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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来源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在黑死病前后共四百年历史中，普通英格兰男性的平均存活儿子数在替代水平（1.0）附近波动，黑死病期间显著低于替代水平，而国王一级封臣的儿子数平均达1.8个，即便在黑死病高峰期也维持在替代水平之上；从土地拥有状况看，13世纪70年代拥有土地的人，70多年后，其中最富裕者全部有后代继续保有土地，而最贫穷者只有1/3仍有后代保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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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意味着，中古英格兰社会的流动结构是瀑布式的，贵族子弟一部分（通常是长子）继承了父辈的地位和主要财产，另一部分只继承少量财产和相应较低的身份，逐级向下流动，最底层的家系则逐渐消亡，其地位被跌落下来的上层子弟所取代。在克拉克看来，这一模式主导着工业革命前的古代农业国家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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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工业革命以来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实现人口转型的社会，流动结构已完全颠倒了过来。在当今欧美国家，收入与社会地位越高、受教育越多，生育率就越低，而且这一差距近年来仍在迅速扩大。在2000年，美国最高收入组的生育率是最低组的69％，到2010年已降至56％；在有些发达国家，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中，一半以上完全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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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些社会的上层便成了一个人口黑洞，但与此同时，人们努力向上爬的动机并没有削弱，于是社会流动结构变成了汲泵式的，其长期效果是，上层不断将下层中的精英分子筛选泵吸出来，随后又在遗传意义上加以消灭。这样的局面在人类历史乃至整个生物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完全逆转了对遗传特性的选择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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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逆转，对于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氛围和制度发展，将意味着什么呢？通过消除原先那个稳定的顶层，它或许会（或者已经？）削弱社会的保守倾向，因为顶层原本只有流出很少流入，起着文化和传统的积淀作用，而逆转之后，积淀将发生在底层，这将导致一个死气沉沉、越来越看不到希望的、其规模却在不断膨胀的底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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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逆转，也意味着社会失去了一个财富的自动再分配机制，原先上层的向下流动也伴随着财产的分割，即便长子继承制也不能完全阻止财富向下流动。逆转之后，上层所积聚的财富不再随继承分割而扩散，结果财富会越来越多地堆积到上层，但同时，越来越多富人不再将全部遗产留给子女，这样，积淀在顶层的财富将不断转移到各种信托基金和法人机构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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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容易看见的，更多更重大的变化，恐怕只能等待时间慢慢将它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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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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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封建制历史造就了英国的贵族传统，许多贵族都可将特权地位不间断地向前追溯好几百年。比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第三代罗素伯爵）的爵位传自16世纪的贝德福德伯爵约翰·罗素（John Russell），生物学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爵位起自1756年，当前第31代马尔女伯爵的爵位则至少可上溯至11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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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帝制时代的中国有着更高的社会流动性，缺乏贵族传统，科举取士、军功受爵、仕途爬升、买官捐爵，为平民提供了许多上升机会，尽管通道不算宽敞。多位现代学者曾在研究了历代进士榜单、官员名录、地方志名人录和家谱等材料后，发现古代中国除皇族之外父子相承连续保持高位的情况确实不多，很少超过三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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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将条件放松一些，仍可发现上层地位对中国家族的长期利益。此前研究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这一利益主要不是（像英格兰贵族那样）表现为高地位的直系连续传承，而是以一个人的发达使得整个家族受益，使其人丁兴旺，改善经济和教育条件，因而能够持续将其成员送入仕途，推上高位，反过来又荫及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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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提到的格列高利·克拉克在2014年新书The Son Also Rises中，介绍了对江南若干小姓氏的研究（选择小姓氏是因为其亲缘关系容易得到确认），发现那些在清代科举中成绩显著的家族，其优势到1952年之后的高考中仍可得到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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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文化的融合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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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5，No.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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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和产业的全球化，文化也在全球化，尽管人员流动比货物运输成本更高，语言障碍也比商业壁垒更难突破，但全球文化的一体化过程却正在稳步推进。跨国公司、大型传媒和流行影视作品在其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在喝着可乐、看着美剧、说着英语，也自然引起一些人对强势文化排挤甚至消灭地区文化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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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过程也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家内部发生着。随着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长途交通的大幅改善，地方文化正在迅速消失，普通话即将消灭大部分汉语族小语种；川菜和火锅已征服全国，兰州拉面、沙县小吃和武汉鸭脖也已随其流行而丧失地方性；与此同时，更多地方性的菜肴、器物、服饰、词汇和习俗则正在逐渐被遗忘，对此也有不少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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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性破坏》一书中，泰勒·柯文（Tyler Cowen）以经济学家的眼光考察了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并回应了上述担忧。他指出，开放和自由贸易在消弭和削弱不同社会间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各社会内部的文化丰富性。全球化确实在将世界文化融为一体，但这个整体所包容的文化分层、亚文化、小众爱好、消费品类、艺术门类、专业化程度，其多样性和丰富度是任何传统社会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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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选择机会的角度看，这两种多样性的不同意义就很清楚：各自封闭的社会远看着五彩斑斓，但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并未因此而有了更丰富的选项。中国据说过去曾有三百多种戏曲，但每个地方的人能欣赏到的，恐怕只是其中一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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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这种地区间多样性仅仅对极少数富贵人士才有意义，比如由家庭教师陪着花几年时间游历欧洲的英国贵族子弟，或者将大量光阴耗费在优哉游哉的赶考、赴任、返京和丁忧旅途中的中国士大夫，长途跋涉前往圣地作战的十字军骑士，还有少数常年奔波于主要商路上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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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当今任何一个中等城市的美食街上，都能吃到比过去贵族游历天下数十年所品尝过的更多菜肴、小吃和酒类；传统戏曲号称有上万剧目，但大多数戏迷能看到的，翻来覆去也就几十种，而且故事情节多数老套雷同，而今天你只要愿意，每天都能找几部新电影来看，找几张新唱片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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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生物界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有两种生物多样性：一种是由地理隔绝造成的，比如长期孤立的澳洲大陆有着与欧亚迥异的生物区系；另一种是在单一区域内基于比较优势，通过策略分化、分占不同生态位而形成的，著名例子是非洲马拉维湖的数百种丽鱼，都是过去十万年内由同一物种辐射进化而来，其间并没有地理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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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封闭隔绝而造成的地方文化，并不是因为当地人有多喜欢而得以保留，而是因为过高的流通成本或制度壁垒让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而这种多样性也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技术变化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或者制度壁垒瓦解，就会导致大灭绝，正如澳洲物种曾被来自旧大陆的入侵物种轻易消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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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更大范围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的物种，对所在生态位有着更好的适应，因而对该生态位的占据也更牢固。同样，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市场中赢得受众基础的文化产品将有更强的生命力，生产它们的作家、艺术家、表演者也更有创造力，因为他们的受众有着更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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