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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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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包括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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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成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知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介绍和阐释，已足以令其成为一本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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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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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上的族群差异是很难否认的，非洲人在田径项目上的优势一目了然，而且不同非洲族群各有其优势：西非人在短跑等爆发力项目上，东非人在长跑上有优势；但非洲人也有弱项，比如游泳，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骨密度较高，骨骼较粗重。有意思的是，从这些体质差异，我们可以窥探到过去几万年文化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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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纤细化（gracilization）正是智人进化过程的一个显著趋势，而且该趋势在最近几万年仍在延续，进入农业时代后更为显著。或许是因为工具和武器逐渐（无论在战斗、奔跑还是负重工作中）部分取代了强壮骨骼的作用。但骨骼纤细化在各族群之间并不均衡，非洲人骨骼偏重，或许反映了其生计模式或无政府状态下的高强度冲突，仍需要他们拥有强壮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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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东非部族的长跑优势或许和他们的畜牧业历史有关。东非畜牧以养牛为主，而牛的活动范围比羊大得多，所以各大洲以牛为主的纯畜牧业者大多需要骑马放牧，但东非畜牧者却几乎没有马，只能靠两条腿跑；而且畜牧部族之间相互偷牛的风气很盛，偷到牛的人常常需要连续奔跑数十甚至上百公里才能逃脱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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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人类会越来越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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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24，No.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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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以其姓氏命名的“弗林效应”，这也是他今年新书的主题。大意是，自从20世纪初有了规范化智商测试以来，测得的平均智商在不断提高，大约每隔10年提高3-5个点，结果测试机构被迫不断修改测试量表以适应新情况。假如按目前流行的量表，百年前的平均智商大概只有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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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林效应很容易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它暗示人类智力在遗传意义上不断提高，或发生了生物学上的智力进化，并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智力变得更重要，智力活动更加普遍了。这种误解和那些以人类更依赖手机为由而预言未来人类会进化出更发达的大拇指一样，只是拉马克用进废退论的当代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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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在现代社会或许是变得更重要了，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给高智商者带来了多少遗传收益（在古代这倒像是真的）。相反有不少迹象表明，似乎智商平庸者的生育率更高一些，而在基本生存条件已有普遍保障的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生育率是决定遗传收益的压倒性因素，所以，尽管智力对个人成功有不小帮助，但并没有转变为遗传收益从而为其进化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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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弗林和认可弗林效应的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该效应强烈暗示了智商测试结果与成长和教育等后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另一项关于个人智商变化的跟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判断，同一组人相隔若干年的两次智商测试，结果相差很多，多者可差20点，而且变动方向与间隔期中的活动显著相关，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经历、从事的职业、业余爱好，都可能影响智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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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心理学家反对脱离具体任务情境而谈论一般意义上的智力，认为一般智力的概念暗示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或效果与之相当的类似观念）：似乎大脑只是一台空白的通用图灵机，在成长教育过程中安装上各种应用软件，而通用智力就大致相当于电脑的存取和计算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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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心理学研究早已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被笼统地涵盖于智力之下的各种心智能力，都是为解决进化史上所面临特定生存繁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自有着特殊的适用背景。著名的华生测试（Wason test）便表明，当问题情境稍稍转换，比如仅仅因为描述问题所用的实例不同，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变得很困难，或得出恰恰相反的错误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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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灵长类运用既有心智技能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得多，这或许和它们的食物来源多样化有关。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就是什么都吃的机会主义者，而人类在过去几百万年更经历了多次大幅度的生态位变迁和社会形态改变。这个物种在适应全新的生态位、食物源和生计模式上，表现出了最强大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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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们总是能将特定的心智能力不断移用到新的情境中，去解决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智力已变得高度通用化。而这个通用化过程从灵长类先祖便已开始，但它的获得过程与电脑这种人工智能相反，我们先有专门化的应用程序，然后它们为适应不断的移用需要而变得越来越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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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个体而言，处理新问题的能力不需要终身保持，尽管从进化史跨度看，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迁频繁而迅猛，但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个人生命期所面临的问题，在其出生的时候都已存在了，所以个体只需在幼年期具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以便将其心智训练和配置成适合其所在生态位即可。而过了青春期，特别是结婚生子之后，通常很快会丧失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对新事物缺乏兴趣，变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在变化缓慢的传统社会，这对多数人并不是缺点，反倒可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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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业革命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新事物、新技术和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个体生命期所经历的世界、生活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所处的信息环境也始终在变化。这就要求个人尽可能地延续其处理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即在成年后继续保持好奇心、学习能力，而事实上人类确实也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巨大潜力，这表明我们的智力发展窗口期具有足够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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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弹性或许可以称为非遗传性的幼态保持，它让我们能够将教育延续到26岁甚至更晚，能在一辈子更换四五个职业而应付自如。让老人在65岁之后还能学会跳舞、打字和QQ聊天，或许正是这种弹性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的智商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在传统社会，由于学习窗口早早就被关闭，多数人在中年之前就已经变得僵硬封闭无法开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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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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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怀疑智力能否被度量，或这样的度量是否有意义，但大量研究表明，智力度量确实是有意义的：首先，通常被归入智力的各项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即，一个人若在其中几方面表现出色，那他就有较高概率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色；其次，智商测试确实是这些能力的有效度量，即一个人若智商得分较高，就有较高概率在单一智力项目上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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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智商是预测个人职业成就和收入的很好指标，而且智力也是两性择偶标准的重要指标，在各项考虑因素中至少被排在前三位，这说明人们懂得如何通过某些线索评估异性的智力。尽管他们未必说得清楚自己是怎么评估的，但既然这些线索能被观察到，那么细致的科学研究总是有可能将它们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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