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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有关过年恐惧症的讨论突然间热闹了起来，恐惧的对象，都是我们耳熟能详、许多同龄人也都亲身经历过的事情：父母逼婚，七姨八姑张罗相亲；长辈催问事业前景，指点进阶之道；亲戚邻居对收入与房车的殷殷关切；同学聚会中的炫富耀权；日渐疏远的发小重逢时的尴尬……多半涉及价值观分异所造成的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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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抱怨多来自身在大城市而老家则在小城市或乡村的年轻人。作为一个70后，类似的声音已听得不少，也有许多切身体会，今年突然变成一个热议话题，大概是因为85后一代已到了成家立业生孩子的年纪。作为第一批完全没有在计划体制下生活过的新生代，他们与上一代的价值观差距比之前的更大，在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恰好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那一轮大规模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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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更珍视个人独立和自主，更难以忍受父母的摆布和亲属的压力，更愿意按自己的个性与喜好选择职业和发展社会关系，而不是被动接受家族、同乡、同学等被事先给定的关系，也更难以接受传统的评价标准。这些差异，对于选择去大城市生活的人尤为突出，因为这一选择本身表明他们比留在老家的同龄人更向往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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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价值观和文化差异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差异之所以带来恐惧，未必是因为差异太大，或许恰好相反，是因为差异还没大到将双方彻底割断。害怕逼婚，或许是因为自己在择偶问题上确实遇到了障碍，对自己的信念和立场也没有十足的信心，害怕自己或许真的会屈服于催逼，或经不起相亲机会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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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害怕家人亲戚为自己的事业前景而张罗操办，或许也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上并不顺利，对自己能否自立于都市社会有一些迷茫和怀疑，在自己想要什么和要做什么的问题上尚没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尽管知道自己对啃老或接受长辈的安排和铺路心存鄙视，但在内心深处，仍免不了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选择这条轻松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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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假如我们果真对自己的独立、对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有能力在选定道路上走下去确信无疑，那么，对节日回家期间所遭遇的种种，倒完全可以泰然处之，对那些自己并不需要的关怀和帮助，大可礼貌而不失坚定地加以谢绝，而不至于影响自己的情绪进而演变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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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文化隔阂并不会妨碍像过节回家这样的短暂相处。恐惧来自被影响与改变的可能性，而这只有在足够靠近而且差距不那么大时才会发生。当你面对一种老旧陈腐的文化，同时完全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其中一部分的时候，反倒会感受到某种类似于异国情调的东西，甚或产生怀旧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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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你在同学发小聚会上面对那些粗鄙不堪的炫富耀权举动时，假如你完全确信自己不会为他们的价值观所动，也根本不在乎他们对你的评价，甚至觉得被他们夸奖是件可笑而尴尬的事情，那你便可坦然地以一位人类学家的姿态，把这种聚会看作一次文化观察的机会了。即便你对人类学没兴趣，至少也可以一位游客的姿态观赏一番奇风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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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对于游客和人类学家，天壤之隔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是好奇而不是恐惧和冲突，真正带来冲突的，反倒是那些大小适中的差异，它们足够显著而可以在群体之间被用来区分你我，却又足够细微而让双方仍然能够相互理解、沟通和影响。所以，就文化冲突而言，内斗永远比外斗更激烈更凶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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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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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恐惧症所代表的这场文化冲突，据说还延烧到了微信上。这几年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大爷大妈们纷纷用上了微信，还经常把孩子们拉进他们的聊天群。晚辈们很快就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原本只有过年回家才会遭遇的场面，现在随时都会出现了，许多人只好悄悄屏蔽以求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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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的代沟或许每个社会都会有，但转型社会中的代沟不仅仅由年龄差别所造成，也代表了不同社会结构所对应的文化之间的隔膜，因而这一隔膜同样存在于选择了不同生活环境的同龄人之间。在都市工作生活多年的人，过年回到乡村或城镇时，常发现自己在同龄人之间已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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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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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2，No.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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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得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调整状态，全家出动当保镖护送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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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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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狭窄、机会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有现在这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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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视野之内隔好几年才会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要是从小跟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就会觉得有压力了，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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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各种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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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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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比如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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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他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得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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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种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地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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