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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企业、教会、国家等人类组织也是超乎个体之上的结构，这种组织若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足够清晰的边界，并且其结构是可以被仿效和复制的，那我们便可望从它们的结构、工作机制、兴衰周期中发现某些类似于超个体的特征；在人类组织中，家庭和企业，大概最接近于满足上述认定超个体的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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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超个体组织与真社会性巢群也有着极大差异，根本区别是：真社会性巢群中，职虫丧失或被压制了生殖能力，失去了其独立的遗传通道，因而也就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用会计行话说，在成本／收益账簿上，不再有它们的独立账户，它们只是巢群账户上的一些中间科目，因为它们已不再是独立民事主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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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人类组织中，无论组织目标多么有号召力，组织控制力多强，参与其中的个体仍保有其独立的成本收益账户，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生存能力，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仍保有独立的遗传通道，即，他们未被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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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差异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组织是一种松耦合系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性较低。通常他们并非因为丧失了其他可能性而组合在一起，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算计而发现这种组合对他们有利；个体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职能分工，是基于个体的比较优势，后者或许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专业化，但并不是职虫那样的特化。一个铁匠改行种田效率或许会下降，但并无特别障碍，但一只兵蚁是无法变为工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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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超有机体本身，真社会性那样的紧耦合有很大好处。特化过程中，许多不必要的器官都可以退化抛弃，像储蜜蚁的大脑只需保留一点点就行了，附肢也无须保留，线粒体被真核细胞的祖先捕获收养之后，也已高度退化。无用器官的退化可以节省许多成本，而有用器官的大幅改造和强化，则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切断职虫的遗传通道，可防止其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打小算盘，生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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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整个种群乃至生态系统的复杂度和多样性来说，松耦合有着诸多奇妙的好处。近年来，软件产业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软件工程的潮流，已经历了一次从紧耦合向松耦合的转变，过去自顶向下的结构化模式已遭唾弃，而到处谈论的SOA/SaaS/UDDI/等概念，无不与松耦合潮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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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松耦合对于创造复杂性和多样性有这样一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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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紧耦合结构中，作为其组成元件的个体被高度特化，因而，当整体结构因环境适应性下降而灭绝时，元件类型随之而灭绝。相反，松耦合结构保持了元件物种的独立性，免于随上层结构而灭绝，从而为生态系统创造新结构保留了最大可能的且不断扩充的可用元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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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报业衰败时，造纸业尽管也受到冲击，但不会随报业一起灭亡，因为造纸企业同时服务于其他下游产业，并未对报业形成完全依赖，因而也未按报业的需要而完全特化（当然，某些产业链中会有高度特化的情况，但那是例外而非常态）。相反，市场中每个企业都直接面对选择压力，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随时在经受考验，而不像真社会性物种，面对选择压力的是巢群而非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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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紧耦合模式中，构造每种上层结构所用的元件库是相互隔绝的，即结构之间无法共享和交流元件，松耦合模式下则可以做到共享与交流，这指数级地提高了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使得创新涌现的速度被极大加快。同时，在解决具体适应性问题时，由于路径依赖性大为降低，选择空间将被更充分地遍历，优化速度因而得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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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创新企业家随时可以雇佣到各类工程师、会计、秘书、销售经理等专业人员，也很容易买到或学到新企业所需的各种工具、机器、工艺、管理方法，而无须自己动手从头培养和建立，这也是当代创新企业为何能在融资成功后短短几年内迅速膨胀为跨国巨头。因为借助要素市场，企业家可以很快搭建出所需要的资源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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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紧耦合模式中，当一种新结构开始被构造时，一切都将从零开始，即通往各种更上层结构的进化路径是树状分枝的，各分枝间不会有重叠部分。结果是，轮子总是被一遍遍地重新发明。比如，功能雷同的眼睛和翅膀就各自被发明了很多次；一个蚂蚁类元在通往真社会性的道路上，无从借用另一个类元已经发明的品级，它必须从头逐个创造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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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松耦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创新不必从零开始，即已存在的各种产业链都可经交易与合约安排而加以借用，所有成熟的环节都可以采购租赁进来，或外包出去，创新者只需专注于其独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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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紧耦合模式中，几乎不存在“产业链”，即从原材料（初级资源）到最终产品（成熟子代）之间，所有生产环节都在结构内部自己完成[7]，这也意味着它需要承担生产过程所有环节上的风险。只能在结构内部分工，而无法与外部环境实现产业级的生产分工和风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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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生产的迂回程度便大为受限，因而也难以像我们在市场中所见到那样，在短时间内迅速涌现大量高度复杂的产品；当然，生物界也有些办法来突破这一限制，比如奴役（比如某些蚂蚁对蚜虫）、寄生／操纵，或互惠共生关系，但这些办法所增加的生产迂回性和产品复杂度，远不如在市场在价格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协调下所创造的漫长产业链和高度复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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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条，或许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市场只用了几百年时间，便创造了堪与生物界媲美的高度复杂多样的文化，而自然花了数十亿年才让生物界拥有如此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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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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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正文第三点提到的路径依赖问题，生物代谢机制是很好的例子。真核生物通过内共生和细胞器分化建立了复杂精妙的胞内分工机制，由于内膜系统有效隔离了细胞各职能部分，由一些部分专门履行代谢分裂等基础职能，从而让其余部分得以灵活发展各种特定功能，同时，精确控制的有丝分裂确保了子细胞拥有相同的遗传编码，使得真核细胞成为构造多细胞生物的极佳元件，因而成为多细胞生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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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发展也付出了代价，被高度特化的代谢机制很难再改动，就像一座大厦一旦建到几十层之后就很难对其基础部分做大改动，结果所有植物都依赖于三种光合作用，而所有动物都是依靠其他生物所生产营养物质的异养生物（heterotroph），于是真核生物便丧失了原核生物所具有的代谢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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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商可轻易将一款车型的汽油发动机换成柴油机，为电脑换显示器则更容易，这样的事情在动物身上就绝难发生。动物要从一种新化学物质获取能量，就得通过共生关系借助其他物种的代谢能力，比如食草动物必须依靠肠胃寄生物来消化纤维素，有些白蚁则借助一种二级共生关系：依靠寄生于肠道的原生生物披发虫（Trichonympha）消化木质素，而披发虫则依靠寄生于其内部的细菌和嵌生于其细胞膜上的螺旋体获得木质素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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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共生关系也很奇妙，但与现代产业相比则大为逊色，后者可以在一根产业链上形成数十级共生关系，也可以由数百家企业构成同一级共生关系，而且参与共生的企业不必因特化而丧失独立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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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伸表现型（extended phenotype）是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82年的《延伸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遗传编码不仅表达为个体性状和行为模式，也表达在个体之创造物和对环境之改造上，甚至表达在其他生物个体的性状和行为模式上。作为有机体生存繁衍策略的组成部分，后两种表达（即延伸表现型）与前一种有着同等地位，同样由遗传编码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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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将现实物理世界称为第一世界，将个人头脑中的观念世界称为第二世界，将编码在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中、独立于个体头脑的知识系统称为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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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斯蒂文·平克称为language mavens，他在《语言本能》第12章里专门谈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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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类学家许琅光在《祖荫下》附录五中对这方面研究有一份很好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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