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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当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别人在用这一武器对付自己时，也都拿起该武器参战，于是战斗轮番升级，最终，博弈各方达成一个规范：确保所有人都被剥夺自控能力，这成了酒桌上的游戏规则。问题是，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常见的通俗说法是，这能热络感情，拉近关系，更准确地说，酒精能够解除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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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中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通过酒精来解除它；劝酒者在敬酒时，或许是在告诉对方，我同意解除戒备，请你也这样，这类似于握手礼的起源，告诉对方：瞧，我手里没有武器，让我知道你也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劝酒习俗在古代或许真的发挥过确保聚宴各方同时丧失战斗力的作用，因为喝醉酒的人是很难保持格斗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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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人际交往中充满了戒备，或许是因为缺乏信任机制和社会规范对行为的约束，社会交往中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此人人都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这场长期的机会主义攻防战，导致了心理武库的军备竞赛，精明、理智、审慎、诡诈、圆滑、伪装、设套、声东击西、拐弯抹角等心理武器都被一一开发出来，装备在身，而真实意图却被包裹在重重伪装之下，难以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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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若如此，我们便可预期，越是那些可能被对方设陷欺骗或伤害，因而越需要加以警惕和戒备的社会交往，劝酒风气便越盛行，而那些真正亲密的，或已经建立了充分信任关系的交往，则会表现得较为平和，事实看来正是如此。酒风炽烈的程度，从官场、涉及国企或政府项目的商务交往到私人企业间交往、半生不熟的圈子，到亲密朋友、核心家庭，依次递减，高档酒的消费量大概也按此坐标呈梯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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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酒风日盛的趋势，或许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市场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加，各种交往和交易关系大量涌现，但这些关系和交易中所需的规范和信任却未能及时建立，于是传统酒俗被改造而移用过来，为这些交往构造一个可让其顺畅运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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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尽管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劝酒习俗带给参与者的健康代价却是非常高昂的，很少有人真正乐在其中，更多人是出于无奈，并对此苦不堪言，也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逃避。可以相信，此陋俗在当今之炽烈程度只是阶段性的，随着人们对其健康代价的认知加深，价值观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任机制的逐渐成型和成熟，新生代当不至于全盘继承这一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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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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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讨论中，我意识到劝酒还有另一项社会功能（或许比我提到的更重要）：它在某些社交场合被用来确定社会地位之高低。因为既然劝酒在这些场合已具有某种攻击性，那么，谁可以对谁发动攻击，可接受的攻击程度如何，攻击而又不至于造成翻脸的适当界线在哪里，这些信号便可被用于确定参与者的地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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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比一群母鸡之间也会通过啄击对方头部而确定地位排序，如此产生的排序被称为“啄序（pecking order）”，啄序一旦确定，母鸡之间便可相安无事。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等级分化之后，也发展出许多确定啄序的方式，比如身体姿态、说话语气、称谓用词、座位次序，还有谁可以拍对方肩膀、摸对方头，谁可以迟到，可以先走一步，可以率先打破礼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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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级关系非常牢固的贵族社会，个人很少有机会改变地位，因而反倒较少需要反复高调重申啄序，倒是那些一方面等级差异巨大，同时高位者地位并不牢固、低位者也常有爬升机会的社会，地位焦虑严重，才需要大量啄击行为来反复重申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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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先干为敬”只是一种轻微的谦卑，那“自罚三杯”就是赤裸裸地屈膝称臣了。“最近胃不舒服，小李你去替我敬一圈”当然是只有领导才有资格说的话，替领导挡子弹可是难得的效忠机会，领导在说了三遍胃痛之后终于干了一杯，就算是大面子了，只能赏给眼下最需要笼络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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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饕餮经济学之肚皮收租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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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0，No.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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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历史书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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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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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得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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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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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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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都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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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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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但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为他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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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第一定律：经济活动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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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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