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53085
1702253086
文化为参与者提供了比普遍人性更丰富的信息背景，帮助他们识别那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协调线索。比如问纽约人：假如和人约会又忘了约定的具体地点，会去哪里赴约？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中央车站，但要是问一个非纽约人，他恐怕就茫然失措了。同样，假如一个外国债主来传统中国讨债，大概也不容易猜到年关是最佳时机（因为一个人假如在春节还流落在外躲债，其声誉损失将是最高的，此时有关他落魄和欠债不还的坏名声将获得最佳传播机会）。
1702253087
1702253088
文化不仅为协调创造了条件，其本身（部分的）也是协调的结果，那些由长期重复发生的、涉及整个社区的协调博弈所形成的聚点以习俗的形式积累下来，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而来自过去的传统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将取决于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核心家庭与大家庭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已定居外地的个人是否仍在意且可能在家乡社区确立其身份和地位？那些源自家乡的社会关系是否仍在个人关系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1702253089
1702253090
第一个方面在可见未来大概不会有多少变化，巨变已经发生过了。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早已瓦解，子女组建的核心家庭多半与父母分住，眼下的春节家庭团聚大致发生在父母家庭与子女核心家庭所构成的扩展家庭之内，而较少发生在更大范围内；在现有扩展家庭范围内，春节团聚的意愿仍十分强烈，看不到弱化的趋势，只是团聚的地点选择可能会变得更灵活。
1702253091
1702253092
后两个方面则正在迅速改变，并将随城市化的深入而继续改变。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更为层次化和多面化，家族的、同学的、邻里的、工作的、各种兴趣圈子的，在这些侧面所面对的文化传统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相互之间往往是高度隔离的，不像传统社会把它们都捆绑在一个体系之中，要么进入，如鱼得水，要么退出，孤家寡人。相反，在现代城市社会，个人可以很灵活地分别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构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
1702253093
1702253094
显然，这些不同侧面的关系所对应的社会活动，并不会恰好与某个共同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而在传统社会，它们恰恰被与“家乡”这个地点捆绑在一起；所以，一个35岁才离开家乡的、因而其主要社会关系结构已在那里建构完毕的人，是很难舍弃春节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确认这些关系的，除非他在那里混得很差，想逃避。
1702253095
1702253096
相反，一个在青春期尚未结束便离开家乡，随后在大学、职场和繁华多样的都市生活中建立了各方面关系的人，家乡只是个遥远的回忆，可能很美好，但并不是他如鱼得水的地方，不是他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地方，不是他生活和价值重心所在，随着城市化深入，这样的人显然会越来越多。
1702253097
1702253098
同时，随着家庭成员居住分离度的上升，家乡甚至将不再是多数亲戚长辈的居住地；家乡因而不再是过年地点的必然选择。“回家”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过年的唯一理由，其地点将变得更随机，或许只是大家庭中拥有最大房子的那个核心家庭。
1702253099
1702253100
后记
1702253101
1702253102
春节期间的人口大流动，最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所特有的面貌。在传统小社会，这样的流动只发生在少数群体身上，比如行商贩夫、运输业者、游动服务的工匠或理发师、跑码头的戏班子和说书艺人。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过年时所在的地方，见到的人，交往的对象，都和平时没多大差别。
1702253103
1702253104
而在一个两三代之前便已完成城市化的社会，个人成长、上学和工作生活的地方往往不是同一个，家庭成员也很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像春节（或感恩节）的重点是家庭团聚，而不是高密集社交。在节日，个人反倒是从平时的社交网中临时脱离了出来。
1702253105
1702253106
只有在城市化正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社会，大量人口新近进入城市，但其大部分关系纽带——亲属、发小、邻居、同学——仍以家乡为汇聚点，而且这些社会资源仍在个人生活——诸如择偶、找工作、借钱、寻求合作伙伴、价值认同和情感支持中占据重要地位，才会在春节形成方向性高度明确的回乡潮。
1702253107
1702253108
四五年前曾听一位打工仔说，他那年春节在老家一共参加了十几场婚礼，红包送到肉痛，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在目前这个特殊阶段才会见到。
1702253109
1702253110
1702253111
1702253112
1702253114
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天灾与社会[3]
1702253115
1702253116
2008-05-28，No.401
1702253117
1702253118
灾难中的社会心理
1702253119
1702253120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4]，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1702253121
1702253122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地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某些信念和预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1702253123
1702253124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相信店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1702253125
1702253126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些信念（至少其中某些）。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可能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1702253127
1702253128
现代的科学、教育和传媒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因为在一时一地发生概率极小的灾祸，在全球范围和漫长历史中大都已经发生过，人们也都已从课堂、传媒或演习中听到过，并对如何应对有所准备；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
1702253129
1702253130
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以及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那些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上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问题。
1702253131
1702253132
灾后的秩序
1702253133
1702253134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
上一页 ]
[ :1.7022530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