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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女孩嫁到美国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虽算不上有多发达，但毕竟拥有了一个让她那些也想出国的亲友可以投靠的落脚点。假如她只是因为结婚才到了美国，那她就很可能在那里还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也非常迫切需要为自己构建这样一个关系网，而帮助亲友移居并立足是最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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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美国年轻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显得古怪甚至难以容忍，并让他们发出文化隔阂的感慨。这里确实有文化差异，但不是民族间或地区间的横向差异，而是一种纵向的时代差异，只要你从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传统社会娶来妻子，无论是菲律宾、印度还是肯尼亚，都很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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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人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当初从欧洲移居北美的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都有投亲靠友的习惯，老移民也乐意为新移民提供帮助和安排落脚点。从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迁移路线也可看出端倪，第一代移民通常先在波士顿、纽约等沿海港口大城市落脚，等适应了当地文化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之后，从第二代开始便逐渐往内陆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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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欧洲还是个传统社会，血缘、姻亲和同乡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仍很优先，是安家立业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依靠，当然，欧洲也有其独特性，相比其他文化，教会组织和教友关系起着更大的作用，不过在那个年代，教派分化和血缘与地域分支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因而前者并不会对后者构成离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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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对待亲属与同乡关系的态度上，并不存在多少横向的文化差异，这一点从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看出。当亲属同乡关系构成个人适应新处境的负资产时，人们常表现出嫌弃乡下亲戚的倾向，比如那些通过自我包装和精心钻营勉强挤入上层社会、对其新近取得的身份和地位尚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常常面临这样的局面，像“中国人更看重家族同乡关系”之类的简单说法，会让我们忽视或错误理解其背后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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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假如你即将去帮助的人，除了偶尔的聚会和问候之外，今后很少可能再跟你发生重要关系，不再构成你立足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关系网的重要部分——在高度流动性的都市社会，这很可能是事实——那你就很难提得起精神去帮助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最初，或许处于文化惯性和社会压力，你可能仍会这么做，但随着这种做法日益稀少，它越来越不再是一种责任，而对方也越来越没有理由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习俗和文化的变迁便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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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变迁，连同其他变化一起，将使得婚姻关系变得日益单纯。原本，一桩婚姻的缔结是两个家族的联合，即便在家族纽带比较松散的传统社会，至少也是包括双方父母兄弟在内的两个扩展家庭之间的紧密结合，亲家、婆媳、姑嫂、妯娌、连襟等关系都将从头建立起来，双方都将对方的关系网融入自己的网络，并成为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情形下，离婚将是一次撕裂无数关系的大地震，因而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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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婚姻将不会再伴随着这样的关系网大融合了，这一变化是三个因素相互强化的反馈过程：预期依赖度的降低，让人们逐渐疏于发展姻亲关系；而由于这些关系发展程度较弱，离婚带来的震荡和损失降低了，从而提高了离婚率；而离婚率的提高又进而削弱了人们发展姻亲关系的兴趣，因为他们预料到这种关系可能长久不了，不值得投入太多资源和精力去建立，这反过来又降低了人们对姻亲关系的依赖以及离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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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婚姻关系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义务，将日益从未来的婚姻中消失，婚姻将越来越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让父母震惊和亲属愕然，他们将更平静淡然地接受这样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姻亲之间的情感将荡然无存，但它将变成一种更加轻松、不包含相互间责任义务的普通友情关系，是个人随其喜好和性情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由社会规范压合而成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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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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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组织向复杂化和大型化发展的历史上，姻亲关系曾起过关键作用。最初的人类社会都是由单系（父系或母系）血缘群体所组成，其中绝大多数是父系群。随着世代更替、血缘渐疏，此类单系群不断分支裂变，而且各裂变分支往往相互邻接，是竞争资源的直接对手，因而群体发展壮大很受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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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亲关系恰好可以补偿这一缺陷，它让家庭有机会在本社群之外发展关系，找到盟友，在那些缺乏司法秩序、充斥着血仇循环、所有外人都是敌人的社会中，这种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当你出门旅行或从事贸易时，途经之处缺少盟友庇护是极端危险的。持续的通婚关系，进而可以让若干群体建立合作联盟，在战争中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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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大人物通常更倾向于和其他群体的大人物结亲，反过来，建立广泛而友好的姻亲关系，也是个人提升和巩固权力的手段，长此以往，若干合作群体之间可能逐渐形成一个持续通婚的上层圈子，利用婚礼节庆等场合经常聚会，并发展出协调相互关系的规范，于是一个二级政治结构便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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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婚恋障碍为城市化过程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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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4，No.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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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之际，一家职业信息网站“大谷打工网”发表了一份对上海年轻打工者婚恋状况的调查报告，基于对近两万份网络问卷的统计显示，年轻一代城市移民在婚恋问题上面临巨大困境，已成为这些青年的头号心理问题。寻找伴侣不容易，稳定关系更难，走到结婚这一步则更是障碍重重。据报告称，收入、住房、流动性、社交机会的缺乏，是构成婚恋障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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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卷这种方法无疑有很大的样本偏向，23.6岁的平均年龄也显示样本选择是偏向于婚龄人群的低龄一端的，这就夸大了单身比例。不过尽管有这些缺陷，报告看来还是反映了某些真实情况，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到的印象也颇为吻合。在一个刚刚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社会出现这样的婚恋障碍，本不足为奇，而出现在上海这样房价奇高的大都市更是预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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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一项长期关系，而且这一关系的紧密和利益相关程度极高，完全重塑了双方的生活。在人类主动缔结的各种关系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因而双方在作出选择时自然会十分慎重，会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对方的情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城市大社会的信息条件远不如传统乡村与城镇社会。对于成年后才来到城市的新移民，则条件更为不利，他们脱离了原有关系网，必须从头建立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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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也不大，亲戚邻里发小交往多，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所以在作出择偶决定前，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了解候选对象；而且，传统婚姻父母做主的成分更大，婚姻常常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因而相互了解和磨合的时间就更加充分了，从孩子生下来便可开始，可能导致日后不和的因素在早期便可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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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社会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它的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压缩了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从而延长了择偶过程；在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更多地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也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的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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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实条件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了择偶策略的全面转变，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生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这样，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特别是生孩子时，已经老大不小了。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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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婚姻的另一个障碍是父母子女之间观念的冲突。两代人的择偶标准不同，年轻人接受了新的观念与文化，但父母常不愿意放弃干预，而子女出于财力上的需要，也因为文化上的惯性，可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听从父母的要求，这样达成四方满意的安排就更加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造成原本不错的关系被生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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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移民进入城市后，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此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不利：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是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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