了老生常谈，成了陈旧的模式。很多成语在古代刚产生的时候一鸣惊人，当时很新鲜，但是成了套话以后就不新鲜了。甚至有人讲，第一个人说是天才，第二个人说就是蠢材啦！说的人多了就成了老掉牙的东西，就需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或者把旧的方式用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者创造另一个新的意向、新的对象化的情感出来。情感是有生命的，而且是有生命周期的。它的对象化作品创造出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就老化了、僵化了，就不足为奇了，有的甚至被慢慢忘记了。等过了几百年，大家忘得差不多了，有人又提出来，就又会是一个新东西，它又复活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文言文有将近一百年时间被压抑了，很多年轻人都不会用文言文了。现在有人把它拿出来显摆一下，哎，大家觉得很不错，很有感觉。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变成套话，是个“新”东西。你要是生活在20世纪初，这些个老生常谈谁不会啊，谁都能来两句，那就没啥意思了。这就说明情感会老化。很多艺术品你不断地欣赏，它会使你厌烦；再好听的乐曲，每天听每天听，你试试看，你会厌烦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情感这个东西是活的，不是固定的、僵化的。因此，这里面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艺术作品要求普遍传达，产生共鸣的人越多越好，否则它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一旦达到这种普遍性，它就成了老套，又要呼唤创新的作品、个性十足的作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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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一些了不起的、不朽的艺术品。比如《红楼梦》，几百年了人们还在读它，还觉得新鲜。这是因为它的情感底蕴的确深厚，可以跨越各个时代，与各种人性相通。鲁迅说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当然焦大式的人物也不会去读《红楼梦》，但这不足以否定林妹妹的情感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只说明焦大之流缺乏文化修养和丰富的内心生活。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时代在发展，再过几百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许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有更多新的情感方式有待人们去传达，那时《红楼梦》的情感模式也许就会成为一种束缚，会被人们重新定位。艺术就个体的情感方面而言永远要创新，个体的情感和总体的、共通的情感必须要达到和谐的一致。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这种和谐是不能封闭的，总是要不断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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