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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际互动和协调的产物，它天然地具有针对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一种新现象的出现，起初人们可能找不出恰当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可一旦有人找到一种贴切生动的表达方式，便会在交流环境中迅速扩散，广为模仿和采纳，新语义、新词汇、新句式，便如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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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或者名人、作家、主持人等占据了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人，有着特殊的机会来进行这种创作和传播，不过，更多见的情况是，根本无从考究一个新词或新用法是如何被创造、扩散、衍生，而最终确立其语言地位的，通常是一个由众多不知名小人物所参与的创造过程，起初并没有人预见到后来所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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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运用国家权力，通过义务教育、推行统一教科书、编纂经典与词典、让国有媒体控制关键传播节点等等措施，是能够对语言的自发演化进程施加干预的，正如政府也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这些干预甚至还取得了一些算得上正面的效果，比如通用语的建立和普及，在国家范围内确实便利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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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效果，干预措施必须顺应语言自发演化的趋势，通过提供参考方案推动本已存在的协调和交流过程，而不是与之抗拒；但实际上，由于主权民族国家固有的封闭性，它往往在境内促进协调的同时，却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起新的藩篱，而且比起地理和族群屏障来，这种国家藩篱要坚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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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国家屏障的建立，往往是以强行消灭地方文化、消除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而自发协调则是众多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因为每个社会和族群中总有一些偏僻角落，也总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因而往往会在融汇的同时保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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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在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对语言的干预曾经起到了加速突破地区隔阂、便利交流的作用，但近代化以来，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干预作用变得越来越负面了。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网络传播的影响扩大，将日益暴露出它的迂腐顽劣与不合时宜，其施加干预的方式清楚地显示着它阻碍交流的意图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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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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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这么复杂精妙的体系竟然不是由一个睿智而富有远见的权威所设计，并始终处于不受任何权威控制的永恒演变之中，这一事实让一些人赞叹不已，也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总有些浑身学究气的“语言行家”试图告诉人们一个词的正统含义和正确用法[3]，也总有些自封的权威或政府部门出面“规范”大众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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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语言的自我更新能力相比，这些努力对语言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一点从众多词语的讹变历史中便可看出。比如成语，按理说成语之为成语，即在于其意义之固化，但就连成语也免不了讹变的命运。“朝三暮四”原本是说猴子太笨不懂三加四等于四加三，后来变成了反复无常；“指鹿为马”丢失了“用明显瞎话筛选脑残粉”的意思，只剩下颠倒黑白的意思；“空穴来风”本来是说“局部低气压会引来气流”，意思是留下口实容易招惹流言蜚语，结果变成了“毫无根据的捏造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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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若木鸡、炙手可热、退避三舍、逃之夭夭、一毛不拔，都已不是最初的含义。大体上，含义较为曲折、意思不容易从字面猜到的成语，都容易发生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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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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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8，No.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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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个奇特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这一现象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人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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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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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20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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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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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掳得的女人）。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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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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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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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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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地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地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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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与古老的部落战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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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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