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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会、公司、大学、社团、政党等其他组织形式尚未发育的时代，家庭是个万能组织，被用来经营几乎所有事业：农业由家庭农场经营，工厂是家庭作坊，学徒是师傅的家庭成员，私塾开在教师或学生家里，文学沙龙在私人客厅。李渔用他一群妻妾组成了戏班子，君主也常倚赖家人亲属经营其权力，亚洲许多政党不过是穿上现代外套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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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环境和信用体系建立之前，迂回生产和大跨度贸易所需要的信用资源大都来自家庭关系；商路的建立，贸易网络的扩展，供应链的延伸，大型连锁商号的兴起，往往与商业家族的分支移居同步，从热那亚商人、北非犹太人到宁波帮、徽商、东南亚华商和现代温州商人，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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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家庭涵盖生活所有方面，生产、消费、生养、教育、亲情、娱乐，将个人重重笼罩其中，很少留下自我空间或逃避出口，尤其是对全部活动被束缚于其中的传统女性，更是如此。它不是避风港，而是主战场；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朝夕相处，不分彼此，每件事都一起做”的传统家庭，才是充满人情味的，现代家庭则变得疏离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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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朝夕亲密也是有代价的，尤其是当对象无可选择时，争斗与冲突就不可避免：父子反目、兄弟阋墙，婆媳妯娌姑嫂也都不省油，嫌隙不断却又不得不继续相处；相比之下，现代家庭反倒因剥离了大部分传统功能而变得更纯粹，较少利益瓜葛的亲情，消除了相互计较和操控的动机，尽管会稍稍疏离淡泊一些，却更轻松甜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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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父母和出生长大的地方，自己选择职业，自己寻找配偶，独立建设小家庭；但与此同时，他们仍常常挂念着远方的家人与家乡，每年春节，仍会想尽办法回到那里与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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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婚姻被抛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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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02，No.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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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政部发布了第一季度民政统计报告，显示该季度有317.6万对新人结婚，同时有46.5万对夫妻离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和17％。离婚数量的上升已持续了7年多，每次新数据发布都会引来一些议论，其中不乏对婚姻和家庭正在瓦解的警示和慨叹，有人更认为，这是城市化、社会流动性提高、女性独立、性文化开放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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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确实仍在提高，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婚姻制度正在瓦解的结论。婚姻的根本基础是两性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所以，只要人们仍在生孩子，女性在孩子抚养上仍在谋求男性的合作，并且他们仍在婚姻与家庭这种模式下达成合作，婚姻便不会消失。从这一认识出发，判断婚姻瓦解更有效的信号不是离婚率，而是单身母亲的比例、有未成年孩子夫妻的离婚率以及女性择偶时有多看重对方的抚养能力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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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统计数据反映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中国的离婚率是两头高：绝大部分离婚发生在3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前者尚未生育的比例很高，后者则孩子已经自立。从这一点看，婚姻在中国的基础依然稳固，与欧洲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未婚母亲和单亲家庭已十分普遍而平常，许多人干脆不结婚了，即便结婚，其择偶考虑中抚养孩子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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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婚姻的核心基础未变，但功能层面上的契约形式，所规定的义务内容以及有利于巩固婚姻制度的价值和伦理体系，却可能正在迅速改变，这是因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婚姻关系的核心职能已无须由这些文化和制度元素来维系。当然，偏好和文化的惯性会延迟这一变化，但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上，这种变化是难以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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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性组成核心家庭合作抚养孩子的婚配模式，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历史至少和现代智人的起源一样早，或许更早。它塑造了我们人性和文化中的许多成分，比如堕入情网难以自拔的心理机制，性嫉妒、男性的处女情结、对配偶出轨信号的敏感，这种敏感在男性更侧重于身体出轨、女性更侧重感情出轨，择偶倾向中男性对生育能力的关注、女性对保护和抚养能力的关注。文化上，我们也发展出了很多对婚姻责任的约束和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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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技术条件的改变使得某些元素对于婚姻的核心功能不再是必须的，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有了可靠的避孕和亲子鉴定技术，对丈夫而言，妻子出轨的代价比以前要低得多，一顶不结果的绿帽不会把他妻子的肚子占用数年（含哺乳期），也不会让他受骗抚养别人的孩子，特别是现代社会的低婴儿死亡率和少生精养的生育策略，使得妻子的可生育年龄不再像过去那么高度稀缺，即便不是处女、甚至给别人生过孩子，其生育价值也不会下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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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有了财产地位等非人力资产，男性求偶者便无须用难以自拔的爱情来证明自己的专一性抚养意愿和能力，后者是缺乏信用抵押物时取得信任的替代品，就像身无分文的创业家在天使投资人面前所表现出的对事业的狂热和执着，但假如你有一套房产，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还有大把现金可以为妻子和孩子买足保险，便无须用这种狂热来让她信服和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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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代人寿命两倍于古人，并且，高度流动性社会中，年轻人的教育和事业前景也更少依赖家庭关系和家族纽带，因而除了情感上的考虑，中年过后的漫长岁月中，不必再为孩子而维持婚姻。同时，女性财务上的独立性，使得中老年人的离婚无须再背负遗弃妇弱的伦理包袱，这些，都使得中老年离婚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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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化和本能都有强大的惯性，许多人性和文化元素起初只是功能性的，可一旦出现并长期存在，便成了我们心理和文化结构的一部分，被赋予了终极性的价值，即便其原先所服务的那些目标不再需要它们，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偏好和行为，进而影响道德与法律制度，只有经过多次世代更替，才会被新的价值和制度元素替换。文化元素的替换快一些，两三代间即会大幅改观，本能则常常需要数十代才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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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惯性并不简单对应着结构上的稳定。在很长的未来，人类大概都会继续拥有爱情和性嫉妒的本能，但由于婚姻已不再那么需要它们来维持，基于它们的情感需求在婚姻关系中也常常得不到满足，人们很可能找出其他关系来安放它们，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贵族社会中，由于婚姻变成了政治和财产权交易，在当时的文化结构中，浪漫爱情很少被置于配偶关系之中。随着现代有限责任婚姻的兴起，婚姻与爱情的关系或许会更松散，从这一点看，当今寻求同性婚姻权利的运动，倒是颇有些保守主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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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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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未来对婚姻影响更大的因素可能是人口转型，人口压力的逐渐松弛，会降低社会竞争强度，继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男女特别是女性在做出婚姻决定（无论是择偶还是离婚）时，不再将对方的物质能力看得像以前那么重要，而会更多考虑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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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婚姻的核心宗旨就变了，重心将从抚养儿女转移到夫妻情感，可是这样一来，婚姻就与同居关系没有根本区别了，原先将夫妻拴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孩子——不再像以前那么牢固有力了，尽管孩子的情感需要也会让离婚者有所顾忌，但毕竟不如物质条件那么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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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化，我们很快会在刚刚开始跨入婚育年龄的90后一代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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