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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的性嫉妒都很强烈，对配偶出轨的线索也非常敏感，这说明配偶出轨是常见而重大的风险，因而需要发展出专门的心理机制来加以警惕和防范；不过嫉妒内容男女有所不同，男人最怕戴绿帽“喜当爹”，女人则最怕丈夫背弃养家和保护妻儿的承诺，将资源用到其他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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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硕大阴茎（在灵长类中最粗最长且遥遥领先）也是个不和谐信号：这或许暗示了他们（至少在进化史的某个阶段）经常以强制性手段获得交配机会，因为在雌性不配合的情况下，较长的阴茎有利于交配成功（以强奸惯犯出名的鸭子便有着一条和身体差不多长的阴茎），而阴茎的粗大则有利精子战争——可以更有效地将其他男性的精子泵吸出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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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性关系的纠结冲突，源自人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抚养和保护子女的任务，要求他们结成以单偶制为主的固定配偶关系，但同时，他们又是群居且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其社会结构十分不利于配偶关系的稳定，这一两难所带来的纠结困境，至今仍是两性关系的背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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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养育后代——人类作为生物的核心任务上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当然，进化论和遗传收益不能解释一切，但作为一个思考的起点，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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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将繁殖后代的努力视为一项投资，其回报是可见未来的后代数量。提高回报的基本途径有三条：（1）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2）提高每个后代存活至繁殖年龄的机会，（3）帮助每个后代获得最佳的繁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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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条途径的不同侧重，构成了投资策略的两种倾向：偏重第一条途径的数量策略和偏重后两条途径的质量策略。实际的策略选择是两种倾向的权衡，权衡结果将由个体所面临的边际投资收益曲线决定，即，分别投入各途径的最后一份资源的收益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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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存在一个自反馈效应，早先的选择会改变后续选择的边际收益曲线，结果将导致策略倾向的两极分化；最初的分化发生在配子大小上：雄性制造数量多、体积小、包含营养物质少的精子，雌性制造数量少、体积大、营养物质多的卵子——这已成了生物学家区分雌雄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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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鱼类通向哺乳动物的进化谱系上，雌性的投资策略朝质量优先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注：该谱系只是整个进化树的一小部分，所以并不能说这是进化的普遍倾向）；体外受精的水生动物常常产下极大数量的卵，然后听任其自生自灭，其全部投资仅在于卵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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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类的卵更大，通常还有钙质硬壳加以保护，但与鸟类和哺乳类相比，其策略仍是极端偏向于数量的，一窝海龟蛋有上百个，但仅仅在新生幼龟从沙滩集体冲向大海的那段危险旅程中，就要被吃掉90％，如果冲锋发生在白天，死亡率更高达99％，平均每四千个海龟蛋里只有一个能变成成年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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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鸟类不仅花几周时间孵蛋，还要将幼雏喂养到羽翼丰满为止；哺乳类则更进一步，把幼崽留在体内（或育儿袋里）养育和保护，有蹄类一直等到幼崽能独立行动才让它脱离母体，接着还要经历漫长的哺乳期，许多食肉类还会帮助子女学习捕猎技能；长臂猿更会协助新近自立门户的子女建立自己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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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高涨的投资需求，让雌性不堪重负，不得不寻求雄性的合作，而雄性也逐渐“认识到”，在新的条件下，单纯追求数量的策略越来越不合算，缺乏养护的后代即便能存活下来，也极少能获得繁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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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最初让两性合作变得不可或缺的，是如下几个大幅加重抚养负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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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类有一颗硕大的头颅，脑容量三倍于黑猩猩，这给分娩带来了困难，为适应直立行走而改造的骨盆更加剧了这一困难，进化为此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提前分娩，可以说每个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格外脆弱因而需要更多保护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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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复杂的语言和社会关系，使得人类儿童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远远多于其他动物，为此人类延长了发育期，在大约七岁到青春期之间（相当于小学阶段），多出了一段漫长的身体发育平台期，这自然又加重了抚养孩子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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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更加致命，让女性几乎丧失了独立抚养孩子的希望：杀婴；在（1）存在配偶关系因而亲子关系可以确定，但（2）这种关系又经常发生变动，同时（3）雄性在体能上处于压倒性优势的条件下，就可能出现杀婴，非洲狮便是一例，不幸的是，人类恰好也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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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杀死前任留下的孩子，新上位的雄性不仅消灭了若干潜在竞争对手，也可让他们的母亲结束哺乳并尽快怀上他的孩子（因为哺乳期通常是不孕的）；但这一结果对女性是灾难性的，促使她们寻求忠实可靠的长期配偶，设法让丈夫留在身边共同保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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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的共同利益，让男性和女性结成了婚姻这一古老的神圣同盟，并通过家庭这一合伙企业，将质量投资策略推向了极致：除了漫长的教育期，我们对子女的帮助延伸到了成年期甚至第三代：为他们准备彩礼和嫁妆，帮助他们带孩子，将社会地位和关系资源传给他们，最后还留给他们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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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圣同盟并不和谐，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与固定配偶关系存在着根本冲突；固定配偶只有在夫妻的边际投资收益相当时才能维持，妻子的边际收益受其生育数限制（原始条件下很少超过十胎），假如一个丈夫的供养能力也在此限度内，婚姻便可稳定，对多数男性，这一条件是成立的，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婚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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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团队合作和等级结构，使得男性供养能力脱离了个人能力的限度，变得高度差异化且变动不居，权力和财富可以让部分男性能够供养的孩子数远远超出妻子的生育能力，此时假如他被束缚在婚姻之内，就只能被迫将全部资源用于提升现有孩子的抚养质量，而这很可能不如另外娶妻多生几个孩子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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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供养能力的不对称是稳定的，那问题倒也不大，只需将单偶关系换成恰当比例的多妻（或多夫）关系即可，问题是，男性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并不是在婚姻缔结之初便可确定且恒定不变的，在生活竞技场上，个人境遇随时可能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他们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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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迫使男女双方都采用了可变的组合式策略，同时也诱使他们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动，在婚姻之外，双方都备有相机行事的候选预案，以便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遗传利益，在下两篇文章《微妙的人类性策略》中，我会对这些策略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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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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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策略的数量与质量优先，也可称为广度优先和深度优先。朝深度优先方向转变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后代支系在没有投资时自行繁衍的机会，以及通过投资加以提升的潜力，后者既受限于亲代所能掌握的资源规模，也受限于其影响未来的手段。假如缺乏影响远期未来的可用手段，即便掌握大量资源，在推行深度策略上也不会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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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推行深度策略的极限大概是朱元璋（当然，因为他掌握的资源实在太庞大，所以策略的广度也不小），他利用帝国的庞大资源为其后代作出了有史以来最长远的安排：分配食邑、修好宫室、配好财政保障、制定全套管理制度，甚至连未来几十代的名字都取好了大半（明代宗室成员姓名的三个字里有两个半是朱元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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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空前绝后的大型繁殖计划，机关算尽却还是留了个大漏洞。皇子皇孙们被关在各地王宫里当成种牛养，不让出门更没有机会学习任何生存技能，养尊处优却毫无独立谋生能力，繁殖效率倒是很高，可一旦帝国倾覆，即刻沦为任人屠戮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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