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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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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户外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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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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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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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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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反复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将个人牢牢束缚在一个笼罩生活所有方面的单一关系网络和伦理系统之中。现代化过程将个人从中解脱出来，变得更独立自主，获得更多选择空间，也让社会更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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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好的一面，它还有坏的（至少是危险的）一面：摆脱了传统依附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个人，若未能从其他组织中寻求安全和表达利益诉求，便只能转而依赖国家权力，此时可能出现几种情况：假如国家过于虚弱而未能提供基本保护，个人就会倾向于向武装帮派寻求保护，正如许多非洲国家所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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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国家足够强大，并且其保护主要通过独立的司法系统提供，那便是我们在现代法治社会所见到的理想情况；但国家保护也可能以裙带式的政治效忠／庇护，或党派间政治分赃的方式提供，结果就会助长起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权力，不断压缩个人自由空间。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帮助个人抵御强权的那些基层和地方组织，却已随现代化而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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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主张大政府和国家干预的进步派总是在高流动性的大城市拥有压倒性多数，便是上述危险的一个显著迹象。脱离传统网络的个人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建立新的传统和自发秩序，将是未来个人自由能否得以保存的关键，否则，他们起初从现代流动性中获得的好处，又会被权力一点点蚕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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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奥林匹克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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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5，No.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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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雅典奥运可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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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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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它们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血淋淋献祭场面，你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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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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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与精英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理性复兴这棵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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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维持和平所需的政治秩序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帝国建立，才出现了较为长期的和平。但定居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渔猎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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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民族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游牧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道理，比如除了比武大赛，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季节性的围猎活动是象征君主和贵族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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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权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立的封建国家，尚武对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盟会、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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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此精神之要义在于，对某些行为规范的遵循，不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更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含了这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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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者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那时一方面社会上层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动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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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武习俗发展出竞技体育的另一个关键，是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王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元气大伤，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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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枪比武虽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正是在都铎王朝。英王亨利八世还因此而受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则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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