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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又明显不同于狮子或海豹那样的多偶关系，而是一种允许男性在确保履行既有责任的前提下，按其资源能力决定配偶数量的弹性多妻制这一安排或许是因为，人类若要成功狩猎，并在相邻群体的争斗中取胜，必须依靠团队合作，因而不能接受海豹那样的赢家通吃局面，而必须在合作团伙内分享性资源，但分享比例不必是均等的，可以随个体在团队内的地位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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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将雄性间古老的配偶竞争引向了全新方向，尽管人类男性也会像雄孔雀那样展示优良禀赋，或像公鸡那样一对一搏斗，但更多采用的是组织化竞争手段（正如他们在狩猎和战争中所做的），其中最古老也最普遍的，是父系家族组织，从凭借对共同祖先的个人记忆而维系的小型家族，到依靠符号、仪式和神话而维系的氏族、宗族、部落等更大规模的血缘组织，组织化竞争推动着社会结构和制度向日益复杂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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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父系家族常与外婚制（exogamy）相搭配，因而通婚关系往往成为不同父系群体之间建立合作联盟的基础，而适当选择通婚对象，也是个人、家族和部落经营其合作网络以扩大自身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长期持续的通婚关系，既是超越父系家族之上的更高层政治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同文化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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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通婚有了这样的功能，族内的待嫁女性以及她们的禀赋和声誉，便成了家族经营其政治实力的宝贵资源，因而具有了家族公共资产的性质，这便为家族（尤其是从家族势力中获益较多的上层人物）严格执行其性规范以维护家族声誉提供了强大激励。不难发现，越是宗族组织发达、宗族间竞争激烈的地方，对贞节牌坊的需求和惩罚越轨者的冲动便越是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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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在维系合作纽带和建立共同文化上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并不同步，每个层次上的跨群体合作与文化融合，总是首先在这些群体的上层人物之间发生，而下层大众的通婚和交往范围都更为局限，结果是，在任何一个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任一层次上，无论在语言、知识、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历史记忆、民族认同上，都会出现上层融合而下层分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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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上述社会性功能，也促使父母们强化了对子女婚姻的控制，导致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广为流行：童婚、攀附婚、买卖婚、政治婚，等等。此时，一桩婚姻的缔结不再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关系的全面整合；相应的，离婚将是这一关系网的一次大撕裂。如此一来，青年男女便逐渐丧失了恋爱婚姻自由，并被束缚在日益严苛的性伦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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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代（西方更早些）以来，家族的社会结构功能逐渐被教会、学校、企业、社团、政府等其他组织所取代，社会变得更富流动性，个人才得以从那张严丝合缝、笼罩一切的伦理之网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和自主，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才与公共生活隔离开来，成为闲人莫入的私属领地，一个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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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吵闹不休的神圣同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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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5，No.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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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历史或许和现代智人的历史一样漫长，甚至更漫长。多数人在成年后都会寻找配偶并建立一夫一妻的家庭，正统道德观念也总是将婚姻描绘成忠贞恩爱的和谐互助关系。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所引领的现代化过程中，单偶制婚姻更获得了伦理上的优势，其他婚姻形式日益被视为遗风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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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人们也都心知肚明，夫妻关系充满了纷争、欺瞒、压制和背叛，在各大文明中，这些冲突也都是日常闲谈、戏剧和文学中永恒的热门主题。其实，一种道德规范若总是被挂在嘴边，成为表彰和说教的内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被遵守得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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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大概有1/4的婚内人士曾经出轨，各种出于医学目的的基因调查常发现比例惊人（有时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亲子关系并不像被调查者所认为的那么真实。总的说来，那些对亲子关系信心十足的父亲，大约有2％-3％的机会是“喜当爹”了，而那些心存疑虑的，他们的怀疑则有1/4的几率可以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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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中，长臂猿才是恩爱忠贞的典范，它们以单偶制核心家庭为单位分割领地，婚姻一旦达成便终生不渝，子女成年后即被逐出领地，每个家庭都在各自领地孤立谋生，猿啼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夫妻也很少有出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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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人类，尽管多数也会结成单偶制家庭，但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却处处暴露出配偶关系的不和谐：与固定配偶的长臂猿和大猩猩相比，男人的睾丸（相对于体重）很大，更接近乱交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这显示他们因配偶出轨而面临的精子战争强度颇高，因而需要更发达的睾丸来制造更多的精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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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的性嫉妒都很强烈，对配偶出轨的线索也非常敏感，这说明配偶出轨是常见而重大的风险，因而需要发展出专门的心理机制来加以警惕和防范；不过嫉妒内容男女有所不同，男人最怕戴绿帽“喜当爹”，女人则最怕丈夫背弃养家和保护妻儿的承诺，将资源用到其他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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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硕大阴茎（在灵长类中最粗最长且遥遥领先）也是个不和谐信号：这或许暗示了他们（至少在进化史的某个阶段）经常以强制性手段获得交配机会，因为在雌性不配合的情况下，较长的阴茎有利于交配成功（以强奸惯犯出名的鸭子便有着一条和身体差不多长的阴茎），而阴茎的粗大则有利精子战争——可以更有效地将其他男性的精子泵吸出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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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抚养和保护子女的任务，要求他们结成以单偶制为主的固定配偶关系，但同时，他们又是群居且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社会结构十分不利于配偶关系的稳定，这一两难所带来的纠结困境，至今仍是两性关系的背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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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养育后代——人类作为生物的核心任务上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当然，进化论和遗传收益不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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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将繁殖后代的努力视为一项投资，其回报是可见未来的后代数量。提高回报的基本途径有三条：（1）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2）提高每个后代存活至繁殖年龄的机会，（3）帮助每个后代获得最佳的繁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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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条途径的不同侧重，构成了投资策略的两种倾向：偏重第一条途径的数量策略和偏重后两条途径的质量策略。实际的策略选择是两种倾向的权衡，权衡结果将由个体所面临的边际投资收益曲线决定，即，分别投入各途径的最后一份资源的收益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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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一个自反馈效应，早先的选择会改变后续选择的边际收益曲线，结果将导致策略倾向的两极分化；最初的分化发生在配子大小上：雄性制造数量多、体积小、包含营养物质少的精子，雌性制造数量少、体积大、营养物质多的卵子——这已成了生物学家区分雌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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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鱼类通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谱系上，雌性的投资策略朝质量优先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注：该谱系只是整个进化树的一小部分，所以并不能说这是进化的普遍倾向）；体外受精的水生动物常常产下极大数量的卵，然后听任其自生自灭，其全部投资仅在于卵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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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类的卵更大，通常还有钙质硬壳加以保护，但与鸟类和哺乳类相比，其策略仍是极端偏向于数量的，一窝海龟蛋有上百个，但仅仅在新生幼龟从沙滩集体冲向大海的那段危险旅程中，就要被吃掉90％，如果冲锋发生在白天，死亡率更高达99％，平均每四千个海龟蛋里只有一个能变成成年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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