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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当一个族群取得某种特殊优势而实现大扩张——印欧、蒙古、班图、日耳曼、波利尼西亚、突厥、阿拉伯、汉族、客家（差不多每个都对应一个大语种）——时，都会在其扩张所及之处形成此类复合模式：当地女性与作为征服者的外来男性混合而成新的血缘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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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分别沿男系和女系家族树回溯，前者的收敛速度快得多，也就是说，每一代男性中，有幸留下后代者的比例，比女性低很多。衡量这一差异的最佳指标，是经济学家用来衡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假如我们计算繁殖成效的基尼系数，那么男性的基尼系数将比女性高很多，尽管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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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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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1，No.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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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作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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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繁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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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8位性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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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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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想到的是后备需要。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在男性从事狩猎、男人间充满暴力争斗、部落间不时发生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对于妻子们，缺少备胎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除了丧夫，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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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胎策略要求女性在选定丈夫的同时，不能让其他追求者彻底死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采取一些暧昧姿态，让追求者维持希望，为此，有时就需要给他们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做得太过分，以免危及既有的婚姻，其中分寸不容易把握，但高明的女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同时维持多条备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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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胎策略也解决了寡妇再嫁的迫切性与慎重性之间的矛盾。短暂而宝贵的生育期，急迫而沉重的抚养保护负担，要求寡妇尽快再嫁，但新丈夫的能力和意愿是否可靠又不可不慎察，而备胎则可以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从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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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动机更加微妙，一方面，为说服男性合作抚养孩子，妻子必须让丈夫对自己的忠贞（从而也对亲子关系）有足够高的信心；但同时，为让丈夫在家庭这个合伙企业里投入全力，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否则他可能只花较少时间为妻儿提供最低限度保护，同时寻求更多性机会，从而将策略偏向数量一端，正如上一篇曾介绍的，夫妻双方的最优子女数量经常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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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女性发展出了一种适度模糊策略，该策略清楚地体现在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上。多数灵长类都有着清晰可辨的发情期，雌性会用诸如性肿胀这样的鲜明信号为其排卵期和受孕能力大做广告，但人类女性的排卵期却是隐蔽的，这意味着丈夫难以判断妻子哪些天能够受孕，于是被迫在（除经期外的）多数日子里守在妻子身边，以防她出轨怀上别人的孩子，这样丈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其他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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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情期的雌性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接受异性的交配请求（除了像倭黑猩猩这种把性交当作常规社交活动的奇特案例之外），而人类女性则在排卵周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性唤起并接受性交请求，即便在没有受孕可能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达到高潮（尽管程度和几率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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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可靠的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适度模糊策略和备胎策略的组合运用，还可帮助女性抵御杀婴风险。假如亲子关系完全确定，新上位的备胎就有足够的动机遗弃、驱逐或杀死前任留下的子女，但暧昧的备胎策略让他们有了顾忌：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而模糊策略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在排卵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偷情都不能排除让女性怀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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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达爱慕、性兴趣和性快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含蓄婉转，情绪也更阴晴变幻不定，更让对方捉摸不透，这些心理机制或许也是配合上述适度模糊策略发展而来。借助一整套复杂信号，女性告诉丈夫：我爱你并愿意忠诚于你，但前提是你要把我看紧了，否则我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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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寻觅其他性伙伴的第三个动机，是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以便贯彻一种分散投资策略；由于子女会继承父亲的许多特性，不同特性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但未来环境条件难以预料，而多样化可以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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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策略所依赖的资源条件不同，假如子女们继承了相同的策略，他们之间更可能出现资源冲突。在上一篇里，我已介绍过基于排行的策略分化，通过以排行为参数进行童年期策略配置，可以缓解兄弟间的资源冲突，但母亲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选择：让孩子们从不同父亲那里继承不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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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多样化不是随机的，而是精心搭配的特定组合。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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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方面有重合之处——抚养能力和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遗传，而健康和智力也会影响抚养能力——但差异也很明显。财富和权力的取得有很大偶然性，有时甚至和遗传禀赋完全无关，比如彩票中奖者或被国王收养的孤儿，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不容易识别；而健康和性吸引力等特性不仅遗传性更可靠，也容易直观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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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既然寻求婚外性伙伴是为了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而挑选丈夫时肯定会侧重与抚养能力有关的那些禀赋，那么挑选情人时就最好偏重其他方面，所以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资源条件丰厚的好丈夫，外加若干其他方面遗传禀赋优秀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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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总的指导方针，具体如何搭配最优，还要看女性自身的条件，大致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组合；假如一个女人自己拥有庞大的抚养资源，完全无须男性帮助（比如她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她的择婿标准应以可识别的遗传禀赋为主，而且可以大胆实施多样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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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拥有自主权，实际上在许多社会，女性的择偶权利常被父母掌握，她的兄弟们也可能会干预，而他们的利益和她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权贵阶层，女儿的婚姻常被用作家族建立政治或商业联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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