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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高考折射出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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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2，No.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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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家长好像都比孩子更紧张，而且表现得一年比一年夸张。拥挤在大门口守候已是稀松平常，提前一两个月到宾馆开“备考房”调整状态，全家出动当保镖护送孩子赴考场，迟到了跪求门卫，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对附近马路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家孩子今天高考”俨然已成为要求邻居和市民给予特权待遇的响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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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家长对高考如此紧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上升通道狭窄，且多半已被特权阶层垄断，留给普通大众的进身之阶只有高考这座独木桥了。而且，诸多个人发展机会中，唯有高考算是机会较均等、程序较公平的。这一看法抓住了高考的社会功能，和古代科举制一样，高考确实是保持社会流动性的一条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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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未解释为何人们会如此紧张。通道狭窄、机会渺茫，未必是紧张和焦虑的理由。80年代社会流动性更差，当时所有人都被牢牢束缚在计划体制和户籍制度中，改变职业、经商创业、迁居城市、移民出国，几乎没有可能，高考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况且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这座独木桥远比现在拥挤，但那时考生的父母却没有现在这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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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假如改变命运的机会过于渺茫，考中进士就像彩票中头奖，人们反倒会将之视为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不会太为它而操心和焦虑。假如你视野之内隔好几年才会有一个幸运儿出人头地，你多半不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要是从小跟你玩泥巴的孩子现在一个个都出息了，发达了，有头有脸了，宝马别墅了，你就会觉得有压力了，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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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紧张和焦虑，恰恰是过去二三十年社会流动性剧增的结果。原本僵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瓦解了，动荡之中，人们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社会定位，此时各种机会之门似乎都开放着，全看谁更眼明手快、身手敏捷、拼抢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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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形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下，等级森严，社会流动性很低，平民们反倒安于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工业革命后，各种新职业新阶层迅猛崛起，新贵大量涌现，原有等级结构再难维系，此时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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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贵族要标榜他们的古老荣耀，新贵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刚刚挤进去的那个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也努力成为合格的绅士淑女，这一集体焦虑最终推动形成了严谨、刻板还时常有些虚荣和伪善的“维多利亚道德”的社会规范，这在当时的文学（比如狄更斯的作品）中，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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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喜不喜欢，身份焦虑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它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偏好，并重新确立社会关系和交往规范。为了在一个更高的地位上立足，证明自己配得上新的身份，人们努力工作挣钱，拼命储蓄，使劲消费。正因为他们对子女未来身份要求更高，也因为他们觉得必须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的新身份，他们才大喊养不起孩子了；尽管收入已比老一辈增加了好多倍，而且越是高收入者喊得越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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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种焦虑，进而观察它如何驱动人们作出反应，有助于我们看清他们的经济行为。为何一方面拼命储蓄，而在某些消费项目上却毫不迟疑地一掷千金？为何拥有一套房产如此重要？为何女性择偶如此看重物质？为何供养能力显著提高却不肯生孩子？简单一句“虚荣心”会让你错过重要的东西，任何虚荣，仅当有关文化价值尚未确立时才是虚荣的，价值一旦确立，它就是风格、品位和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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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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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性大门打开时所出现的焦虑和冲突，（用一个稍显夸张的比喻）有点像皇帝病危而太子未立时所出现的宫廷骚动。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也有资格，不赶紧动手就晚了，同时却又不知该如何下手，眼看形势一天天发展，害怕自己一着错失成千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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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局面抬高了每个人的预期，但最终成功晋身者只能是少数（尽管经济增长可以让所有人受益，但心理感受更多取决于相对地位而非绝对水平），那些受阻于门外的人，因为找不出令其信服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别人成功了自己却失败了，于是先前的焦虑转变为挫败感和被剥夺感，这种感觉可能汇聚为社会不满和骚动。这也是一些国家在经历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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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这一过程持续多年，新社会结构下的游戏规则逐渐浮现，关于如何才能在新条件下获得成功，需要哪些禀赋和资源，竞争所遵循的是哪些规范，新结构下各生态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留给我的可能性是哪些，是否值得我去拼争等问题的答案逐渐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态才又平复下来，开始找到并适应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新的社会均衡便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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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身份焦虑也是繁荣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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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8，No.4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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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料到会有这样一本书，它谈论的是美国社会，其中观点却更适用于当前中国社会。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1983年出版的《格调》就恰恰如此。他对美国中产阶级身份焦虑的刻薄描绘，至少在今天看来已相当过时，而他所推崇的“另类”生活态度，则随着自由职业群体的扩大和“蜜罐一代”[3]的成年，也早已算不上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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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在中国，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中产焦虑：城市白领勒紧裤带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借以彰显身份的消费品牌和时尚元素的追逐近乎狂热；父母乃至祖父母为帮助子女实现中产梦不惜倾囊而出；大学毕业生宁可挤在大城市地下室忍受失业和低薪也不愿接受一份工资高得多的蓝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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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就过得很累。比如在谈论一件商品或作品时，特别重视那些符号性的元素：它是属于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够不够纯正和正宗？真的是纯手工制作吗？而不是它们带给自己的直接感受：味道真好，听着真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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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直接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用来标示身份。很多人即便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品位、个性和思想深度时，也要借助某个符号化的名人，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品位、个性和思想，这一点，看看每本畅销书上都有的腰封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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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中产阶级被福塞尔贬得一无是处，我倒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首先，福塞尔的描述显然带着严重的偏见，毒舌并不只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几乎从不把这条毒舌指向他所划分的最上面那两个等级；而他推崇的另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需要很有钱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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