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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此一来，最终他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用丹内特的话说，“只要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几乎可以外部化任何东西”。这一谬误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退化主义：随着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对人性认识的加深，行为影响因素被不断识别出来，于是越来越多的行为被解释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能对此负责”，道德责任也就一项项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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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态度上，该谬误表现为自寻烦恼式的自我排斥，即对于自己身上任何被发现有着客观来源且并非自己有意识选择的元素，一概加以拒斥。诚然，适当的自我否定是有益的，排除某些元素可能会让剩下的更协调，但扫射式的自我攻击只能带来挫折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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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人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觉得不能这么浑浑噩噩度过一生，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假如他果真去做了，并且过得很开心，便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觉自己掌握了命运，终于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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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很好。可是，首先，这样的念头不会凭空而来，或许他是被某部电影某篇文章某句歌词触动了，或许是一位亲友的离世让他意识到人生苦短，或者只是某次痛饮之后心理状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次，使得他能够被这些事件激发出如此念头的心理基础，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这一念头之下，具体哪些事情会被他视为“真正想做的”，同样不是毫无缘由，就连说走就走的目的地——无非是西藏大理非洲塔希提之类——往往也早被流行文化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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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念头同样源自其意识控制以外的事件，念头的内容也同样由进化史、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加之于他的种种特性和知识所决定（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人们总是被极为相似的台词所打动，并作出极为相似的反应）。那么，何以认为听从这些念头而生活才算是找回了真正的自我？为何这部分念头比其他念头更有资格代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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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念头的内容及引出的行为，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比如有些人的经历看起来刚好相反：起初怀抱鸿鹄大志，意气昂扬要做番事业，经过一番折腾并作出反思之后，觉得还是听从本能与传统的指引，安享平静生活与天伦之乐更加合意；也有人在反思之后并未改变生活轨道，只是消除了原先的自卑或焦虑，坦然接受自己向来的秉性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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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说走就走的那位就比他们更高明。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都证明了他们拥有被某些事件触发而对自我与生活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了开来，至于反思之后做了什么，倒在其次。而反思能力在人性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揭示了意识这一心理机能的独特与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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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一种基于语义表征的模拟系统，由于我们的语言原则上可以做到图灵完备[1]，它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因而意识可以将其表征和模拟能力运用于任何对象。当它指向现实世界时，形成了世界图景（即波普第二世界）；当它指向其本身（准确说是它的运行历史）时，形成了自我意识；当它指向其他个体的意识时，便产生了所谓的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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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发展，知识系统不断积累膨胀，教育程度提高，意识的模拟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和拓展[2]，同时也将我们的观念世界从早先的蒙昧状态变成文明时代的丰富开放头脑。特别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借助书面语的抽象与构造能力，意识的表征和模拟能力也大幅提升了，此后科学方法和形式化程度更高的人工语言，为意识提供了更强大的外部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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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成第三世界的知识和表征手段，让个体意识就像配备了一套强大的感知增强系统（谷歌眼镜和战斗机仪表盘是很贴切的类比），正是这一整套装备，让我们登上了灵性之巅，从那里傲视众生，内观自我，谈论我们身处的宇宙和把我们带到这儿的历史。若文明有幸得以延续，我们的子孙会继续堆高这座山峰，令人性变得更丰厚，生命变得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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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人类还在进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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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0，No.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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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了我们”之类（当然也可以什么也不说）。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地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人类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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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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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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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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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基于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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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在预期之中。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千姿万状的生态位，形成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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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大型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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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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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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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包括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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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成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知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介绍和阐释，已足以令其成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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