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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这一过程会持续两代人，而良好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将是推动和加速融入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过程也可能被制度障碍所打断。假如适合于流动性社会的市场制度始终不能建立或千疮百孔，或者城市总是为新移民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或者政府用福利主义政策将暂时处于困境的移民包养起来，从而令其困境长期化，那么，贫民窟倒真可能从跳板和桥梁变成一个丧失活力和没有希望的死水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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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地的黑人社区似乎已经历过这样的悲剧，黑人在贫民窟滞留的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而这一情形恰与罗斯福新政、民权法案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同步。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在国内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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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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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脱离其城市飞地而融入当地社会的速度，取决于所在社会本身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假如它缺乏带来开放性的整套制度元素——普遍的人身与财产保护，促进要素流动与组合的市场环境，移居、通婚、教育和经营生意等活动的自由，宗教与文化宽容——融入便可能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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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犹太人，因为被剥夺了从事大部分产业的权利，也被隔绝在所有社会地位上升通道之外，没有迁居自由，犹太人长期被封闭在本族社区之中，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许多古代社会都有一些这样的边缘群体，比如欧洲的吉卜赛人、日本的部落民和华南的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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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等级与身份藩篱多已松动瓦解，但仍有一些妨碍融入的因素，并不断制造或延续着边缘群体，其中有些是现代特有的。其一是治安，假如治安太差，移民就更不敢脱离本族社区和同乡庇护，久而久之，移民会按来源地分成帮派，近古台湾的福建移民社群便是如此。在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社区，由于移民不敢寻求警察帮助，也有类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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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福利制度，它让身处边缘群体的人不必努力了解、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也可以过得很自在，这样他们就可以长期躲在本族群体内安享福利而不必为生计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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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政府对一些需求旺盛的产业的禁止或严厉管制，为边缘群体提供了一条广阔财路，而且利用这些机会牟利的前提，恰恰是存在一个隔绝于主流社会、因而不受司法系统控制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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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落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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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12，No.4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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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变？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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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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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如何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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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条道路》中，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则进一步指出，贫民窟要发挥如此作用，须满足一些制度条件：移民必须有机会对他们事实上占据的土地和房屋取得合法、正式、明确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必须有机会方便地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交易和经营生意，这意味着全面解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土地产权与流通的限制和对小生意的种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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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威尔和德·索托的书都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中，许多新兴国家都经历了一轮势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这为检验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极好机会。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2010年出版的《落脚城市》便是这样一次实证考察，该书基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全球二十多个贫民窟的实地调查，其结果完全可以用作前面两本书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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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桑德斯的工作不只是个注脚，他为我们理解移民社区（即桑德斯所称的落脚城市）如何发挥跳板作用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比如居住密度的重要性，许多政府规划的改造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规划者按自己的中产口味将移民社区设计得过于宽敞稀疏，过于强调私密性，打破了对移民至关重要的同乡聚居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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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一个特征是活动半径小，尽管他们可能走很远的路去上班，但因为缺乏闲暇和交通工具，其消费和社交范围都比中产阶级小得多，因而落脚城市的一大功能——维持原有的社交网络和关系资源——只有在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而在优雅宁静的低密度小区，在邻居很少见面的带电梯高层公寓楼里，都是难以维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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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被规划者忽视的因素是商铺比例，这往往是出于一种陈见，认为移民进城就是来打工的，对他们经营生意的潜力不屑一顾，甚至将这些小生意视为混乱和肮脏的来源而加以压制，殊不知，落脚城市的企业规模虽小，却构成了其经济活动总量的很大部分，也是这些社区得以良好运转、移民获得生活便利的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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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落脚城市的经营机会非常丰富，因为移民的消费半径小，居住密集，而且保留了大量原有的消费习惯，还有许多该阶层所特有的消费需求，因而他们的多数消费只能在社区内得到满足，而这些消费要得以实现，密集居住和高比例的商铺空间是必要前提，因为对于活动半径很小的穷人，只有高度密集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规模，才能促成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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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经营小生意也是移民提升社会地位、晋升中产阶级的主要渠道，也是已经站稳脚跟的老移民为他们新来的老乡亲属提供落脚点的主要手段。假如这一渠道被切断，落脚城市这部社会流动性引擎就丧失了其核心功能，假如移民没有机会通过小本经营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就会从其他方向寻求出路，而那通常是政治出路，然而和市场出路相比，政治博弈未必是双赢的，常常是零和的甚至双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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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桑德斯所列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移民有机会自发建设自己的落脚社区时，他们总是能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密度和结构。这些自发性社区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足，因为往往当基础设施问题浮现时，居住密度已经太高而难以改动了，这也常给政府提供了“脏乱差”的借口实施干预和改造，然而除了极少数案例，这种改造的结果总是破坏性的，即便其初衷是友善的。而另一方面，假如移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机会，事实上总是会想出办法通过小修小补的渐进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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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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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索托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区分了财产权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人格化的财产权，依赖于特定社会关系情境，其确立和具体边界只得到该情境中有关当事人的认可，需要其主人时刻在现场亲身捍卫，其价值无法被该社会情境以外的第三方所评估和认可，因而也无法被转让，因为一经转手可能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用我的术语说，就是缺乏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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