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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科学方法加工的个体经验和朴素知识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很难脱离特定情境而被当事者以外的其他人利用，因而也难以有效地积累、传播和组合；所以，一个实践领域若没有相应的学术支持，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由经验与理论之间的递归反馈过程所构成的自我积累和自我优化的知识体系。所有新人几乎都要从头摸索，从流传的朴素知识和师徒相授中得到的帮助很少，而他们的探索路径也是随机漫游式的，而不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启发式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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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假如有一个大规模市场体系，其淘汰机制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好的模式和方法，但即便如此，在缺乏科学方法的情况下，市场选择在上千年里取得的进展，可能还比不上引入了科学方法的市场在几十年内的发展程度。况且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看到这样的市场，替代教育的生存空间被体制压制得极为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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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这个狭小空间也并未被探索者充分利用，而这很可能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气质所带来的另一个倾向——远离商业化有关；很少有人将替代教育作为一门生意去做，去探索一种在财务上可自我维持和自我积累的可行商业模式，更多人将此当作自助和互助，或者慈善和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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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除了国内学生很难进入的国际学校之外，替代教育实践者所办学校极少有成规模的。学校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实在太小就会面临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许多需要靠规模来摊薄成本的教育条件就无法利用。比如百人以下的学校就不大可能有足球场，30人以下就很难组织体育竞技，再小的话，就很难给同年龄段孩子单独开课了，需要昂贵设备和教具的教室也不可能配置。更重要的是，如果可以相处的同龄孩子太少，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会缺乏原本应有的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经历，类似于独生子、孤儿或从小就不上学而被家长带在大人世界里的孩子所缺乏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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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太小当然主要是因为制度限制，而且在风险很高且制度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也很难说服投资者进入，但无论如何，将一所稍具规模的民办小学办得不那么像体制内学校，至少放弃广受诟病的应试目标和原始野蛮的灌输，改变最具压制性和伤害性的管教方式，总是存在一些空间的，但实际上很少有人朝这个方向尝试；或许这种部分改良会被视为妥协，而这与理想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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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有着种种问题，尽管发展状况还很不如人意，但毕竟这些早期实践者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开拓了许多道路，也建立了一些滩头阵地。这些成就，连同他们的故事的传播，会让后来者的抉择不再那么艰难，也不再显得那么另类，因而逐渐会吸引来一些具有不同气质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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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所有变革运动一样，在第一代先锋凭借理想和勇气完成拓荒之后，第二代参与者通常会更加温和与务实，更能平静而同情地看待与自己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包括他志在改造的旧体系。这样，他们也将更有意愿和机会去利用主流社会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事业，尤其是来自主流科学界的学术资源和主流市场的商业资源，到那时，他们方能从目前的边缘地位走出来，成为普通家长也可轻松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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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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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缺少宗教情感，过于强烈的宗教气质有时甚至让我有点讨厌，不过每当冷静下来考虑这一点，我体会到的更多是同情和敬佩。宗教所带来的激情和执着，确实推动人们完成了许多非如此可能不会有人去做的伟大事业，当然前提是那不是一种坏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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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在建立美国社会（连同她的传统和文化）的过程中，清教徒精神曾起过关键作用，洛克菲勒便是其中杰出代表。这位虔诚得有些偏执的浸礼会教徒，将绝大部分财产都奉献于慈善和公益事业，一手创建了美国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与此相比，创办芝加哥大学只能算小试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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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怀疑，宗教激情会让新教育实践者排斥科学方法，固守于某些信条和教育模式。一开始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初期的理想主义者在完成拓荒之后，就会逐渐被更为灵活务实的实用主义者所取代，转向更贴近现实需求、其成效更可能被验证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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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是极好的例子，他创建的芝加哥大学非但没有多少宗教色彩，还成了进步改良派的阵地，参与筹建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更是力主将宗教信仰排除出教育体系的改革先锋；更有意思的是，洛克菲勒本人终身信奉传统草药和顺势疗法，对现代医学没有好感，捐建医学院只是出于朴素慈善理念，长期为其服务的私人医生也是个敌视现代医学的旧郎中。但因为洛克菲勒是个注重实效的企业家，所以当现代医学在消灭传染病方面表现出卓越成效时，他便放弃个人偏见而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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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成长过程中家长影响与同龄人影响的比较，参见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先天、后天》（Nature via Nurture）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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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贾瑞德·戴蒙德《昨日之前的世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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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五章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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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做各种事情——思考、说话、工作、解决问题、与人交往，或安排生活的方式，常常会形成固定的模式，并随世代交替而一代代传下去。这些固定套路，在个人叫习惯，在群体叫习俗，在技艺叫门道，在器物或艺术叫风格，在语言叫口音或腔调，在思想叫流派，笼统的，都被称为传统，它们构成了文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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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得益于我们在行动时所固有的保守倾向，尽管人类已经是头脑最开放，心思最活络，最具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动物，却仍无法摆脱这一倾向，因为保守性是生命的基本特征：每一代相当精确地复制上一代，生命的有序结构才得以维持，过高变异率会摧毁任何结构。这一点对文化同样成立，尽管两者所能容忍的临界变异率可能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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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保守性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我们在做多数事情时，面临的选择实在太多，而其中只有极少数是可行的，随机改变而得到可行方案的希望极小，获得改进的机会则更为渺茫。所以一旦你有幸找到一种可行方法，最合理的做法就是牢牢记住它并不断加以重复，不要轻易试探其他可能性，除非错误代价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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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种稻，假设播种时间、育秧天数和灌溉次数分别有20种、10种和3种选择，每次灌溉的时间有5种选择，那么种植者一共就有4万多种选择组合，其中或许只有几百种能带来正常收获。此时假如你已找到一种可行组合，尽管可以指望还存在可成倍提高产量的其他组合，试探仍是不合算的：以万分之几的几率获得数倍产量，代价是以99％的几率丧失整季收获；更何况像水稻种植这样的事情，可选参数实际上比这多得多，其组合将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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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因探索而得益的机会这么小，那么诸如种植水稻的正确方法之类知识最初是怎么获得的？难道不是探索的结果吗？答案之一是达尔文式的：探索的代价确实很高，经常是丢失生命或繁殖机会，但有时生物必须承担这种代价去解决面临的问题。那些没找到解决方案的个体都没留下后代，而我们的历代祖先有幸都找到了，这正是我们存在于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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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获取和背离一种方法的代价是不对称的，因为方法的发现可能改变了成本收益曲线。当我们祖先最初探索谷物种植方法时，以狩猎采集为生，利用闲暇尝试种植，权当消遣，成败无关痛痒，可一旦找到好方法后，谷物便会养活更多人口，越来越多人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不适宜狩猎采集但适宜种植的地方也有了居民，此时种植失败便是灾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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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许多创新不是有意探索的结果，而是无心之获，可能是一时疏忽差错，或意外干扰，或模仿学习中的误解，或不具备照搬条件时的姑且凑合。这些偏离的后果多半是中性或恶性的，所以生活总是充满失败、灾难、死亡和灭绝，但也有个别偏离得到了好结果，于是有了改良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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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倾向的另一个理由是，一种方法的长期沿袭，会降低继续使用它的成本，而提高更换它的代价。因为随着该方法的持续反复使用，围绕它的知识、工具、技能、设施等资源会积累并特化，同一条路走多了，会被踩得更平，沿路陷阱和危险会被发现并记住，重要路标被识别和命名，歇脚点被开辟和修缮，通往它的分支小路也纷纷被踩了出来。此时，弃之另辟他途的机会成本，就比当初选另一条路要高得多，于是路径选择便被锁入了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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