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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措施的重点都在于行为控制，但假如性交会在女性身体上造成某种不可逆的改变，那么童贞便无须依赖对个人历史的了解而可直接由当前状态而得到验证了，就像盖印封蜡的完整性可以证明信件在封印之后从未被打开过。曾几何时，人们为童贞也找到（或以为找到）了这样的封印——处女膜，尽管它实际上和封蜡一样并不那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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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童贞崇拜衍生出了更专门化的处女膜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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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童贞崇拜以及围绕它而发展出的整套贞操文化，尽管在降低亲子关系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男性对家庭的投资意愿上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对贞操的极端苛求实际上鼓励了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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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鼓励以两种不同方式发生，首先是强奸受害者经常不敢揭发强奸罪行，因为在贞操文化中失贞（即便是由强奸所导致）被视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失贞者可能因此而遭受严酷惩罚，甚至会被荣誉处决，所以假如强奸是发生在隐秘场合，受害者很可能隐忍不发，而许多男性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才敢大胆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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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与传统社会处理强奸案的习俗有关，由于失贞使得强奸受害者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大幅跌落，她与强奸者发生过性关系这一事实，在所有潜在配偶看来都是个难以容忍的污点，除了强奸者本人。这样，强奸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单边垄断局面，强奸者通过实施强奸为自己取得了垄断地位：受害者除了嫁给他，几乎别无选择（除非她愿意接受最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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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许多传统社会，强奸受害者的家庭往往会要求强奸者娶受害者，以此了结案件，只有当强奸者拒绝（或不可能）这么做时，受害方才寻求其他惩罚或报复手段。这样一来，就为那些因为贫穷、地位低下、丑陋或身体残疾而没有能力通过常规正当渠道娶到妻子的人提供了一个额外机会：通过强奸获得妻子。这种做法，不妨称之为掠夺性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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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性强奸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抢婚，实际上，广泛流行于中亚社会的抢婚，正是基于人们对被抢女孩贞操的怀疑而得以流行，所以真正的抢婚行动多半都伴随着强奸，这样即便没有真的发生强奸，女孩的贞操也不再可信，于是女方家庭被迫接受婚姻。（当然，抢婚习俗在某些地方如今已丧失了掠夺实质，只剩下一个仪式性的外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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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的上述关系，从一个特殊案例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在太平洋西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社会，童贞崇拜和掠夺性强奸协同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形态，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在《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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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人极端重视童贞，尤其表现为处女膜崇拜，女孩被兄长们看管得很严；在萨摩亚传统婚礼上，有一项重要仪式：新娘裸体站在众人面前，由新郎（如果新郎是位高级酋长，就由他的首席议事酋长代劳）当众用右手食指加中指刺破新娘的处女膜，然后骄傲地高举手臂展示带血手指，于是众人才开始赞颂与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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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假如经过两次尝试后新郎手指未见沾血，婚礼将被取消，新娘会当即遭受其家人的严厉责罚，在较早年代甚至可能被当众乱棍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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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摩亚男人将亲手破贞并沾得处女血视为一项极大荣耀，多次成功破贞（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通过暴力强迫）的男人将被奉为英雄，尤其是当对象是其他村庄的高地位处女（拥有“陶泊”头衔）时；吹嘘曾给某某处女破贞，是男人们私下闲聊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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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萨摩亚社会中发生的强奸与其他社会有着明显不同，主要强奸对象是处女，而强奸的首要目的是破贞而不是完成常规性交，常见手法是，用拳头猛击女孩胸窝，令其暂时丧失呼叫能力，然后迅速将一根或两根手指插入，刺破处女膜，一旦得手并沾血，常会狂喜大呼，只有在不到一半的案例中，强奸者会继续完成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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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强奸方式也会以一种偷偷摸摸但更有效的方式进行，强奸者在深夜或凌晨偷偷潜入事先选定的处女的卧室，趁其熟睡之际迅速完成手指破贞。以此方式发生的强奸案比前一种更加普遍，它在萨摩亚语里被称为“莫托托洛（moetotolo）”，字面意思是“睡觉时爬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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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强奸行动如果失败（未能完成手指插入），强奸者若被抓住就会遭受严厉惩罚，可一旦成功，和上述其他社会的习俗一样，被强奸女孩的家族通常会答应把女孩嫁给他，后者只需支付一笔赔偿。所以很明显，对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正常渠道娶妻的男性，这是一种获得妻子的可行方法，实际上，这也正是萨摩亚社会强奸作案者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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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控制运用自己的手指，比控制运用自己的生殖器显然容易得多，因而完成手指破贞的成功机会也比完成常规性交大得多，所以既然这些强奸的首要动机是掠夺配偶而不是满足性欲，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强奸者会将手指破贞而不是常规性交作为其行动的核心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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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贞乃至处女膜崇拜，最终竟然孕育出对女性具有如此伤害性的副产品，真是一出文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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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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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配偶关系对童贞的要求，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确保童贞的条件无法满足时，男方会寻求替代手段。存在于古代多个民族的杀首子习俗，很可能便是出于此类动机的极端做法。比如《墨子·节葬下》说“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汉书·元后传》说“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胸正世”，颜师古注“言妇初来，所生之子或他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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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多处记载了（比如《出埃及记·13》《民数记·3》）以色列人向上帝献祭长子的习俗；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在《金枝》里提到更多此类记载和传闻，包括乌干达土著、佛罗里达印第安人和古希腊王室。“在古代希腊，看来至少有一家很古的王室，其长子总是代替他们的父王作牺牲献祭的。”这些以长子献祭的做法，背后或许有类似动机，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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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前四篇选自我2014年初的“男女”系列（该系列共六篇），最初发表于大象公会（idaxiang.org），蒙公会慷慨允准，收录于本书，在此向大象公会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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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精子战争（sperm wars）及睾丸重量与性策略之间关系，可参见罗宾·贝克（Robin Baker）的《精子战争》和贾瑞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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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阴茎尺寸与强制性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我的个人猜测，并非主流观点，参见我的旧文《鸭子的阴茎》（No.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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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祖母假说（grandmother hypothesis）的主流版本其实是外婆假说，即绝经妇女帮助其女儿抚养孙辈，是一种牺牲子代数量以换取孙代数量的深度策略，但依我看，该假说经扩展以后也可以适用于帮助儿子抚养孙辈和看守媳妇的绝经妇女。此处所采用的，即是扩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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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大卫·巴斯（David Buss）《欲望的演化》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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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这里指包养性质的情妇（concubine），不同于对等关系的情人（mistress或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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