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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生活环节中，科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远远无法为生活提供一个全面完整的指导框架，它充其量只能在零散个别的环节上提供意见。而且即便科学有了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和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计算能力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全面运用这些知识到每个生活细节，成为一部完全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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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我将科学视为最佳知识来源，即便我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我的理性，但我完全清楚，我日常的许多行为和选择，远远说不上是理性的。在指导每日生活的各种知识来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进化所加于我的认知局限，我成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我那充满了偶然性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以及我沉浸于其中的传播环境。在我看来，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是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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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相信，日益进步的科学将进入更多的生活领域，但迄今为止，多数传统经验的作用机理尚未被分析过。事实上，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原本被进步人士视为荒诞无稽的传统习俗，确有其实用价值。因此，轻易摧毁和抛弃那些未经科学理解、也没有科学替代物的传统，非但不会增进理性和进步，反而会让那些失去依凭的人们倒向更具煽惑性也更机会主义的新潮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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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与之争夺意见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从传统和习俗转向新潮大师，科学是绝无胜算的。科学的怀疑精神、试错态度和对竞争观点的开放性、逻辑上的审慎、对支持证据的质量要求，都大大降低了科学家获得传播力和成为意见领袖乃至心灵大师的可能性。大师们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断然、当头棒喝的气势和简洁明了的信条，将注定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中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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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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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条微博里（No.4506）表达了我对理性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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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理性主义是指最大限度地运用理性，那我就是理性主义者，但我理解的理性主义是指下列情况之一（或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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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是首要知识来源，也即反经验主义，通俗说就是：关于世界的道理自己蹲在家里使劲想就能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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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经理性探明的事物在价值上是较低的，表现为：因为自己或自己所认定的聪明人们不理解某件事，就认为它是不对的、没用的、不值得保留的，比如药理上尚未弄清，但确实有用的经验药方，机制上尚未探明，但确实在维持着秩序的习俗和习惯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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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好的东西都是经由理性论证、预见、设计和建构出来的，比如好的制度、好的法律、好的语言、好的工艺、好的产业、好的产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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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哈耶克一样）认为，这种理性主义是很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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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针对的，是上述三种倾向里的第二种（方便起见，我有时将其称为“科学主义”，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用法），它可以视为一种白名单原则：凡缺乏科学依据的经验皆无价值。而我的态度则是黑名单原则：凡有科学依据让我相信是虚假、有害或不合理的经验，会被我摈弃，其余则视情形（直觉、喜欢等）而定；没有科学依据表明有害的传统，我倾向于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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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同性婚姻与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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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30，No.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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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两桩涉及同性婚姻的案件同时在最高法院得到审理，许多人预期或盼望这些案件的判决将为这一长期争执不下的政治议题给出结论，做个一锤定音式的了断，或至少给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个有力推动，在伦理规范演变史上树立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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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大法官和宪法学家却很不情愿让最高法院发挥这样的作用。基于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的传统，对此类高度政治性的伦理议题，他们更希望看到由社会从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政治进程和规范演变过程中自己得出结论，而宪法判决只是在事后加以澄清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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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高法院确曾起过更积极能动的作用，比如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决中对堕胎权利的支持，但宪法学界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那是值得称颂的先例，所以这次大法官们也不大可能会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判决，而更可能作出程序性的或仅产生个案或局部影响的消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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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性婚姻，近年来美国舆论和民意的变化倒更值得关注。据统计，不赞成同性婚姻者的比例，在过去二十多年已减少了一半多，从1988年的72％降至目前的约1/3。据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学家鲍纳分析，这一变化既非世代更替的结果，也不是自由派势头抬升的表现，而更多反映了婚姻关系和性观念本身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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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保守主义在美国非但没有消退，反而经历了一次强势回归。在看待传统、宗教、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上，社会价值氛围中存在着一股朝保守方向复归的潮流，六七十年代的叛逆和革命热情对年轻人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显得酷，传统价值重新得到珍视，吸毒大幅减少，青少年对待性关系也更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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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日渐宽容开放的态度，和保守主义回潮似乎背道而驰，但细究之下却并不矛盾。保守主义的回归——和其他任何“复兴运动”一样——并非简单回到原有观念状态，而是在经历了新的变化、冲突和对比之后，对某些传统价值形成了新的认识和价值自觉，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有意识也更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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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传统深植于文化，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身处其中的人们反倒容易对它视而不见，即便有所认识也会视为理所当然，因而觉得不值得加以谈论。只有当视野之内发生了截然不同并与之相悖的事情时，人们才像获得了一面镜子那样，首次有机会看清自己一直在实践着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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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熟视无睹到自觉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认识将随接触、冲突和了解的持续而逐步加深，态度和反应也将随之而变化反复。第一轮反应往往表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将挑战传统的新事物视为不可理喻的异类而简单予以排斥，拒绝花心思去了解和理解它，而年轻人则将其视为释放青春叛逆的出口，持同样的盲目和非理性姿态，往往为叛逆而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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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双方都带来挫折，老一代发现，在社会变化面前，他们的传统日益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而年轻人则发现，接受新观念是一回事，将生活方式建立于其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他们到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年纪而遭遇各种现实困难时，就难免发生动摇与分化。一些人承认过去的幼稚轻率并回到传统；另一些不肯认输者则以他们混乱动荡的生活和常常是悲剧性的结局给保守派送去了反面教材，还有些幸运儿则只因其他条件的优越而得以维持理想，但这也是在告诉世人：进步和新潮是一种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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