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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直接感受相比，符号更适合用来标示身份。很多人即便在试图显示自己的品位、个性和思想深度时，也要借助某个符号化的名人，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没什么品位、个性和思想，这一点，看看每本畅销书上都有的腰封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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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中产阶级被福塞尔贬得一无是处，我倒想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首先，福塞尔的描述显然带着严重的偏见，毒舌并不只是他的风格，因为他几乎从不把这条毒舌指向他所划分的最上面那两个等级；而他推崇的另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需要很有钱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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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看，中产阶级确实很焦虑，活得很累，而且这确实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未必是坏事，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也是文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有些人有着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可以不依赖外部激励而持续追求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人，努力工作需要一种价值氛围和外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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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勤奋工作，努力维持一个体面生活，才辛苦攒钱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以便未来出人头地或至少也过得体面；也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处处谨慎，精打细算，不去赌博酗酒染上毒瘾，及时归还贷款，不让自己面临失业和破产的危险，以免失去好不容易维持着的地位；也正是对体面的需求，才让他们在当今福利社会中保持着对接受施舍或领取福利的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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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在意别人看法，他们才更尊重社会规范，重视个人声誉，小心处理人际关系，谨守习俗和法律。因为道德规范正是在人们相互注视、评价和对交往对象的选择之中形成并得以维持的，所以福塞尔也承认，中产阶级最守规矩也最重视道德——尽管他不认为那是个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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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所带来的压力，就像推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也推动着文明进步，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是维多利亚时代。从文学作品中便可看出，那时候的身份焦虑同样普遍而强烈，但正是这种焦虑，塑造了极富进取心的维多利亚企业家，积极向上的维多利亚个人主义，严谨的维多利亚道德观，还有理性、克制、富有荣誉感的维多利亚绅士，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繁荣与进步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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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焦虑不一定带来繁荣，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将其引到不同的方向上，对身份与地位的渴求可能激励人们积极创业、努力工作，也可能促使他们去考公务员、攀附权贵、谋求加官晋爵，更多的人会选择哪个努力方向，还要看制度环境所提供的、让人们可以借以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中，哪条更宽阔、更易于接近、更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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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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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交往中，人们需要尽可能了解对方底细，以便决定采取何种姿态和策略，将交往引向何种方向与深度，但由于信息条件和认知能力的局限，我们只会将自己最熟悉的交往对象（其数量受限于邓巴数）当作一个个有着独特而丰富个性的人对待，并记住他们和自己以及他们相互间的交往历史，其余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归类或者贴标签的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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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社会，每个人的交往对象很少会超出上述局限，因而有着充分时间和机会去了解对方，若没这条件，则索性不予交往，这是那时候对待陌生人的普遍态度；在现代流动性社会，人们时常会遇到新的交往对象，没有条件知根知底，却又必须交往，这时候，对标签的需求便旺盛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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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现代人的文化人格更为多面化，单一归类不足以描绘。在古代，从口音和职业更容易猜到一个人许多其他方面，现在却不容易了。一个白领身份无法告诉我你是文青还是科技宅，是金庸迷还是韩粉，是国粹党还是英伦范，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要让别人迅速了解这些底细，必须贴上很多标签，所以为让自己的社交变得更有效，人们也会主动往自己身上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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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和微博上常可见到一些ID在自我介绍中罗列一大串标签，甚至挂在头像上唯恐你看不见，不过这种赤裸裸的贴法在日常生活中显得太不优雅了，需要些更婉转含蓄的方式，这时候，各种时尚品牌、明星偶像、情怀大师和腰封天使们便就有了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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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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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3，No.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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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处于中间年龄段的人所主导，所以若我们想对二十年后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有所预见[4]，最直接而可靠的线索，将来自对出生于1985到2005年之间的这组人口的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处境，以及人口的内在结构与空间分布，构成了我们考察未来社会形态的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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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这代人恰好处于年龄段人口绝对数的快速下行段上，这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日益宽松的资源条件，无论在求学、求职、购房等方面，都将获得父兄辈所腾出的大量资源。当然，这一过程也将伴随着非人力资产的贬值，但因此而受损的是那些资产组成中非人力资产占了多数的人，而对整个社会，资源压力将大为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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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除非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特别是土地和社区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人口从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少数大都市集中、从中西部向东部迁移的趋势，在这20年中仍将持续，留在本地的人口也将沿交通网络的层次结构向上流动，这意味着村庄将继续大批消失，甚至非宜耕地区的乡镇也将减少，县城虽可维持规模，但人口组成将被村镇移民所替换；而在东部沿海特别是北上广三大都市区，城市将连接成片，市区与郊区的边界将日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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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上，这代人绝大多数不会选择务农，也基本上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尽管其中许多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很少会选择在那里安家；尽管眼下那里还有个老家，但随着祖辈的故去和父母辈进城，这些农村老家也将逐渐消逝，到那时，乡村生活将成为他们的遥远记忆，农业将只是一个产业、一门生意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乡村也只是观光休闲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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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压力放松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竞争强度的降低，人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源放在享受生活和追求自己所喜爱的事物上面，而不再需要像他们的父祖辈那样苦苦谋求生计，也更少为在一个陌生而不确定的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角色而焦虑，他们的心态将更加平和，或许在他们眼里，父兄们活得实在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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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社会压力的放松，也体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后自然结果；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动荡，人们突然进入一种陌生的社会环境，需要在其中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寻找新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乃至消费趣味，同时，眼看许多人白手起家成功发达，似乎自己也有众多机会，却又不知该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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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转型总是伴随着高度的个人焦虑和社会紧张，对于整个社会，转型仍在继续，然而对于新生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解除社会焦虑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最显著的表现是，人们将更多地“为自己而活着”，而在焦虑的驱动下，人们做许多事情的时候，常常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只知道别人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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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你在一个陌生环境下必须从头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该怎么做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模仿别人和跟随潮流，所以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转型期，人们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一窝蜂、扎堆攀比和千篇一律的倾向。在一个镇上，富人们买的车常常都是一个牌子，盖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装修风格也很雷同，甚至抽的烟、喝的酒、听的歌也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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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每隔一阵就会突然掀起一股攀比风，攀比的对象无奇不有，盖房子、买车、养狗、包二奶、品红酒。一群之前丝毫没有表现出艺术趣味的人，会突然之间变成音响或摄影的发烧友，在他们嘴里你常听到的是“这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新潮、很有品、很in、很有腔调、很有范儿”，却唯独听不到“我很喜欢、我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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