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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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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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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看，农村空心化是社会精英沿着城市网络的层级阶梯向上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推动这一汇聚的力量，就像一部巨大的抽水泵，在吸干了乡村精英之后，将继续吸干城镇、县城和中小城市的精英，使得整个社会最具活力的部分日益汇集到少数几个超级都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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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程度的抽吸汇集，固然印证了都市的规模优势和文化吸引力，但也暴露了社会体制中的两个深层问题：首先，由于政府控制了多数关键资源，使得整个资源配置结构显著同构于行政层级，最好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媒体、出版社、演出场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众多需要“跑部钱进”的企业，也都倾向于将总部设在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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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缺乏自治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难以发展出有活力的地方文化，因而吸引不了对文化环境、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有着较高追求的精英和年轻人。有关都市的优势我已说了很多，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都市，都将这些优势看得比其他追求更重要，所以只要制度条件允许，乡村社区和中小城市总是存在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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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像西雅图这样排名二十开外的中等城市，可以拥有波音、微软、亚马逊、星巴克等跨国巨头，巴菲特一辈子安居于只有几十万人的三线城市奥马哈；以创新能力著称的3M所在城市只有三万多人，其中一万多是3M雇员。这些企业要是在中国，就不得不挤进中心都市，否则就不可能吸引到它们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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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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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9，No.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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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劳动成本迅猛增长，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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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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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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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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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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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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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上述溢价超过30％，即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比城市高1/3，才为农业吸引到了一百多万个家庭，而且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的生活和经营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前景要差得多，无论是生产经营方面，还是文化精神方面，重建乡村生活都面临更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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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多样性的缺乏。中国社会历来没有容纳多元价值的传统，一旦城市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占据主流，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在美国，一方面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却有大量保守教派几百年来始终避开城市喧嚣，坚持古老简朴的农业生活传统，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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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土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假如未来农业能以高额溢价吸引来新农民，它绝不会是传统家庭农业，这样的溢价必须以远高于目前水平的单位劳动产出率为基础，那就意味着更大的农场面积，更高的机械化水平，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经营模式。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涉及土地流通、用途变更、契约与交易形式创新、投资与经营活动的制度灵活性和市场自由度提出高要求，而当前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土地制度，显然难以容纳未来的经营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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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让新生代农民感觉到新农村是一个值得在那里安身立命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不仅自己能发展人际关系和享受各种现代便利与文化产品，也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学校，获得足以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成长环境。必须赋予他们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社区公共设施并从中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只有当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建设社区时，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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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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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深厚的乡村传统和地方文化，美国农业的持续兴旺还得益于另外两个因素：美国有许多倾向于乡村生活的保守教派，特别是再洗礼派的阿米绪人（Amish）和胡特尔人（Hutterites）[3]，他们不仅坚守农业和传统生活方式，而且有着极高的生育率，因而美国农业在很长的未来都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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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乡村被城市所吸走的人口，不断得到来自相对贫穷地区的移民（特别是拉美移民）的补充。但在中国，我们看不到与这两个因素类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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