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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说走就走的那位就比他们更高明。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都证明了他们拥有被某些事件触发而对自我与生活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了开来，至于反思之后做了什么，倒在其次。而反思能力在人性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揭示了意识这一心理机能的独特与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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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一种基于语义表征的模拟系统，由于我们的语言原则上可以做到图灵完备[1]，它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因而意识可以将其表征和模拟能力运用于任何对象。当它指向现实世界时，形成了世界图景（即波普第二世界）；当它指向其本身（准确说是它的运行历史）时，形成了自我意识；当它指向其他个体的意识时，便产生了所谓的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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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发展，知识系统不断积累膨胀，教育程度提高，意识的模拟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和拓展[2]，同时也将我们的观念世界从早先的蒙昧状态变成文明时代的丰富开放头脑。特别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借助书面语的抽象与构造能力，意识的表征和模拟能力也大幅提升了，此后科学方法和形式化程度更高的人工语言，为意识提供了更强大的外部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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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构成第三世界的知识和表征手段，让个体意识就像配备了一套强大的感知增强系统（谷歌眼镜和战斗机仪表盘是很贴切的类比），正是这一整套装备，让我们登上了灵性之巅，从那里傲视众生，内观自我，谈论我们身处的宇宙和把我们带到这儿的历史。若文明有幸得以延续，我们的子孙会继续堆高这座山峰，令人性变得更丰厚，生命变得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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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人类还在进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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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0，No.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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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了我们”之类（当然也可以什么也不说）。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地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人类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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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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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主要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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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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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基于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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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在预期之中。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千姿万状的生态位，形成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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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大型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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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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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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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包括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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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成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知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介绍和阐释，已足以令其成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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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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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上的族群差异是很难否认的，非洲人在田径项目上的优势一目了然，而且不同非洲族群各有其优势：西非人在短跑等爆发力项目上，东非人在长跑上有优势；但非洲人也有弱项，比如游泳，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骨密度较高，骨骼较粗重。有意思的是，从这些体质差异，我们可以窥探到过去几万年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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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纤细化（gracilization）正是智人进化过程的一个显著趋势，而且该趋势在最近几万年仍在延续，进入农业时代后更为显著。或许是因为工具和武器逐渐（无论在战斗、奔跑还是负重工作中）部分取代了强壮骨骼的作用。但骨骼纤细化在各族群之间并不均衡，非洲人骨骼偏重，或许反映了其生计模式或无政府状态下的高强度冲突，仍需要他们拥有强壮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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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东非部族的长跑优势或许和他们的畜牧业历史有关。东非畜牧以养牛为主，而牛的活动范围比羊大得多，所以各大洲以牛为主的纯畜牧业者大多需要骑马放牧，但东非畜牧者却几乎没有马，只能靠两条腿跑；而且畜牧部族之间相互偷牛的风气很盛，偷到牛的人常常需要连续奔跑数十甚至上百公里才能逃脱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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