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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什么时候开始用火?考古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是人毕竟在很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知道用火了。比如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前的北京猿人的周口店遗址中就有用火的大量沉积物。1965年在云南发现的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元谋人的化石和遗址,也有用火的痕迹。古希腊神话中说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偷下来给了人类,这是一个神话,但也说明能够用火是人类进化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能够引来在自然界中蔓延的火并能够保存火种,甚至后来能够人工取火,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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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进展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自己的工具,当作生存手段;而且说明人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把自然界的现象拟人化地设想为他自己的能力。比如,自然界的雷电使森林着火了,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在逃跑,人也不例外。但是当人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他会想到,既然自然界里所有动物都怕火,见火都在逃跑,那我是不是能掌握火呢?我掌握了火,那火不就成了我最厉害的武器了吗?那就不光是延长了我的手了,那就是将我整个地提升为万物的主宰了,火就是我本身的延长了,我就能以火的主人自居了。本来火的主人是自然界,但是人由于能够换位思考,能把自然界设想为自己,所以他就能够想象,有一天他掌握了火,那他就是自然之神,就是火神了。这样一来,所有动物都会怕他,都不敢欺侮他了。于是他就会想到,去那个大火燃烧后的灰烬里面取一根还在燃烧的木棍,引一个火苗出来,将它作为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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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人能够想到的,因为人能够把整个自然界当作自我来加以策划,整个自然界都可以用他的立场来考虑。自然界这么强大的力量,何不把它据为己有呢?现存的火摆在他面前,他就可以把它拿来为其所用。人只有把整个自然界当作整体来对待的时候,才能考虑到这些。而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前提就在于,人是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这种能力使他形成了进行抽象的能力和建立并使用共相的能力,最终形成了自我意识,即把对象,不管是什么对象,看作与自身相同的拟人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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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自然界各种关系的掌握要比任何动物都全面得多、都懂得多,那些动物都是凭借自己本能的一些反应发挥着某种技巧。而人呢,可以学习,可以掌握,可以探索,可以筹划。火可以伤人,那能不能被人掌握呢?只要我们想办法既避开它的伤害,同时又掌握它,那它就是我的了。这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学习和尝试才做到的。因此,他比所有的动物更有远见,更能够算计。有的动物很狡猾,它也是处处防备的,但是它算一步,人可以算两步,还可以算三步四步,人的算计原则上是无限的,所以动物总是赶不上人聪明。这也说明人已经具备了概念的能力,也就是理性的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当然他是不自觉的,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形成逻辑学,但是他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能力,能够判断,能够推理。看到地上动物的脚印,就能知道有哪一群动物经过了、经过了多久、要多久才可以追上它们。这全是推理,这是由他们的想象力发展而来的,想象力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比理性推理更早一些。动物也有一点点想象力,有时也闪现出“灵感”,就像黑猩猩表现出来的,但人的想象力更丰富、更广阔。而一旦有了概念上的推理能力,人的想象力就极大地爆发了出来,有了理性能力的帮助,他的想象力就能够创造出一个“理想”,也就是一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物的表象。比如成为火的主人。这就显现了一种创造力,一种首创精神。自我意识能够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他的对象、当作他的另外一个自我,来加以全盘支配和规划,这就是他驾驭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将他提升到“万物之灵长”这样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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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他能够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首先,他通过像支配自己的手一样支配自己的工具,而感到了自然界是他的“无机的身体”。因为工具并不是他身上长出来的,棍棒和石器本身也是自然物,但是通过人的制造和携带,这种原本是自然物的工具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所谓延长的手,只不过是无机的而不是有机的。所以马克思说人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无机的身体”,这里的自然界最初就体现为工具。进一步,通过这种“无机的身体”的扩展,他可以把这种关系拓展到万物上去。工具本来是万物之一,而他把它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可以继续设想,既然工具是身体的一部分,由工具所控制的其他事物也可以当作自我的一部分,使它们受自己的支配。比如刚才讲到的火,人是携带工具的动物,现在人还成了携带火种的动物。火种是不能熄灭的,要好好保存,在山洞里有专人看守,那是人的命根子。所以火就成了人类的二阶的工具——由工具所制造的工具。珍妮·古道尔说的“工具的工具”这个时候有了应验,这是必须有更复杂的思维结构才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只有当人能够自如地像运用自己的手一样运用一件工具时,他才能用它来制造另一件工具。但这种思维模式离人猿最初的区别已经很远了。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人就开始把整个自然界都当作可以支配的对象、可以为其所用的潜在工具,因此他对万物都具有了好奇心和兴趣,他留意各种自然现象,努力探索和研究它们:既然火成了我身体的外在的部分,或者是我身体的延长,那么我探索万物就都和自身相关了。例如,我开始仰望星空,因为就连天上的星星,我都可以用它来确定季节,以及预测什么时候该下一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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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开始探索自身: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我这一部分是这样,我那一部分是那样。原始人也是,当他把万物都看作与自己切身相关时,他就有了一种好奇心,有了一种探讨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有来由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对万物的了解用于自己对万物的规划之中。他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对周围的态势太了解了,各种事物他都有把握掌握它们的动向,能够把它们加以利用,所以他就对万物有了广泛的兴趣,哪怕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用处。比如他知道哪个地方有个水塘,哪个地方有个悬崖,好像这并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有一群动物从这里路过,那就显示出它的用处来了,他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来策划一场围猎。那么他要了解这样一些资讯,平时就要注意去观察、去掌握。比如经过一个悬崖的时候,领头的人就会去目测这个悬崖的高度,并记在心里,看似没有用,但到时候就有用了。所以他求知的兴趣超过了眼前的功利,知识带来了预见,预见激发了更广泛、更普遍的求知,这就带来了更大、更长远的功利。兴趣和好奇心可以带来更大的功利,这就比一般的动物要高明多了,使人类远远超越了其他一切动物,而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一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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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求知的兴趣里面本身就隐含着一种超功利的倾向,这种超功利的倾向在一定情况下就会发展成一种完全超功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种惊奇感。惊奇感就是,你一看,哎呀,这个事情多么新奇啊,我想要搞清楚它是为什么。当然原始人也是有目的的,他关心一件事是为了对周围的环境更加了解,将来在与动物发生遭遇的时候,他就能预先筹划,并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之下,这种兴趣会发展成一种纯粹超功利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和惊奇感一旦独立出来,就会成为一种精神生活。这就是到了文明社会以后,有了阶级,有了一部分不从事生产的人,他们的好奇心就可以不只是用在生产劳动之中,而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了。比如说一些奴隶主,他们衣食无忧,这时候他们的惊奇感就独立出来了,不是为了什么利益好处,而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最纯粹的知识,也就是爱智慧,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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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闲暇”,同时也说“哲学起源于惊异”。也就是说,哲学是闲暇使人的好奇心彻底摆脱了功利的产物。什么人才有闲暇呢?贵族和奴隶主啊。有那些奴隶帮他做事,他就不用操心啦,他就可以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干什么呢?好奇嘛。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仰望星空时一不留神掉进一个坑里,别人就在旁边笑,说他对天上的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对脚下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泰勒斯告诉他,明天会下雨。那人只是当成笑话听,但是,第二天果真下了雨。泰勒斯还曾观察天象,预测来年的气候比较适合橄榄的生长,橄榄肯定会丰收。他事先把米利都整个地区的榨油房都租了下来,于是第二年发了大财。你说我仰望星空没有用啊?我证明它是有用的,但我不是为了要发财。发财算什么,我又不缺钱,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泰勒斯有力地回击了世人对“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的讥笑。当然,这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才会有的现象。我们经常痛骂阶级社会、阶级分化,其实阶级分化在开始的时候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分化,没有一部分人脱离生产来从事纯粹的精神活动,人类就会一直停留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和幼稚的精神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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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异,惊异也就是对事物感到迷惑不解,对新鲜事物感到特别惊奇。小孩子都会有惊奇感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大学把这种精神的本能都压抑住了。我们看到小孩子的惊奇感不是感到高兴,而是觉得它妨碍了小孩子学习知识,所以要拼命把小孩子的惊异感压下去,凡是与考试无关的都不要学。这是不对的,哲学起源于惊异,每个人在小时候都有一份天赋,有惊异感。所谓惊异感,就是摆脱一切功利的考虑、不抱任何目的地对纯粹知识的一种追求,也就是爱智慧。对智慧的爱是人类的天性,压抑这种天性就是压抑人性。但是在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智慧,但并不爱智慧,因为中国人始终未能达到超功利的爱智慧。所以很多西方哲学家说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只是用来达到其他功利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这是很切中要害的。爱智慧是一切智慧之源,由于中国人缺乏爱智慧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智慧一爆发出来就停滞了,停留在日常够用的水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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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讨哲学的起源,我们必须看看西方、看看古希腊的哲学是如何产生的。哲学在古希腊是最高的知识,当然它产生以后可以用于各个方面,比如说发财,但首先是用在思想上,它是“对思想的思想”。人类在产生的时候就有一种爱智慧、追求知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阶级社会里被异化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并且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能发展起来。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追求真理和真相的纯粹精神活动,它要搞清事情的源头以及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根。古希腊哲学产生时就是一种科学,讲万物的本原、自然的构造、运动的原因等,这都是后来自然科学的话题。哲学到后来研究更高级的东西,但是它一路走来留下的都是科学,而所有的科学背后都是科学精神、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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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搞清楚,科学和一般的技术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本质就是科学精神,也就是哲学,就是爱智慧。我们的学校叫“华中科技大学”,把科学技术混在一起,容易导致误解。当然,我们学校不光有工科,也有理科,还有文科,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科学就是技术,科学技术发展了国家就发展了。人们往往忽视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是有哲学根基的,技术则没有。我们的老校长杨叔子院士有一个说法很经典,他说:“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而没有一流的哲学,就没有一流的文科。”为什么?哲学就是最高层次的科学,科学如果缺少哲学就是没有魂的,就不能发展。科学和技术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不要以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解决任何方面的问题,就具有科学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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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中国,西方也面临这个问题,科学精神也开始走下坡路,所以有科学理性违背人文精神一说。但其实违背人文精神的不是科学理性,而是没有哲学做基础的技术理性。毕竟西方人的表现是不同的,他们的大学要求每一个理科或者工科的大学生都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这种哲学素养不一定要通过上哲学课或者获得哲学的学分而取得,而是从小就要培养。比如批判性思维,他们从小就被培养要善于提出问题和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如我们,因为他们的成绩不如我们好,对学生很放任,其实这就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奇心,或者说保护小孩子的哲学天性,以便他们长大了以后具有哲学精神,能够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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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科学里面就体现为一种科学精神,当然这种科学精神也只是哲学一个方面的体现。哲学除了体现在科学认知上,还体现在其他的一些精神活动中。“真、善、美”都是人的精神活动,但是人的哲学思维还是最切近地体现在认知的方面,人的理性首先成就的是真的精神——求真。在这个基础之上,理性被运用到其他两个方面:一个是意志,一个是情感。理智支撑着人其他方面的精神,比如说道德需不需要知识?道德本身需要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审美和艺术也是这样。审美和艺术也是一门学问,道德也是一门知识,当然不一定是科学知识、自然知识,而是人文性的知识,是哲学知识。今天有人说,有的人没有知识,他反而有道德。他没有知识怎么可能有道德呢?凡是人都有一定的知识,也许他没有读过书,但他还是有一定知识的,至少有人际关系的知识。这是“知”的方面,我们要先讲。为什么要先讲?“知、意、情”、“真、善、美”,知和真都是奠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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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看“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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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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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是意志。有了自我意识,动物对生存的物质对象的欲望就上升到了人的自觉意志,所有的欲望就变成了人的意志。人也是动物,但是人的欲望和动物的欲望不太一样。动物也有自己的目的,但动物的目的不是自觉的,而是本能的,饿了就要寻食吃,渴了就要找水喝。而人的目的、欲望随时有意志控制着,常常与饥、渴没有直接的关系。意志和欲望的一般不同之处就在于,意志是由理性所掌控的。理性在认识方面形成了知识、科学、哲学,在行动方面形成了有意识的自觉的目的性活动,那就是意志活动。意志活动是理性在行动方面的运用,不是为了好奇心去单纯认识世界、追求知识、爱智慧,而是用理性来掌握人的行动。意志活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自己按照理性的普遍法则所设立的目的性。动物也有目的性,动物的目的性不是它自己所设定的,而是由它的本能所决定的。狮子吃饱了以后就躺着睡大觉,旁边有羚羊经过,它也不理不睬,因为它不需要。然而人就不一样了,人在行动之前已经有自己策划出来的行动目的,并且在这种策划中,他对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已经有了一定的合理认识。人树立自己的目的不是通过感性而是通过理性,哪怕是在不饿的时候,人见到他可以捕猎的对象也会捕猎,以备不时之需。动物也有手段,比如猎豹的奔跑,但那是大自然给它规定好的。而人呢,由于他会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并且可以把整个自然界都作为他的手段来加以策划,所以他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设定好了一个手段的链条。他有一个程序,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他的规划都是由理性所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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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意志肯定是以理智为前提的。人对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有一种认知,即便有时候这种认知不太正确或者根本不正确。这个手段能否达到他这个目的,他没有自信,甚至明知不能达到他的目的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在他的设想中他是可以达到目的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有目的的,他不在乎自己实际的后果,他在乎更高的东西,比如道德。不管他的认识是否准确,也不管他是否想利用现实的手段去达到现实的目的,总之,他在自己的设想中认为自己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他朝一个假想中可以实现的目的去努力。当然,他有时候可能失败,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但是毕竟这样一种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以他的认识不正确而否定他行动的意义。前面讲哲学的精神,那是为认识而认识,为真理而真理,而现在这样一种思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认识。他的认识成了他的工具,他的认识不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要通过认识去达到其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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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达到了目的他就给一个好的评价——这个手段是好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手段善,但是好和善在后来开始区分开来了,善主要被提升到道德的层次上来理解,如讲“人性本善”。古时候,经常把好和善当成一个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实用性的善,也就是好。这种意义的善,就是说那个工具和这个目的恰好适合,它十分“利”于这个目的,也就是善。善最开始有这个意思,就是某种东西好,它适合一个目的。我们说这个锤子很好,这把剪刀很好,因为它适合达到我的目的,所以善和好最初就是合适的意思。合适不合适,要因人的目的而定。西文good在拉丁语里面就是“适合”的意思,适合就是善,就是好。动物只需用它的本能就能决定它的手段和目的,所以它不需要善啊好啊这种概念——这个东西好不好,这也算是一种认识、知识,这是动物所不需要的。而人呢?在他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过程中,在他利用大自然来达到他的目的的过程中,他首先要判断这个工具是否实用,是否好,好的工具他就“爱不释手”。所以,他的目的和动物的目的不一样,动物的目的就是找些东西来吃,而人的目的通常都是间接性的,达到一个目的是为了实现另外一个目的,制造一个工具是以制造另外一个工具为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也可以当作一个手段助他达到另一个目的,那个最终的目的在手段与手段之间不断地往后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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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意志在实践行动中,在走向最终目的的过程中,就可以设计人的行动的程序和步骤。意志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可以体现人最终达到的目的以外,还能体现出他对这种最终目的的推延和克制。要达到那个最终的目的,首先要做一系列的准备,要设计一个程序,先干什么,再干什么……一步一步接近目的。在达到目的之前,必须克制和忍耐,以免把事情搞砸了,以免欲速而不达,这就是行动意志的特点。这个行动的意志始终在各个环节保持它的一贯性、计划性,以及它的坚韧不拔和对挫折的承受力。一个有意志的人就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那他就受不了、做不到,他只有很小的承受力。他虽然也设定好了目的,但没有设定好完整的手段链条,也没有定力去走完整个链条,或者受到一点挫折就算了,前面就白费了。但是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呢,他就可以坚持到底,有言有信。这需要强烈的意志,而强烈的意志则要通过理智来维持,有理智的人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懂得隐忍不发,现在还不到时候,要养精蓄锐,步步为营,伺机而动,该出手时再出手!或者他善于在实战中吸取教训,调整他的手段设计,变失败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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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直在实践活动当中,而且不仅和事物打交道,还要和别的意识打交道。人生活在群体中,人的类意识与自我意识使得人比动物更适合在群体中分工合作。在狮群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分工与合作,有的狮子去追捕,有的狮子去埋伏,彼此达成默契。但是人的类意识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构成一种直接的交流,可以明确分工:你去干什么,他去干什么。而且在行动中,他们可以形成统一的共同意见,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如何更好地建立人的协同意志?那就要大家团结一致。于是,用来评价事物与人的目的相适合的那个“好”字,这个时候就提升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善”的意义。原来那个好也叫善,但是那个善呢,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我们今天通常称其为好,而不再称其为善了。我们说这个工具很好,但是不会说这个工具很善,今天讲善的时候都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好呢?好可以讲人与人的关系,“这是个好人”,也可以讲人与物的关系,多半用于人与物的关系上。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层次区分开了。最开始是人和自然的适合,我们称为“好”,但是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有了彼此相互适合的“善”的一面,这个时候就开始具有了道德。因此,人与人关系中的善和道德都是建立在意志的基础上的,它与每个人在同自然打交道时的“好”的意志具有相同的起源和结构,但层次更高,它是诸多个人意志相互协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共同意志。当我们将这种共同意志转过来对付自然界的时候,人类的力量就比单个人的时候大大增强了。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固然不错,但团结是更高层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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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类的道德长期以来是靠牺牲某些人的意志来成全总体意志上的一致性的,所以在这种道德关系中,意志上的自由因子长期以来被遮蔽、被压抑了。人和自然的适合本来是由人自己的意志所设定的,这时人的自由虽然也受到外界物质条件的限制,但人毕竟是感受得到这种自由的,因为人有理性而自然物无理性。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善,则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同意志所设定的。人所面临的不是无理性的自然物,而是另外一些同样有理性的人,人们之间不一致的意志很难由单方面的理性来消除。所以,人在道德上行使自己的意志时,这种意志的自由本质长期以来就被遮蔽了。人与人之间道德上的好、道德上的善,好像不是由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而是由一种强迫性的意志决定的。我们要做好一件事,先要把工具打理好,这样一个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但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好像不是由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而是既定的。我们生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从我们生下来就决定了。于是呢,道德就变成了外在的一种框架、一种伦常、一种礼。中国人讲的“天命”,就是这样一种规定好了的东西。由于生存的需要,人与人最初的道德关系并不是通过提升到自由意识上的一种自觉行为来确定的,人总是以神的命令或圣贤的楷模来要求他人,这固定为一种传统伦常的思维方式、一种风俗习惯,甚至一种宗教信仰的方式,以上帝的名义强制灌输一种思想和行为模式。实际上,人的意志仍然是自由意志,是由他自己的自由选择来决定的,但是他自己长期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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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贡献就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地把道德的本质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道德的本质就是每个人的自律。自由意志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纯粹的意志,只有自律的意志才是纯粹的意志。这样一种道德不再是我们向圣人学习的体会,也不再是神的命令,而是遵守自己纯粹理性的自律法则,为道德而道德,为意志而意志,为自由而自由。这就揭示了道德的本质。道德的本质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的自律之上的。自律,就是自己给自己建立规律、建立法则,自己遵守自己的规律、自己的法则。如果按照自律来行动,就没有现实的功利和其他强制性的目的的束缚,就是超功利的,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为意志而意志、为自由而自由,就达到了自由意志的最高境界。这个最终达到的境界就是“目的国”。康德讲人类最终走向一个“目的王国”,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人类未来事业的发展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使得全人类都成为自由人,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这个目标同时也是一个理想的道德目标,它体现为每一个人的道德追求,这就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终极目的。这个层次显然和那个功利性的、技术性的、实用性的目的完全不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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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讲到了意志方面的问题,意志产生人精神上的追求。“知、意、情”,认识、意志和情感这三方面都属于精神生活的内容。意志上产生的追求,我们讲到了两个层次:一个是比较低层次的,就是为满足人的欲望服务的——所以人们通常把欲望和意志放在一起,因为它们很接近。欲望本身就是一种追求,意志就是为了欲望而建立起来的,就是为了坚持不懈地去实现某种更长远的欲望,这种坚持就被看成意志。但是意志实际上有更高的目的,有超越欲望之上的目的。意志本身超出我们日常的生物本能方面的欲望,而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目的、纯精神的目的。这种高层次的追求有时也被称为欲望、渴望,但实际上与一般的欲望不是一个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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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次也讲到,康德的“目的国”以及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都是人的精神上的追求,是对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一种理想的社会的追求。当然,康德不认为我们可以在现实中把他的理想国、目的国实现出来的,也没有设计实现这种理想的完整的手段,他认为那只是个理想而已,只是为了提高我们的道德素质、道德修养而提出来的。作为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人,你可以这样去生活,那就够了,不一定也不可能把这个目的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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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他这种观点怎么样,反正人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哪怕是一种空想,只要它是一种合乎人性的空想,你为这种空想去有目的地生活,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对人性的提高总是非常有用的。宗教也是一种理想,它也不指望此生此世就能实现它所许诺的目的。这种道德的理想属于意志领域的精神层次,或者说纯精神层次。既然它不掺杂那些本能的欲望和感觉经验的层次,不掺杂人世间的幸福和物质上的幸福,那么这样一个理想的目的是不是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了?当然,像康德那样完全把它当成抽象的理念挂在那里也是不够的。至少,我们应该为它寻求在现实中实现的途径,而且它一旦实现,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将带来人类物质幸福的飞跃。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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