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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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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正文第三点提到的路径依赖问题，生物代谢机制是很好的例子。真核生物通过内共生和细胞器分化建立了复杂精妙的胞内分工机制，由于内膜系统有效隔离了细胞各职能部分，由一些部分专门履行代谢分裂等基础职能，从而让其余部分得以灵活发展各种特定功能，同时，精确控制的有丝分裂确保了子细胞拥有相同的遗传编码，使得真核细胞成为构造多细胞生物的极佳元件，因而成为多细胞生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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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发展也付出了代价，被高度特化的代谢机制很难再改动，就像一座大厦一旦建到几十层之后就很难对其基础部分做大改动，结果所有植物都依赖于三种光合作用，而所有动物都是依靠其他生物所生产营养物质的异养生物（heterotroph），于是真核生物便丧失了原核生物所具有的代谢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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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商可轻易将一款车型的汽油发动机换成柴油机，为电脑换显示器则更容易，这样的事情在动物身上就绝难发生。动物要从一种新化学物质获取能量，就得通过共生关系借助其他物种的代谢能力，比如食草动物必须依靠肠胃寄生物来消化纤维素，有些白蚁则借助一种二级共生关系：依靠寄生于肠道的原生生物披发虫（Trichonympha）消化木质素，而披发虫则依靠寄生于其内部的细菌和嵌生于其细胞膜上的螺旋体获得木质素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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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共生关系也很奇妙，但与现代产业相比则大为逊色，后者可以在一根产业链上形成数十级共生关系，也可以由数百家企业构成同一级共生关系，而且参与共生的企业不必因特化而丧失独立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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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伸表现型（extended phenotype）是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82年的《延伸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遗传编码不仅表达为个体性状和行为模式，也表达在个体之创造物和对环境之改造上，甚至表达在其他生物个体的性状和行为模式上。作为有机体生存繁衍策略的组成部分，后两种表达（即延伸表现型）与前一种有着同等地位，同样由遗传编码所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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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将现实物理世界称为第一世界，将个人头脑中的观念世界称为第二世界，将编码在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中、独立于个体头脑的知识系统称为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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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斯蒂文·平克称为language mavens，他在《语言本能》第12章里专门谈了这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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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类学家许琅光在《祖荫下》附录五中对这方面研究有一份很好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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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城市的建筑物影像可能未经三维矢量化处理，其外形结构不容易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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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文是我2010年就生物社会性起源所写三篇博客的最后一篇，另外两篇是《真社会性与内含适应性》（No.919）和《从亲代投资看真社会性起源》（No.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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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物链（更一般的说是营养链）和共生关系可以算是产业链，不过食物链比市场产业链短得多，最多五六级，同一共生关系中的共生伙伴数量也很少，所以和人类市场相比，这两种都是比较原始简单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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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九章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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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总算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衣冠之猿究竟与裸猿有何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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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和其他生物一样，我们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漫长的适应过程产生了大量适应器，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存繁殖方案，叫作天性或本能，而其中人类所独有（且人类普遍拥有）的那些，则被称为人性。当然，人性并非永恒，自从智人物种确立，特别是其中一支走出非洲散布全球之后，又发生了许多适应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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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到此为止，那我们就仅仅是裸猿，但人类还获得了另一组适应器——诸如制造弓箭或渔网的方法，它们并不存在于个体天性之中，表现为生理或心理特性（尽管它们依赖某些生理或心理机能），而是以口述传统或文字记载之类的形式，存在于群体文化之中。但和生理心理适应器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生存方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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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适应器存在于群体文化，个人必须成长于群体之中才能获得全套生存技能，但个人对群体和文化的依赖不止于此。尽管有些技能（比如制造弓箭）一旦习得便可离群单独使用，就像有些手机应用下载安装之后便可离线使用，但还有大量被称为社会性技能的应用——诸如沟通、欺骗、说服、恐吓、劝诫、引诱、煽动、组织、指挥、合谋、圈套等——不仅需要在线安装，也只能在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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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之社会性的第一层含义，还有第二层。上面提到的那些适应器，尽管须从社会获得，也必须在社会中实现其功能，但总归是服务于个体利益的，是个体的适应器。但并非所有文化元素都是如此，文化自有其传播途径和变异方式，其复制变异兴衰存灭更多系于群体而非个人，因而许多文化元素——诸如伦理规范、部落认同、战士荣誉、集体纪律、民族主义——可能更多服务于群体利益，或干脆只服务于个别模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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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与个体的利益虽多有重合，但并不一致，而文化是成套习得而非随意挑选组合的，于是个人便处于本能和文化两股力量的牵引之下；甚而，组成这两股力量的各种成分，其牵引方向也不尽相同。因为人类在不同进化阶段所获得的适应器，在当前条件下的适应程度各有不同，比如对糖的嗜好在当代富裕社会就有点过头，部落认同在现代城市社会也已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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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而言，许多适应器（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正是通过对已有适应器进行抑制、修正和调控而起作用的。比如勇气是对恐惧和逃跑本能的抑制，拘谨是在社交场合抑制某些行为以免失态；还有对一阶抑制的二阶抑制——我们可以抑制拘谨而让自己“显得放松些”，或者“故作拘谨”以避免与人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故作失态”以发出轻蔑或挑衅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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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个人的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是我们在进化史上先后获得的种种本能，和在成长经历中依次习得的种种传统、习俗、知识和技能，所有这些力量共同牵引的结果。而所谓人性，便是所有这些元素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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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描绘人性，难免会引来这样的质疑：难道我们只是被众多绳索拉扯的木偶？那我们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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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但这不是说，在上面罗列的元素之外，还有一颗独立于它们的心灵，一个不受推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而是说，这些元素相互组合、共同起作用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有序结构，被称为“意识”。它赋予我们对世界（包括自我）进行表征和模拟、并据此而对不同选项的后果作出预测和评估的能力。所谓自由意志，即是指这种能力，当我们充分运用这一能力时，便体会到自己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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